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的门罗

我们常走佐治亚州的78号公路。每次去看朋友弗兰西斯，总要走这一段。路边一个小镇的牌子让我们很留意。它在我们即将离开78号公路的前一个出口，看到它就知道快要拐下去了，等于是个预告。再有，小镇的名字在中译时还很有趣，你可以翻作“门罗”，那是一个著名美国总统的名字，也可以翻作“梦露”，那是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名字。在英语里，就都是它，“Monroe”。

一、门罗的一个集会

进了镇，看了标志牌才知道，这个小镇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门罗总统的时代建立的。所以，随着当任总统的名字叫了门罗。

门罗镇在亚特兰大以东四十英里，带我们早春时分来到小镇的，竟是一个六十年前的谋杀案。1946年7月25日，在门罗镇附近一个叫做摩尔滩（Moore's Ford）的河滩边，一群白人KKK暴徒，私刑谋杀了四个黑人。

2005年4月2日，是个星期六。前一天从广播中听到，今天上午门罗的黑人教堂有个“摩尔滩事件”的纪念集会，随后游行去摩尔滩，在那里有一个追思仪式。早晨起来，是个初春特有的大风天，屋前的竹林全都弯着腰。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决定要去，现在听着把房子吹得嘎嘎直响的大风，我们还是上了车。

网上有个非营利性组织“摩尔滩纪念协会”的网站。作为专题网站，它对事件本身的介绍实在太简要，一共十来句话，没有任何细节。

在车上，我们聊着说，也难怪，六十年前的事情了，细节自然都消失了。再说，我们以前熟悉的几个KKK谋杀案，都是发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潮中。当时，全美国都高度亢奋，注视着转折关口中的几个南方州。出一点事，就是国家级大案。而这个案子发生得实在太早，又是在偏远的南方小镇。默默无闻，想来也可以理解。

网站上没有死难者照片，却有一个白人小孩。照片的注解是，他是目睹惨案发生的证人。小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这孩子笑得很甜，目光单纯。他的名字很好记：克林顿·亚当斯。

我们特地早一些去，先在小镇上走走。虽然是大风天，可是很晴朗。在阵风的间隙，阳光下的门罗非常温馨。土里土气的小店铺一家接一家，密密地排在一起，还是传统的形式。看来，小镇还没有被现代化的连锁商场击溃，两百年的文化积淀还在那里。我们一向很喜欢逛小镇，走在小街上，闲闲地看，总是让自己很放松。

可是没过多久，在那个黑人教堂的集会上我们才知道，很多年来，小镇曾经在轻松外表下，藏着很深的凶险。

在集会上主讲的，是个黑人州议员。他戴着眼镜，演讲很能够吸引听众。我注意到，很特别的是，他的胸前戴了一枚马丁·路德·金的像章。他讲述了自己的门罗故事。六十年代，他还是个年轻的民权运动者。有一次他到门罗来活动，当地接待他的一个黑人对他说，以后你要来这个小镇，先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多去些人，去半路接你。接着告诉他，二十年前，这里有过一个“摩尔滩事件”。在黑人社区，恐惧还隐隐地留在那里。那个黑人对他说，我们不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牺牲品。

这是那个州议员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虽然事隔二十年，他站在门罗的土地上，还是很受惊。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在一些KKK活动猖獗的地区，他这样的活动者，处境可能突然变得很危险。

他还介绍说，直到1981年，门罗的黑人争取民权的游行，还有过和一些KKK成员对峙的情况，场面非常紧张。他指指坐在我们旁边一个叫做鲍伯的黑人说，当时鲍伯被KKK绑架了六小时，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基本上是一个黑人的聚会。也来了不少白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记者。州议员谈到，他们一直在收集证据，他说，我们还缺少许多细节。接着，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在这时，坐在我们后面两排的一个白人妇女举起手来说，我父亲作了口述记录，回忆他目击的“摩尔滩事件”。你提到的这些细节，里面都有。

州议员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说：“克林顿·亚当斯。”

“那个小孩！”我忍不住轻轻叫出声来。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甜甜的、目光单纯的白人孩子。

