第3章 “四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思想脉络(3)

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2]

“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重大统领和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四个全面”的形成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具有历史必然性。

1.时代背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应该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走出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的集体亮相，就选择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这一举动很有象征意义，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复兴在新一届领导集体心目中的分量。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战乱不已，民生涂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背景下，有很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回答和阐明。“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满足了我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提出了“三个30年”的观点。他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30年，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30年，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都属于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规划第三个30年，开始进入后邓小平时代。郑永年的这个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肩上的重大历史责任。“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确实在考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比如，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管长远的。在这个意义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对实现建国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是管用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指引。

2.理论渊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理论渊源，都是从一定的理论前提出发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每一个“全面”都可以从老祖宗那里找到源头。比如，小康社会的概念，最早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提出来的。但更应该看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一整套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系统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2013年1月5日，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深刻阐明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的曲折历史，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强调要通过学习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到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10年，他曾在《求是》发表了《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分别就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本、不忘根，不忘老祖宗。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都贯穿了一条红线，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贯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实事求是精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概括出中国的特点：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复杂事物，强调在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变。这就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牵住了中国发展的“牛鼻子”。他指出：“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统筹兼顾、“弹钢琴”的这些重要论述，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治党治国治军、国防内政外交各方面都有新思路、新举措和新要求，特别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有很多新突破。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同时，“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又突破陈规，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论断，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发展和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3.实践基础：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特点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来自于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正是这样的理论，它来源于实践，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成为实践的理论指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我国已经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公认的比较成功的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只有三个国家，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韩国、一个爱尔兰。但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大国。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长期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有很多事要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具体来说，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和过去相比，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表现出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特点。面对新问题，也就意味着我们过去办法已经越来越不管用，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那么怎么办？我们要顺应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这就需要有新的思想理论的指导。

基于这个现实判断，“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很有针对性。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解决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利益固化的问题；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解决治理方式不相适应、人治色彩很浓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解决“四风”泛滥、腐败形势复杂严峻的问题。由此可见，清醒认识和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直接原因。

4.个人条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他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他在讲话中广泛引用诸子百家经典。另一方面，他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有机运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国际关系等各领域。2015年2月，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出版了《习近平用典》一书，全书由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修身篇、笃行篇、劝学篇、任贤篇、天下篇、廉政篇、信念篇、创新篇、法治篇、辩证篇共13个篇章组成。内容包含了时间跨度长达27年的习近平著述及重要讲话、文章。这里，举两个例子，能够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和运用。比如，他用“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要求领导干部要敬民爱民；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警示领导干部要做到喜不忘忧、未雨绸缪。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他出身革命家庭，决定了对党有着天然的深厚的感情。从他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父亲、对党的感情。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父亲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88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然而，习近平时任福建省省长，不是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习近平在信中深情地写道，他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他希望继承和吸取父亲的宝贵和高尚品质。一是学父亲做人。二是学父亲做事。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信的最后说，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投身于服务人民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从而使他的讲话、文章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智慧，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他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这能够保证我们党不变色、我们的江山不变色。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三、“四个全面”提出的根本依据[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提出和形成的“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既是党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历史性把握，也是把执政党先进性建设落实到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上的实践性提升，更是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庄严性承诺，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和运用的理性升华，彰显着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因此说，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充满自信的战略选择，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治国理政科学化的理性选择。

“四个全面”作为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研究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实际问题中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之所以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就在于其敏锐地把握新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的产物，根植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反映着坚持中国道路的最新进展，因而能够满足以新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需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具体就是“三个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