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开盛世天朝 唐太宗(3)

东晋政权是以北方大族为主体，联合南方大族共同执政的政权。在东晋政权的保护之下，门阀势力达到鼎盛，门阀制度则更为巩固。南朝时期士族地主衰败，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却逐渐上升。在中央政权中，寒族地主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与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便是重订士族门阀，目的是让鲜卑贵族门阀化，使他们和汉族士族处于同等地位。北魏末年，汉化的鲜卑士族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隋政权建立之后，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关陇贵族手中，隋文帝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

隋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这标志着士族特权制度化的终结，但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崩溃并不等于士族的彻底消失。及至唐朝初年，士族虽已失去优势地位，却仍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唐朝初年的实际政务处理中，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唐朝建国之后，入主关中，所面临的东部形势是复杂的。那里不仅是山东士族的根据地，而且也是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区。要想对山东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任用山东士族去解决山东问题。因此，山东士族在唐高祖时期的中央政府中便占据一定的地位。之后，山东庶族地主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一种对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唐太宗即位后，在重用的大臣中，山东庶族出身的人数占有很大的比例。唐太宗时期的二十八位宰相中，除唐高祖时的旧相外，唐太宗自己任用了二十二人，其中山东人占了一半，他们是：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勣、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等，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庶族。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关陇贵族，包括李唐皇室在内，虽然在政治上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就其社会地位而论，还不足以与山东旧贵族相抗衡。

山东与江南士族的文化底蕴较之李唐家族要高出很多，那时看重的是文化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他们仍然不被文化显族所重视（这种情形直到唐末也没有改变过来）。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配来体现的。婚姻问题，在封建社会里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士族制度的鼎盛时期，婚姻与官宦不仅是高门士族的大事，也是区别士族与庶族、高门与寒门的重要标志。山东旧族就以“尚婚娅”而著名，这种婚姻主要是在旧族之间相互进行。他们以自己的旧门第而自觉高人一等，甚至在通婚上并不把李唐皇室放在眼中，山东士族靠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吸引了李唐王朝的“新官之辈”与之通婚。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不仅对山东旧士族崔、卢、李、郑大加贬斥，对唐朝的新官之辈出高价向山东旧族买婚姻的做法也感到异常气愤。李唐新贵们虽然位居高官，有很大的政治权势，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如此之低，在婚姻问题上还要向旧士族屈膝低头，这无疑是对李氏家族的极大讽刺。这种状况是唐太宗李世民所不能容忍的。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便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人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撰写《氏族志》。

唐太宗对修订《氏族志》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刊正姓氏。即“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唐初，旧士族及新官之辈在政治上已发生了升降、浮沉的变化，使谱牒交错纷杂，因而，“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就成为修订《氏族志》的起始工作。“剪其浮华，定其真伪”是“刊正姓氏”的内容之一。唐太宗责令全国各地的士族要进献谱牒。为抬高自己家的地位，难免有冒牌士族乘机伪造假谱牒。为了剔除这些假冒货，就要普遍搜集全国谱牒，真的留存下来，假的便要将其废黜。这样做，实际上是对魏晋以来的士族地主的门阀地位给予了承认，剔除其伪，就是为了防止混淆士、庶，保持士族之间的婚姻及其血统的纯正，也充分反映了唐太宗本人也有着森严的士、庶等级观念。第二，“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所谓“忠贤”“悖逆”是一条政治标准，主要是看其对李氏政权的态度来断定。如果说“刊正姓氏”是从历史的角度考辨氏族，那么“褒忠黜逆”则是着眼于现实。综合这两条，贞观氏族志的编定，其基本目的就是重新编定封建等级，建立起一个忠于李唐政权的新统治集团。

修订《氏族志》的真实目的是“欲崇树今朝冠冕”，而“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则是修订氏族志的基本原则。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氏族志》一百卷，“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共293姓，1651家，颁于天下，并藏为永久性文件。唐太宗时期修撰的《氏族志》的最大特点是，只承认和保护当朝权贵。这同北魏孝文帝定族姓有所不同，北魏既承认当时的权贵，也承认过去的“膏粱”“华腴”，只要父祖曾为高官即可列入士族。还有一点不同，北魏以来，只要列入士族者，就可以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可以因门第之高而得到高贵的官职；而唐却不能够依门第而入仕，虽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因门荫入仕，但却不能世袭，这就取消了旧族世代享有高官厚禄的特权。同时，唐代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官品为本，各级品官都可以享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但官品的高低不同，所享有的特权也不同。由此可见，没有官职，仅靠门第是不会获得政治、经济特权的。