那妇女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亚当斯的大女儿，叫辛迪。她住在佛罗里达，晚上开了一夜的车，就是为了赶来支持这个集会，也为了看看“摩尔滩”。她指着身边的一个老年妇女说，这是我父亲的姐姐。

在游行中，亚当斯的姐姐坐车，我们一直和辛迪走在一起，好奇地问东问西。

二、六十年前的门罗

我们被亚当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的门罗故事，把我们带往美国南方更深的底层。

克林顿·亚当斯生长在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1946年，他整整十岁。

那个时候，美国南方的贫困农民，甚至比殖民时代更没有出路。因为在殖民时代，甚至在建国初期，地多人少，移民都可以无偿分配到土地。可是，在1946年，耕地的兼并已经基本完成。一些人因种种原因，卖掉土地，变得赤贫，另一些农庄主富裕起来。南方出现了大量没有自己住所的流动佃农，有黑人，也有白人。那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早已经开始，可是，对穷人施行福利的政策，还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在逐步推行中的政策，远远没有抵达真正贫困的农村底层。在联邦制的美国，当时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小，各地的差距非常大。

亚当斯家这样的南方白人民众，和黑人一起干活，和黑人做邻居，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和友谊。1946年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黑人乔治参军在澳洲和北非服役了五年，刚刚荣誉退役。亚当斯一向喜欢乔治，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乔治退役回家的路上，是亚当斯伴他一起回家的。乔治在路上好欢喜，告诉亚当斯，他能为国家效忠，感到很骄傲。

亚当斯的父亲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永远也挣不够养家的钱。在亚当斯周围，穷人比比皆是。亚当斯的好朋友艾默生，也是家徒四壁。艾默生的父亲脾气暴躁，一发脾气就把他打个半死。他们这样十岁的孩子，都得干活，只能抽空上学。结果断断续续，连认字都没有学会。

就在那年冬天，1946年2月的一个晚上，亚当斯的父亲对生活完全厌倦和绝望，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听到绝望的尖叫声，第一个跑来帮忙的，就是黑人邻居乔治·多尔西。在这段日子里，乔治给了他们很多帮助，一家人才渐渐渡过难关。此后，亚当斯和姐姐，都必须挑起生活的重担，“像骡子一样地干活”。

1946年7月25日，亚当斯和艾默生，准备一起去摩尔滩放牛。

前几天，附近出了件事。黑人罗杰听说一个白人农夫和他的妻子有染，两人大吵起来，罗杰在盛怒中用口袋里的小刀刺伤了对方，被警察抓走，在监狱里候审。就在亚当斯、艾默生向河边走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城里，庄园主哈里逊借口地里要人干活，付了六百美元，为罗杰办了取保候审。罗杰是乔治的妹夫，哈里逊去监狱前，特地叫上了乔治夫妇俩和乔治的妹妹，要他们一起去。

两个孩子亚当斯和艾默生牵着牛，终于来到摩尔滩。这是阿巴拉契河的河滩。这条河是门罗镇所属的沃尔顿县和邻县的界河。它是这个行政区的边缘。就是在今天，通往摩尔滩的小路还是很冷僻，路的两边有了一些零星的大宅子，一家一家却相距很远，看得出都是近年新盖的。在游行去那里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也没见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至于摩尔滩，今天还是个不见人烟的地方。可以想见六十年前这里是多么荒僻。

将近黄昏，孩子们要回家了。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车子开来，车上发出几乎不像是人声的惨叫。两个孩子吓得本能地趴在草丛中，让高高的草丛盖住自己。亚当斯看到的情景，令他伤心欲绝。一群KKK，大约有十几个人，绑架了他的黑人好朋友乔治·多尔西。旁边还有他的妻子梅、妹妹多萝茜和妹夫罗杰。这些KKK大多是门罗人，亚当斯都认识。他眼睁睁看着四个黑人被捆绑着殴打，最后一个KKK拔出手枪，开枪击倒了他们。然后这些人一哄而上，用手枪和长枪，向四个受害者射出了几百发子弹，凶手中间也有哈里逊。后来验尸时发现，仅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就有六十八个弹孔。令亚当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凶手们的车子旁边，还停着一辆警察的巡道车。

