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开盛世天朝 唐太宗(2)

2.文官武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都需要大批人才。唐太宗“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使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广泛，统治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为盛世“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这一点使李氏家族的政权从根本上得到了巩固。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后，需要拨乱反正，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急需大批优秀人才共同治理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以宽阔的胸怀、过人的气魄和胆识，即位后知人善任，选择、提拔和破格任用了各类人才为李唐王朝服务。所入选的有识之士，大都发挥了他们的智慧，对唐初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与唐太宗一同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唐太宗征战南北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他作为秦王时府上的那些旧属，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自然还要依靠这些力量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因此，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秦王幕僚占有一定的数量。但如果他还完全依赖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势必会影响新政权的安定和巩固。为此，处理好各方面的问题，成为李世民能否稳定和巩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关键。

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兵变中虽然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势力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山东地区，他们有着较强的势力，这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东宫集团的党羽及其武装力量，也有逃散在长安周围四处活动的。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并抄没他们的家。于是，秦王府中有许多人四处搜寻东宫集团的成员和兵将，争相捕杀邀功，这使东宫集团的人惶惶不安。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提醒下，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采取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消除了东宫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李世民一方面下令禁止秦王府人员滥捕滥杀，一方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是李建成、李元吉两个人，其余的人一律不予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起到了很大的安抚效果。唐太宗李世民公开提出，东宫旧属是在为主子效命，都是忠义之士，并当众释放了散亡在长安附近的东宫兵勇。看到李世民如此宽大处理，很多人放下武器主动向朝廷投诚，有些人则躲起来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长安附近的隐患随之迅速消除。玄武门兵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唐太宗李世民的有数百人，都被他引置左右为近侍，此举深得舆论的赞扬。他们中最杰出的人才如王珪、魏徵、韦挺等，后来都成为了唐太宗时期的枢要大臣。由于唐太宗的宽宏大量、真诚信任，魏徵尽心竭力，敢犯龙颜，坦荡直言，成为贞观时期最有作为的大臣之一。唐太宗选拔人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他都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原秦王府有些旧属，对唐太宗的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做法并不理解。

如何处理武德时朝廷的宰相，特别是支持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大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李世民亲政以后，要实施自己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和使用武德时期的宰相们——唐高祖李渊统治的中枢核心集团，他们协助李渊进行最高的决策，并将其施政方针推行到全国。唐太宗必须对这个集团进行调整和改造，逐步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核心集团。调整中枢核心集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玄武门兵变刚刚结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刚刚平息，如果将旧臣大批裁掉，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恐怕会引起政局的动荡，因此必须采取逐步解决的方法。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时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枢机构的重要性，李世民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并任魏徵为詹事主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的太子官属。这套班子以原来秦王府属为主要成员，也任用了原东宫集团的人物，如魏徵。当时，唐高祖李渊已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也就是说李世民已经掌握了军国大政的实际权力，那么此时的太子官实际上就成了李世民处理军国政务的决策集团。组建这个决策层就成为李世民整顿和改造唐高祖李渊中枢核心集团的第一步。身为太子的李世民于七月初加紧了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七月六日以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罢免杨恭仁相位。七月七日又以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裴寂仍为尚书左仆射加司空；陈叔达仍为侍中。

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构成通过对中枢机构人员进行调整后，形成了有别于唐高祖时期的特色，贞观时期的宰相班子与武德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高祖李渊的门第观念很重，他看不起布衣出身的朝臣，深为自己的贵族出身而得意。因此，唐高祖时期中枢层的人员基本上都出身于关陇贵族。比如裴寂、裴矩、萧瑀、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窦威、窦抗、宇文士及等，只有刘文静一人出身庶族。唐太宗李世民虽然也有门第观念，但他在青少年时期便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又经历过长期的战争，这使他接触并熟悉了下层社会且善于与各种人物交往，于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才。这些杰出人才，既有士族出身的也有庶族出身的，如房玄龄、魏徵等为庶族出身，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为士族出身。李世民所营造的这样一个中枢班子，能够广泛地团结地主阶级等各个阶层，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唐太宗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只要有才干为其所用者，他都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张玄素原出身于流外小官刑曹令史，被唐太宗任为太子左庶子等要职。张亮出身农家，贞观时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官吏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虽是有功之臣，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因此，他处处留心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就会破格提拔重用。而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则加以严厉批评。唐太宗用人在地域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关中思想”。本来，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不能不受西魏以来“关中本位”思想的影响，但整个贞观时期居相位者25人，不是关陇出身的共18人，占总数7/10还要多。其中，山东的寒族地主出身的人占多数，如魏徵、戴胄、侯君集、马周、张亮、李世勋等，他们多数卷入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在山东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对这一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政治上富于革新精神，敢于当面指出和纠正唐太宗的错误。江南地区的寒族地主，如刘洎、褚遂良等，也是敢于直谏廷诤的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坐拥天下，作为一个优秀的帝王，他深谙用人之道。他知道，想要管理好国家，安抚好百姓，不是要亲自去做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将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他发挥作用。这便是领导者之道，李世民正是把握了这一点，才有了被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的出现。

