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四十年的道歉

星期六的清晨，路过小镇自动贩报机。机器里卖的都是当地小报，内容主要是这个县的乡村和小镇的地方新闻。我们住在这里多年，却几乎从来不读这些地方小报。可是今天，就像上帝伸出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我在匆匆走过贩报机的时候，朝展示头条新闻的玻璃门扫了一眼。于是，在走出超市的时候，破天荒地买了一张县报。

头版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一寸半长，一寸宽，照片上的人我们很熟悉。虽然从未谋面，可是在一本介绍美国种族演进的书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他。他叫勒姆尔·培尼，是美国军队的一名中校军官。

今天，培尼中校成为我们这个县主流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报上还有一个通知：这个星期日，2004年7月11日，是发生在我们麦迪逊县的培尼事件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堂里将举行一个纪念音乐会。我们似乎是期待已久，却仍然感到十分惊讶。只有住在这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事件，对这个县的民众是多么沉重的一个历史负担。而今天麦迪逊县对培尼军官的纪念，见证着这个县的民众内心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四十年前的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气氛紧张的一个夏日，紧张的根源就在几个极端南方州。在培尼事件发生的九天前，美国的《民权法》在1964年生效。这个法案正式宣布结束了历经八十年的种族分离。大家都明白，虽说这是联邦法，可是它首先是针对几个南方州的。全世界都熟知美国曾经有过种族隔离制度，其实在美国五十个州中，只有少数南方州实行过种族隔离。

在这漫长的八十年里，南方本身也在往前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南方变化的当口，从要求教育质量的平等开始，黑人终于在联邦最高法院取得一步步的胜利。一部分南方州相继解除了种族分离。在这个过程中，最顽固的所谓南方深腹地：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都因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民众动荡。

我们所居住的佐治亚州，也有过种族分离制度，在变革的关键时刻，却并没有出现像阿拉巴马、密西西比那样大的民众动荡，黑白学生的合校也在逐渐完成。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州的领导人明智地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本来，这个州也许就可以逐渐过渡，平稳越过这个历史关头了。可是培尼事件突然改变了佐治亚州的历史。

任何一种立场，最怕的是极端分子。南方各州当时处于紧张状态，主要是极少数KKK极端分子，如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般，你根本无法预期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出什么事情来。正因为如此，很少的人就能够造成大的恐怖，尤其感到恐怖的是黑人。

培尼军官是个黑人，却不是当地人。他的家是在首都华盛顿。翻开培尼军官的履历，那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美国公民。他是“二战”老兵，也是一个教育家。从太平洋战场回国以后，培尼军官是华盛顿地区学校的助理主管，管着五个学校。他领导着童子军，还是预备役的军官。1964年的这个夏天，他离开北方的家，去到南方的贝宁堡就是为了参加定期的预备役军训。军训在7月10日结束，他和两名战友听说南方现在对黑人不那么安全，就决定在夜间行车，希望在穿越南方的时候不引人注意。就在经过离我们家三十英里的雅典市的时候，他们在佐治亚大学正门，那个著名的黑色铸铁小拱门前，略作停留。那是7月11日清晨三点，原来的驾车人实在困了，培尼军官就上去把他换下来。他们还看了地图，决定抄近路，顺72号公路，再拐上了172号公路。

那个凌晨，空空荡荡的雅典市街头慢慢驶过另一辆车，那是住在该市的三名KKK极端分子，他们晃在街头，是自命有维持“秩序”的任务。约翰逊总统在九天前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这使得他们怒火中烧。这段时间，他们风闻北方的民权工作者要来南方开展活动，因此，当他们在雅典市看到一辆由黑人开的华盛顿车牌的车子，就认定这是“约翰逊（总统）的小子们”来了，决定要“教训教训”他们。于是，三个白人驾车尾随着三个驾车赶路的黑人，直到驶入夜雾弥漫的荒野中。172号公路是一条乡村小路，清晨更是渺无人迹。三个KKK分子的车最后在逆向道超车，赶到驾车的培尼军官左面。其中两个人开枪，多发子弹射入车窗，驾车的培尼军官当场被打死。

车中幸存的两人被枪声惊醒，一开始还以为是炸了轮胎。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上都喷上了血，疾驶中的车子完全失控。他们好不容易接过车，刹在一座大桥边，只差一点点，他们就冲进河里去了。这条河叫做“宽河”，桥头竖着我们居住的麦迪逊县的界牌。车子刚刚卡入这个县的边界线。麦迪逊县因此卷入一场旋涡。

一个联邦黑人军官在南方被无辜谋杀，又是在新的《民权法》通过仅仅九天的时候，被普遍认为是挑战《民权法》的第一个案子，全国震动。大家心里都明白，对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法律，纸上的条文是一回事，它真正是否有效，要经过执行的考验。联邦调查局派下了几十个探员。当时的佐治亚州行政领导人也下令彻查，并向全国表示，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我们州并不容忍谋杀。可是，事情的进展却最终把整个麦迪逊县，甚至把佐治亚州都笼罩在几十年不散的阴影中。

