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文风
问：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们注意到今年春节一过，在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就罕见地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您的《文章大家毛泽东》，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您认为现在研究毛泽东的文风有什么特殊意义？
答：先要说明一点，毛泽东是伟人，是政治领袖。今天我们纪念他、研究他的文风，是针对现在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该怎样写文章。
从来的纪念都是对历史的盘点和对未来的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积累下不少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党风、文风更是倒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由得会想起过去，反思党史。以史为镜这也是正常思维，正常逻辑。毛泽东也说过：“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所以重提毛泽东的文风，研究它、学习它，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党风、文风及领袖之风的批评和呼唤。
问：您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及毛泽东的文风。您认为，毛泽东的文风有哪些特点？
答：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他的文风正如他的事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抽取某个侧面。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文章的气势、思想、知识和语言。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领袖的素质，是民众对领导人的期待。
第一个特点是有气势，有革命家的气势——理直气壮，舍我其谁。
领袖是什么？是领头羊，是旗手，是灯塔，是大丈夫。当领袖先得有一种“丈夫立世，独对八荒”的英雄气概。凡读过毛文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的气势。
请看他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真是气贯长虹，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这一段文字由周恩来手书，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两个伟人的作品，文章、书法都是一绝。可谓中国最大的一块“双绝碑”。中国人民真为他们的第一代领袖自豪。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至今已十二任领袖，毛是第六任，毛之前中国革命无此气象，毛之后事业的气象倒是大了，但领导人说话的底气却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对外方面。人民不满意，就怀旧，怀念毛、邓。
毛文的这种气势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这是由理想、意志、学识和性格决定的。现在知道的他最早的上小学时的一首诗《咏青蛙》，就气度不凡：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他在青年时期办《湘江评论》，面对风雨如磐的黑暗世界就喊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讲：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革命取得胜利时他讲：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届政协会祝词）
他是一生英雄，绝不服软，绝不示弱，文章和讲话始终充满硬气、正气和王者之气。
第二个特点是有思想，有思想家的高度——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领袖是什么？是思想家，他要用他的思想来统一队伍，率领民众改造世界。人们读领导人的文章不是读小说，也不是来听他说空话，是要获得思想，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思想，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解渴。给我们一点思想吧，这是人民对一个领袖的起码要求。
毛泽东文章中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的战略思想。毛在各革命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持久战战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政权之初的“两个务必”，反贪廉政。还有一系列的建党、建军思想。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文章中。
二是具体的思想。他在谈每一个具体的、个性的问题时，却能归纳出本质的、共性的哲理。这就是领袖，政治领袖，思想领袖。所以毛文总是那样耐读、有味，并让人永远地记住。
他在《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被人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苏联访问，一场临时的接见他就讲出这样的至理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可知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的话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有学者式的积累，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必须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二战后以色列建国，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坚决不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
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我们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只是要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三百四十二条。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也是只为从“颂”字引出下文。
第四个特点是个性的语言。是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俗、幽默。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要会说话。因为你要表达，要动员。古今中外甚至有残疾的人都可当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没有一个哑巴能当领袖。语言是领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张脸。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且是完美地结合。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一下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一看，“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词，我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回家就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始并不为学政治，是为欣赏语言，读文学。沿着山花烂漫的曲径小路，一步一步直到政治大山的深处。
我们先看他典雅的一面。
这是他早期的一段典雅的文字，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
《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郦道元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
这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祭黄帝陵》的开头几句：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毛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我们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的典雅。
再看他通俗的一面。这一段文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这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再看一段通俗、典雅并重，严肃、大气的文字：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而最难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就是用轻松漂亮的姿态完成高难动作。如足球的倒钩射门，篮球的背投。政论文中的幽默就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清艰深的政治道理。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毛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问：毛泽东无论写诗词、写新闻稿、写报告，都能做到笔走游龙，游刃有余。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诀吗？
答：其实不是什么秘诀，是规律，是大白话。如果算是秘诀的话，主要有三条。一是多读书；二是不脱离实践；三是不偷懒，亲自写。
先说毛泽东的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马克思什么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毛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延安买书。解放后他出差，随身的行李首先是一个大的木头书箱。他的住处名菊香书屋，藏书九万册。他睡一个大木床，有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长年伴书而眠。而且为了方便看书，有两个床腿还垫高一拳头，床面左右倾斜。晚年眼睛失明，就专从北大请一个教师来给他读书。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十年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七小时。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量笔记、批注。
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
毛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只《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就引用了成语、典故三百四十二条。
第二个秘诀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从建党到建国，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
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马恩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切地接触。这大大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秘诀是亲自动手。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亲自动手。他在1948年草拟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文、论文、新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四百零八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个岁月。
读书、革命、写作，这是毛泽东三位一体的人生。
问：党中央提出号召端正党风、文风的《八条》后，您很快出版了《文风四谈》，短短数月已再版三次。在书中你对“假、大、空、媚”的文风提出尖锐批评。并且，其中专有一章是《回看来路，想起毛、邓》。您认为，今天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学习做文？
答：第一条，要学做文，先学做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现在的问题是上下假风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是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复好传统，先破这个“假”字。
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
现在干部队伍中作秀成风。没有学问，装学问，让秘书查典故写稿子，讲话背稿子，急着在报上发文章、出书、写传记、编日记、图虚名。这样何谈写文章，更不可能写出毛泽东式的文章。毛泽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不作秀，不装，不假。他在八大开幕词中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获得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说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个年轻人，我的秘书田家英写的稿。
第二条是去读书。前面我说过，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是一个读书人。我们一些干部本来没有读多少书，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干部或高级干部，得了便宜也不知道赶快去读书补补课，自以为学问也同步见长。还是腹中空空，拿什么来写大文章？读书是获得精神营养，就像吃饭一样，别人不能代替。读书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当官的一部分。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
第三条是亲自动手。如毛泽东要求的不要秘书代劳。特别是署名文章一定要自己写。如果不会写就不要写。现在问题是不少干部，不写文章，却争署名，要留名。抢着发文章，争版面，托人送稿子，出书。朱镕基出版他的《讲话实录》时特别声明秘书代写的一篇不收。
当然还有许多，但能先从这三条做起，就很不容易了。就会大有起色。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您曾提到，“民族复兴离不开文风复兴”。您为何将文风复兴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定位得如此重要？您认为我们当下该如何实现文风的复兴？
答：我在《文风四谈》中曾说：“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政而发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中。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而且是从根子上出了大问题，就像我们看到远处的树林上冒出青烟时，那片林子已经着火了。”
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现在我们要民族复兴，先要复兴好的文风，好风凭借力，再用这好风去推动社会改革。
文风是党风、政风的表现，但它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影响党风、政风。所以政治改革必先改文风。
如何实现文风复兴？两条，一是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领导带头。中央讲要刹吃喝风，立即就刹住了。说明并不难，但要真抓，还要上面带头。比如当年毛泽东就真抓。说“党八股”是又长又臭的裹脚布，是个瘪三，瘦得难看。多次下发文件，要领导干部亲自写公文，痛批坏文章，毫不留情面。一次他看了一些会议文件不满意，大怒。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这样严厉地要求下，对坏文风可以说是“露头就打”，未能有太大的泛滥。而现在坏文风已是沧海横流了，如果毛泽东在世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现在必须认真对待，就是拿出百倍的力气，也许才能收十分之一的效果。不能掉以轻心。这也是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