3.吏制改革：集思广益，避免专权

唐太宗借鉴历史，对吏制进行改革，他采取了集思广益的方法，不但避免了权臣专权的现象，而且有利于加强皇权，更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唐朝建立之后，唐高祖李渊便在隋制的基础上使各项制度得到发展，到了贞观时期，政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方面，更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改善了国家机器的职能，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皇权。

唐承隋制，中央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尚书省主管行政，长官称尚书令，总领百官，仪刑端揆；下统六尚书，凡庶务，都聚在一起商议决定，设左、右仆射一人，是尚书令的副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不是决策机构，但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中书省掌军国政令，辅佐皇帝而执大政；长官称中书令，下设中书侍郎，是中书令的副职。门下省，掌管出纳王命，总典吏职，辅佐皇帝而统大政；长官为侍中，门下侍郎，是侍中的副职。唐朝初年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在这其中又以尚书令的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唐太宗时期，三省长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唐太宗起用一些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来参与朝政，不常设，人数也不做限制，名目也没有统一，也没有形成制度。此后，以其他官职任宰相的名称逐渐趋于一致。贞观八年（634年），任尚书仆射的李靖因病辞职，唐太宗下诏令命李靖病情如果稍有好转，就两三日到“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隔两三日去中书门下执行宰相职权，参与朝政决策。“平章事”的名字从这里就叫开了。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诏令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中书令、侍中官居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说与中书令侍中一样参与朝政。“同三品”之名也因此而叫开了。之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成为用其他官职任宰相的固定名称了。唐太宗采取这样的措施委任朝官有三点好处：第一，原有三省长官的人数有限，以各种名目增多了参政决策的人数以后，在议政时可以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第二，任用一些品位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一起决策，这些人地位低，势力弱，便于驾驭和控制，既有利于任，也有利于罢；第三，参与决策的人员增加，使宰相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制约，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权臣专权的现象，有利于加强皇权。

随着唐太宗这一任官措施的实施，尚书以及左、右仆射的独尊地位自贞观末年起便开始动摇。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改革了许多制度。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执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抒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能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皇帝独断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有利于李氏家族统治地位的稳固。

唐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尤其重视德才兼备。他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唐太宗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他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唐太宗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迁和赏罚。同时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唐太宗通过对吏制的改革，使朝政清明，国事顺利，这些都有利于政令上传下达的贯彻执行。吏制清廉，百姓安居乐业，李唐江山出现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盛世景象。

4.修《氏族志》：综观天下，唯李氏独尊

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统治，李世民竭力为提高自己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动脑筋，煞费苦心地去修了一部《氏族志》！

李唐王朝的建立依靠关陇贵族为骨干力量，同时也得到了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部分庶族地主力量的支持。贞观初年，随着对各地大规模军事征服的结束，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以及政治统治逐步走上正轨，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唐太宗采取修订《氏族志》的措施，以加强其统治力度及提高朝中新贵的社会地位。《氏族志》的修订方针不拘泥于以往历朝的贵族特权，而是“崇重今朝冠冕”。这样一来，原有士族地主作为贵族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而庶族出身位及高官的人，则可以谱中有名，并能够与过去的高门著姓在谱中平起平坐，由此，带来了士、庶阶层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变革，引起了门第观念的变化。唐律规定五品之家，可以终身免除徭役，五品以上官员才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所以原有的门阀贵族要想取得种种特权，都要通过科举制度入仕这条道路。

氏族就是士族，即通常意义上的贵族。唐朝初年，社会上所认定的士族都是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士族。东汉时期豪强大地主随着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逐渐加强，被称作士族。东汉后期，门第成为做官的先决条件，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累世公卿的局面。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从国家法律上确立了士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世袭特权，这标志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随着这个集团的形成，地主阶级内部的财产及权力的再次分配，都以门第为主要标准。门阀士族地主以外的地主称为庶族、寒门，士族与寒门之间不仅政治地位不同，社会地位也是非常悬殊的。他们之间不仅不通婚，生活习俗也有严格限制。士族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防止门第混淆，特别重视谱学。这样一来，谱学便成为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的附属品和反光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