在凶手终于离开之后，他们爬出草丛，战战兢兢地走到现场。亚当斯已经认不出他的好朋友了。鲜血还在汩汩地流淌，他们的脸都已经被打碎。两个孩子又惊又吓，跌跌撞撞地回家。半道上，亚当斯取了自己的马。在他独自回家的路上，他遇到其中一个凶手。那人把自己的拖拉机拦在通往摩尔滩的小路上，阻挡万一过来的车辆。此刻，他是去取回自己的拖拉机。亚当斯和他打了照面。十岁的孩子根本无法掩饰自己一脸的惊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他打招呼，而是像见了魔鬼一样，疯了似的骑马回家找妈妈。

四个死难的黑人：乔治·多尔西（George Dorsey）二十八岁，妻子梅（Mae）二十四岁，妹妹多萝茜（Dorothy）二十岁，妹夫罗杰·麦尔肯（Roger Malcom）二十四岁，多萝茜是孕妇，正怀着七个月的孩子。

虽是南方偏远小镇，可是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事情发生之后，立即震动了全国。这个佐治亚小镇的案件令杜鲁门总统震怒，他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彻查。他希望罪犯被定罪、受到惩罚。

杜鲁门总统出生在一个历史上的蓄奴州，在他生长的环境中，种族主义很普遍，他出生的时候，废奴不过才二十年，而他的长辈们就曾经拥有奴隶。因此历史学家们说，杜鲁门总统假如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也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杜鲁门从当上参议员开始，就表现出对黑人民权的极大关注。他坚决主张和支持“反私刑立法”，反对种族主义。就在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建立了民权委员会，调查全国民权状况尤其是黑人状况。这个委员会后来提交了著名的《1947年民权报告》。也就在“摩尔滩事件”发生的二十三天前，国会刚刚通过了反种族歧视的《1946年民权法》。

可以说，这是后来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的最初起点。可是正因为是起点，在几个极端南方州，捍卫黑人民权的环境还远没有成熟。美国的州是自治的，联邦管不着。

KKK的兴起，是因为南北战争后，南方民众对北方入侵不满。可是，在KKK走向恐怖暴力之后，南方的白人民众也开始反感，他们大多有种族偏见，却并不赞成恐怖活动。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KKK。可是，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人数很少的恐怖组织，也足以威慑一个地区。

经过大规模调查，案子进入了起诉前的“大陪审团阶段”。有个黑人孩子在大陪审团作证说，事发那天，他听见一些人在准备私刑用的绳子，还有说有笑。虽然他只是间接证人，但事后他还是被KKK绑架，打得只剩一口气。稍微恢复过来后，他立即逃往亚特兰大，从此隐姓埋名。

当时参与调查的，还有佐治亚州的州调查局。当时的南方地方官员，和联邦官员很不一样。亚当斯家就在案发地附近，事后不久，一个州调查局的人就和当地警察霍华德，一起来到亚当斯家，问他妈妈有没有听到什么。亚当斯一直在为自己的好朋友乔治不平，他按捺不住，从一边冲过来说：“我知道是谁干的！”接着，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经过。

警察霍华德是亚当斯一家的熟人。年初亚当斯父亲自尽以后，乔治奔去镇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就是霍华德来处理的，他看到亚当斯很伤心，就和他谈了很久安慰他。小男孩感觉他很亲近。这时霍华德默不作声。待亚当斯讲完，他在一边招招手：“孩子，你过来。”

霍华德说的话，亚当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把手放在亚当斯的肩上，对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能够做的，只是把你看见的那几个人抓起来，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伙人都关进监狱。我不能抓的那些人，可能回过来杀了你、你妈妈和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一家处在危险中，现在我要求你，忘记自己看到了什么，永远也不要讲出来。”