唐太宗定族姓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抑制山东旧士族，倒不如说是为了抬高当朝特权阶层的社会地位。他扩大了士族的范围，有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也由此而进入士流，更进一步地使山东旧士族贬值。《氏族志》把崔民干列为第三等，这实际上是对旧士族的一种妥协。唐太宗抑制山东旧士族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唐太宗意欲修订氏族志来改变山东旧士族的卖婚陋习，这种通过政权手段来干预几百年来由旧士族延续下来的社会传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山东旧士族仍然是高贵的，有些新官之辈，虽已名列《氏族志》之中，却依然羡慕旧士族的社会地位，而且把能与旧族联姻当成一种荣耀。如房玄龄、魏徵、李勣等都与旧士族取得了婚姻上的联系。这些旧士族也就“故望不减”，甚至在唐高宗之后，山东旧士族仍然有较深的社会影响。不过，李唐家族的地位通过修志这一举措而有了极大提高。

5.贞观之治：得民心者得以稳坐高位

在某种意义上，皇帝应该是百姓的代言人。皇帝只有为百姓办事，才具备做百姓代言人的资格，百姓也才会拥戴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可谓是一个明君，他借鉴了历史，为百姓办事，所以才坐稳了皇帝宝座。

唐太宗李世民清楚地认识到，体恤黎民百姓的疾苦是使天下安定的根本。他即位后就主张偃武修文、节制贪欲和轻徭薄赋。以文治国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实现李氏王朝的长治久安。唐太宗即位第二年改元贞观，在他统治下的23年中，中国呈现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刚即位时，由于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国家经济萧条、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不起风浪的袭击，然而，只要统治者的政策恰当，小农经济也是很容易复苏的。唐朝的社会经济逐步走上复苏的道路，不能不说与唐太宗所主张的“不夺农时”有极大关联，唐太宗的惠农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的衣食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实现了“安人宁国”的政治愿望。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增加劳动力，唐太宗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释放宫女，前后两次共释放五千人左右，妇人被放出宫去嫁人生子，不但能节省政府的费用，减轻百姓的负担，而且也适合人的本性；二是赎回外流至突厥等塞外的人口，一共200万人；三是鼓励结婚生育，贞观初年，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结婚，以繁衍人口，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增加到380万户，比唐高祖时增加了180万户。

唐太宗李世民极力提倡戒奢崇简，并能够以身作则。他即位以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造的，早已破旧。一般情况下，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因此，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唐太宗的名臣魏徵为官一生，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发展生产、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积极地推行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位期间，前后十三次减免农民赋役。为了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他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大丰收，粮价由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社会秩序迅速安定，看不见以往成群结队的灾民，人民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社会发展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终于在天下大乱之后达到了大治，成为被历代称道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做到了“百业待兴废，唯有民生重”，他爱恤百姓、体察民情。他时刻以隋朝灭亡的历史作为自己执政的反面教材，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告诫自己“皇帝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也能够把船打翻”的道理。唐太宗李世民顾及民生，使民心不失，得民心者得天下，从而得以稳坐皇位。

6.贬佛抑道崇儒：因势利导，为我所用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笼络百姓民心之外，还借用儒学来教化百姓，可谓煞费苦心！

道教在唐代以前虽然也盛行，但其势力一直赶不上佛教。武德三年（620年），有一晋州人向李渊报告说，他在浮山县羊角山见到一位白衣老者，老者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听到此言，李渊顺水推舟，利用道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宣称老子为唐先祖，遣使去往羊角山立庙致祭，并将浮山县改为神山县。武德七年十月，李渊又到了终南山拜谒老子庙。次年，又亲往国子监宣布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最后。但道、佛二教盛行造成了社会弊端：寺院道观占据了大量土地，聚敛了大量财富，许多人为了逃避赋徭，纷纷出家当和尚或者道士；上层僧侣、道士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与内宫和大官僚们广泛交结，肆意活动；他们为造寺院道观，刻像写经，更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一些有识之士都纷纷呼吁要求革除这一弊端。

唐太宗李世民与唐高祖李渊对于道教的看法一脉相承，他也将老子尊为唐皇室先祖，将道教地位摆在佛教之上。他曾说：“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唐太宗重复了唐高祖的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借此抬高李唐皇室的家世；一方面借机抑制佛教势力。但实际上，在他看来道教与佛教都是一样的，如果放任其发展起来，都不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心目中，需要效法的既不是佛、道，也不全是黄老无为之术，而是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