恐怖最终阻挡了所有的证人，很可能也阻挡了大陪审团。他们也许和亚当斯一样，并非缺少良知和勇气，可是他们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刑事案件的起诉权归在州一级。联邦只能参与调查，没有起诉的权力。寻求公正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案子到了大陪审团前，却没有被起诉。整个邻近地区，包括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黑人社区从此留在一片深重的恐怖中。在四个受难者的葬礼上，一些亲友不敢出席，来的人都一言不发，不敢对谋杀事件有任何表示。受难者们被匆匆安葬，渐渐地，没有人再记得他们的墓地在哪里。

这就是六十年前的佐治亚州，这就是六十年前的小镇门罗。

三、逃亡的一生

1946年7月25日，在暮色中那个惊恐万状的马背上的十岁孩子，一点没有想到，“摩尔滩事件”将永远改变他的一生。

如此恐怖的童年经验和强烈刺激，使亚当斯开始经常做噩梦，几十年都无法停止。

不仅如此。不久，一个KKK的庄园主来要他们一家成为他的佃户。“只要你们在我这里，我就保证，你们不会因为这小孩子‘看到的事情’出麻烦。”这是他们家得到的第一个威胁。一家人从此在那里辛苦地干，拿很少的钱。妈妈劝他一定要忍，为了那个潜在的危险。亚当斯自己也懂了。不懂也得懂，那些凶手们，他经常都能够在附近碰到。四目相对的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个喜欢亚当斯的黑人拖拉机手，教会了他开拖拉机。几年后亚当斯想，他们应该忘掉他了。他试着离开那家农庄，用他的技术挣更多的钱。可是很快两个当地警察就来找他，转告说，假如他不回去，那个庄园主说了，“不能保证他们一家的安全”。他只好回去。

整整八年过去了，就在亚当斯刚满十八岁的时候，警察霍华德找到他，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你还是参军去吧。就这样，亚当斯参军走了。在外面两年，亚当斯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1956年退役回家后，年轻的亚当斯想，十年来他一直保持了沉默，不管怎么说，那些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把它忘掉算了。那些KKK也不应该为十年前他看到些什么，再找他的麻烦。可是他又错了。

刚刚到家，两个警察就又来找他，对他说，你在附近这么晃着，总是叫一些人感到紧张。你最好还是离开吧。

于是，二十岁的亚当斯离开了门罗。可是，“摩尔滩事件”却没有离开亚当斯。

从此，亚当斯开始了他逃亡的一生。不论他到哪里，总是不久，就会有KKK身份的警告跟来，威胁着要他离开。

离开门罗的那一年，亚当斯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玛约丽。玛约丽刚刚离婚，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辛迪。辛迪对我们说，对她来说，父亲就是亚当斯。“他是多么好的爸爸！”辛迪回忆说，小时候只知道他们家永远在搬家。她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了，妈妈把她推醒。父母匆匆地把能够装上车的东西塞满一车，家里还扔下好多东西，就这么逃一样地离开了。

童年时代的恐怖经验，给亚当斯带来真实的恐惧。亚当斯从小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他曾对自己发誓要守着秘密，他觉得有责任保护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安全，现在他更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辛迪说，妈妈后来告诉她，从一开始她就凭直觉知道，亚当斯有什么“大事”瞒着她。他经常夜半从噩梦中惊醒，惊呼出声。问起来，他总是不肯说。当然，还有他们莫名其妙的频繁搬家。有一次玛约丽忍不住问，我们难道就不能定居下来吗？亚当斯脱口而出说：“只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定不下来。”玛约丽没有再问。最后，在又一次连夜逃亡之后，亚当斯终于把自己的童年故事告诉了妻子。

连辛迪一起，他们有了六个孩子。可是因为不停地流动，哪怕有了一个好工作也保不住。他们就一直是贫穷的。穷得有时候只能住在车子里。可是他们有一个和睦的家，孩子们都是好孩子。也幸亏美国在变化，南方也在变化。至少，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读到高中了。当然，因为始终在迁徙中，孩子们不能有固定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不能和小朋友有稳定的友谊。非常的童年经历，令亚当斯的孩子们深受伤害。

也许别人会想，南方在六十年代以后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KKK已经被民众所唾弃，即使在门罗，KKK也从一个“显文化”，逐渐退出舞台，亚当斯为什么还要逃亡？但作为一个当事人，亚当斯看得很清楚。对于KKK来说，大形势越是明朗，他们被起诉、定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对亚当斯的存在就越不放心。亚当斯一家也就越危险。他心里很明白，他面对的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的残忍，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就这样，几十年来亚当斯的一家先是在本州的各个城市奔走，希望离门罗、离妈妈的家不要太远，后来他们不得不离开佐治亚，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州，不断搬家、不断逃离。

辛迪对我们说：“我们一家也是摩尔滩事件的受害者。只是我们受害的方式不同罢了。”

四、一个人的战争

在如此艰难的人生中，亚当斯从一个孩子变成年轻人、中年人，接近老年。他不仅在做着噩梦，不仅在KKK的逼迫下逃亡，他也在思考虽一年年远去、却跟随了他一生的“摩尔滩事件”。在他刚刚长大的时候，他只想忘却。那是太悲惨的事情，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重负，本能地想卸去负担。可是他忘不了。

他几十年在夜晚的噩梦中煎熬。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后，他开始更深体会到乔治的妈妈突然失去两个孩子、家庭被毁灭的悲惨。亚当斯开始有了成年人的思考。他对正义不能伸张、暴徒没有被绳之以法感到愤怒。他还对妻子说，他始终内疚，觉得自己眼睁睁看着乔治被杀，自己只是躲在一边，什么也没有做。他恨自己怎么如此懦弱，没有站出来阻挡暴行，救下他的大朋友。这种悔恨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妻子安慰他说，你没有责任，你只有十岁。你站出来也一样救不了乔治。可是玛约丽知道，亚当斯在内心里，是一个传统道德观念很强、对自己的品质要求很高的人。回想“摩尔滩事件”，他总是非常自责，总觉得自己见死不救，是生命中的羞耻。

那是一个人内心惊心动魄的战争。亚当斯既感到恐惧，要承担保护家人的责任，又被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感所深深折磨。几十年来，他苦苦挣扎。“摩尔滩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乔治死的时候留下一个两岁孩子，被人远远地领养走了。没有人再重提旧事。除了暴徒们，惨案真正的目击者只有亚当斯和艾默生。

艾默生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艾默生的死讯传来，亚当斯感到分外沉痛，他明白自己是“摩尔滩事件”唯一的历史见证人了。

亚当斯有一次回门罗看妈妈，路过凶手之一哈里逊的家。哈里逊正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亚当斯突然忍不住，决定走过去，作几分钟直接的对话。亚当斯站在哈里逊面前，直直地问道，你们KKK干吗老盯着我？哈里逊冷笑着说，这么些年，难道有谁动了你吗？亚当斯回答说，没有，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你们总是在盯着威胁我。哈里逊接着说，只要继续闭紧你的嘴，就没人会来动你。

就在这一瞬间，亚当斯决定向凶手质问那个始终令他不解的问题，他知道罗杰是在吵架时刺伤了一个白人。“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乔治？！他是我看到过的最善良的人。我父亲死后，他给了我们家那么多帮助。他是个好人！”

这么些年来，以往的凶手们和这个证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奇怪的威胁和被威胁的关系。哈里逊没有想到，亚当斯会面对面地突然对谋杀直接提问。可是，也许这么多年来，他认为已经能够把亚当斯捏在手心里。所以他傲慢地回答说：“他在参军前倒是个还不错的黑鬼。可是，当兵回来以后，他以为自己可以和我们一样了。”

亚当斯扭头就走。他终于证实，乔治死得那么惨——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没有伤害任何人。他被残杀仅仅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多年的伤痛变成愤怒。他觉得他长久的秘密要冲出胸膛。可是想到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危险，他又压下了自己的冲动。

1989年，亚当斯一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多年的逃亡使他身心疲惫。他们带大了六个孩子，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亚当斯没有文化，干的是最吃力的体力活儿。可他总是尽心尽力尽养家的责任。

不幸的是那年11月9日，亚当斯在一场意外的工伤中，失去了一条腿，也失去了劳动能力。失去一条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也是生命的一个转折。亚当斯躺在病床上，伤口慢慢愈合。回想死神擦身而过，他相信，假如当时不是上帝用一双手扶住他的肩膀，他早已经随死神而去了。躺在床上，亚当斯痛定思痛，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自己还不算很老，可是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他问自己，他还有什么事情必须去做？他还亏欠着什么、还有什么令自己这一生深感遗憾？

那时的美国，劳动保险制度已经完善。在养病期间，律师为了争取最大的保险补偿，谈话中问及他的个人历史，追问着一个个问题。他避开“摩尔滩事件”，可是逃亡的一生，就像重新又经历了一遍，改变他人生的那个事件鲜活地出现在他脑子里，久远的记忆在猛烈撞击着他，那种痛苦、不甘、愤怒、悔恨，对正义的渴望，都强烈地纠合在一起，堵在胸口。突然，他明白了，他几十年来埋藏在心底的见证，不可阻挡地要站出来，站到阳光下。

亚当斯最终获得了一笔赔偿。这笔钱足够他不工作也能生活得非常好了。这时他已经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他告诉吃惊的妻子，说他要买房子。有生以来，亚当斯夫妇第一次拥有了一栋自己的房子。在这自己的小屋里，他把妻子和所有的孩子召集到一起。亚当斯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们。

我还记得在大风中，辛迪金色的长发被吹得飞舞起来。在走向摩尔滩的游行队伍里，她给我们讲父亲的故事。讲到这里她笑了，说：“我们全家不停搬家的那些岁月，突然来到我面前。尽管爸爸妈妈一直对我们编造各种搬家的理由，这个时候我看着父亲严肃的脸，仿佛恍然大悟，我对自己说，上帝！爸爸别是个杀了人的逃犯吧！”

接着，辛迪看着远处，站下来，点了一支烟。她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故事。我为这些黑人难过，我愿意支付任何代价，让正义得到伸张。我为那个十岁的小男孩难过，也为他的一生感到难过。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回想我们家的多年经历，我更感到愤怒，这是什么事！杀人犯安安稳稳，我们家却一直在逃亡。

亚当斯告诉全家，他决定公开他的证词。他要走向公众，他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将向联邦调查局和司法机构作证。他不再逃亡，他将站住，回转身来，面对对手。这会给全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他不知道。他必须事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他爱他们，可是他必须站出来，别无选择。

辛迪和他所有的孩子们，都认真地说，爸爸，我们支持你。玛约丽深知亚当斯几十年来对乔治的内疚，此刻她只说了一句：我相信，乔治一定会为你今天的选择感到骄傲！

亚当斯说，在他的内心里，正义和良善终于战胜了对邪恶威胁的恐惧。他觉得上帝终于把他内心中最好的那些东西，引导出来了。

亚当斯终于找回了在“摩尔滩事件”之前的那个自己。那个自然的、心底和目光都一样纯净的男孩。

五、一个人的勇气可以复活历史

亚当斯走进了联邦调查局。

媒体神通广大，很快就透露了联邦调查局可能重新开始调查此案的消息，并且找亚当斯采访。亚当斯在电视台，公开了他所看到的全部“摩尔滩事件”真相。

亚当斯立即受到各种威胁。例如死去的哈里逊有一个儿子，正关在监狱里。他马上从监牢里送出话来：只要出狱，就会来找他算账。亚当斯没有退却。

已经是温暖的春天了。可是，这一天特别冷。我们在冷风中默默行进，来到摩尔滩。河滩上的老桥已经消失，在边上架了一座新桥。站在桥上，辛迪紧紧地拉着她的姑姑，也就是亚当斯的姐姐。看上去，辛迪有些紧张，她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后来，她下到河滩去。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河滩金黄色的茅草中，我们没有跟着下去。我们想，这当是她一个人去体验父亲当年感受的时候。

在桥头，亚当斯的姐姐指着辛迪下去的方向，对我们说，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她和妈妈一起来过这里，遇难者已经被抬走，还一地是血。她捡起一颗被打下来的牙。妈妈吓得让她赶紧扔了。旁边的树上全是弹孔。

亚当斯面对全美国，他不仅为惨案本身作证，他还细细地回忆他记忆中的朋友。亚当斯说，这四个受难者不是四个名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讲述童年的好朋友乔治。他讲到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乔治怎么天天来帮助他妈妈干重活。有一天，乔治帮他们家劈了一大堆柴火，妈妈一定留他吃饭。乔治端了自己的盘子，就跑到外面坐在柴火堆上吃，怎么也劝不进来。十岁的亚当斯和妈妈都深感抱歉，亚当斯一直记到今天。他说，1946年门罗的黑人们，理所当然就认为，他不应该和白人邻居平起平坐，哪怕他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可是出国当兵五年回来的乔治，见过了世界，眼界开阔了。他不自觉地已经和当地的黑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他已经一眼看透那些KKK的愚蠢和傲慢，他的眼神里一定有了那么一点过去没有的自尊。可是，就是为了那么一点不同的感觉，他就被KKK杀死了。他死后，证人受威胁，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亚当斯告诉大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门罗和南方。

亚当斯千方百计，找到并且公布了四个死难者中三个人的照片。乔治的照片大概是从军队的登记中找到的。虽然陈旧的照片已经模模糊糊，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轻的乔治穿着神气的美军军装，开心地笑着。

亚当斯为自己的黑人朋友寻求正义所作出的努力，感动和激励了门罗附近的人们，他们成立了这个“摩尔滩纪念协会”。在摩尔滩附近的路口，他们建立了历史纪念地的说明标志牌。还为四名受难者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那是刻着受难者姓名的石碑和一个安魂的十字架。他们找到了其中三名受难者的墓地，其中包括乔治·多尔西的墓地。

1999年的老兵节，美军为乔治举行了隆重的军人安葬仪式。以纪念这位“二战”老兵。他从战场上回来只有九个月，就被暴徒杀害了。

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潮中，发生了一些著名的谋杀案，都是所谓的“仇恨犯罪”。一些黑人和民权工作者在南方遇害。当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些刑事罪没有能成功起诉。这几年，这些案子在各个州重新开始调查，甚至有一些案子成功地起诉、定罪。虽然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年轻罪犯现在都是老人了。可是在这里，谋杀就是谋杀。杀人是个人行为，任何政治气候的原因，都不能成为个人凌虐、谋杀他人的借口。对谋杀罪的起诉没有时效的限制。

“摩尔滩事件”比一般民权案子都要早二十年，当年的凶手们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证人证据在流失。现在事隔六十年，重新起诉就更为困难，仅仅一个人的目击证词是不够的。但是在民权组织和佐治亚州一些政治家的推动下，在2001年，佐治亚州议会全体通过决议，由州长签署，州调查局对“摩尔滩事件”重新开始调查。

现在，这个案子的状态是开放调查、尚未解决。起诉正在推动之中。当年的暴徒们虽然大多已经死去，但有两名涉嫌者仍然活着。今天的集会和游行，就是推动此案起诉的一个表达：寻求司法公正不是复仇，是为死难者伸张正义。假如罪恶不予追究，它带来的恐惧永远不会真正消除。只要还有一个罪犯活着，这样的努力就不会放弃。

前一天刚刚下过大雨，阿巴拉契河水在湍急地冲向下游。辛迪从摩尔滩上来，显得脸色苍白。我们回到桥上，所有的人手拉着手，一起站在风中祈祷，为死难者安魂。我们闭上眼睛，微微低下头。

大风拂过，我的眼前，出现了穿着军装的黑人士兵乔治，他一只手搭着军用包，高兴地笑着，往家走去；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十岁的白人小男孩。一段完全被湮没的历史，那四个受害者就因为这个孩子生长起来的勇气，从黑暗中这样走出来了。

他们将留在阳光里，再也不会回到黑暗中。门罗和南方一代代的孩子们，将继承他们以苦难留下的精神遗产，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