这样的案子，最有效的破案方式就是悬赏征集举报。因为作案者是在社会底层，对于知情者来说，赏金是他们一生都无法梦想到的一笔巨款。在得到线索后，联邦探员约谈了为两名谋杀者开车、却没有开枪的兰奇，他最终讲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且供出了两名开枪者梅耶和西姆斯。兰奇成了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另外一个重要证人，是在雅典市开修车行的葛斯塔，他是两名嫌犯的朋友，出事之后，他们亲口告诉他，谋杀培尼军官的案子是他们开的枪。

破案似乎很顺利，因此，这个案子的刑事审判在案发一个多月就开审了。

按照规定，案子在案发地审判。这个默默无闻的南方小县的县城，突然因开审一个全国大案而一夜出名。离我们家只有三英里的小镇上，近百名记者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把小镇中心最漂亮的一栋古老红砖楼房，团团围住。那栋建筑物是县法院。现在，法庭已经在几年前搬离，红楼还站在老地方，今天走进去，还可以看到原来法庭的布局依旧，陪审员的木椅子已经摇摇欲坠了。站在积着尘土的空旷大厅里，真是很难想象，四十年前这间普通的屋子，曾经是全美国关注的中心。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凶杀案，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KKK的谋杀案件。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方，大家预料，这会是一个特别的、“政治气氛浓厚”的刑事审判。

法官斯凯尔顿是一个参加过“二战”的军官，还是一个前检察官。是一个公认的“非常好、也非常杰出的绅士”。在开审前，在他写的二十七页对大陪审团的要求中，特地写了要求陪审员放下偏见的条文：“本法庭保护进入法庭的所有公民的权利。不论他是穷是富，不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红种人还是黄种人。”法官要求陪审员放弃一切偏见，“平静地”权衡证据，作出判断。可是，在斯凯尔顿法官对大陪审团讲话的时候，他也似乎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听众群演说，他表达了一些政治见解。甚至阐述了自己对新的《民权法》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在《民权法》中，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干预了业主历来拥有的一些权利，这在有着悠久自由经济传统的美国，是特别引发争议的。他认为这样的立法，“将是葬送这个国家自由的一个开端”。斯凯尔顿法官对陪审员的讲话很不寻常。似乎预示了，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始终无可避免地成为这场刑事审判的背景。

在今天，麦迪逊县的后一代，已经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发生如此荒唐的谋杀。那天晚上相遇的那三个白人和三个黑人，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谋杀也没有任何金钱利益的动机。在今天，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回头去看，都说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谋杀。可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赫德森是当地人，正如他在今天所说，这三个白人是KKK极端分子，在四十年前，“不仅他们的思维方式如此，还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虽然是错的，至今仍然是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开审是在1964年的8月，检察官请出的第一轮证人是和培尼军官同车的两个预备役军人。他们讲述了那个恐怖夜晚的经历，可是，事发时，他们两人都还在睡梦之中，惊醒后全力试图控制车子，在黑夜中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因此，从“目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证词不能“扣住”罪犯。

检方的主要证人是为枪手们开车的兰奇。由于兰奇也是涉案者，在开审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星期。在开审前，兰奇临到上阵的最后关头，突然拒绝出来作证。他宣称自己在牢里待了三十天，失眠、精神上受到侵扰，情绪低落到极点，因此现在他可能不负责任地作证和签字，所以不能出庭。证人葛斯塔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经过检辩双方的反复争辩，最后兰奇和葛斯塔在调查阶段对联邦探员的交代，还是被法官斯凯尔顿同意呈堂。在美国宪法中，规定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人。证人要当场宣誓说实话。可是，依据佐治亚州当时的一条法律，法官有权决定，这样的书面证词是否可以呈堂。这条容许“未经誓言证词”的法律，后来被判定是违宪而废除，这是后话了。可是，法官斯凯尔顿也同意两名被告：梅耶和西姆斯，在法庭上不接受双方律师询问，只发表一个自己和凶杀无关的声明。大概是对第一个决定的平衡吧。

这样，兰奇和葛斯塔虽然没有出庭作证，可是当时宣读的他们的交代证言，是合法的证据。

在结辩的时候，州检察官对陪审员们说，他认为兰奇和葛斯塔对联邦探员的交代，是压倒性的证据。他称被告是“冷血谋杀者”，他试图唤起陪审员们对这个黑人的恻隐之心。检察官告诉他们，培尼军官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也会感觉痛苦，也渴望生活。培尼军官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和被告一样，和陪审员们一样，也和检察官一样。“绅士们，请拿出勇气，做一个正确的抉择。”“让我们向世界宣告，他们从佐治亚州的雅典市跑到我们县里来杀人，我们麦迪逊县是反对的。向全世界宣告，这是错的。”州检察官提出要求判处被告死刑。

辩护律师赫德森的辩护焦点，是强调，他认为证人兰奇的证词是“被强迫提供的”，还指出心理医生证明兰奇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可是，另一名辩护律师达西，几乎把辩护集中在挑起种族话题。他的结辩带有极大的煽动性，甚至提到联邦政府意图陷害南方白人的谣言。他还对陪审员们说：“别让人家说，我们麦迪逊县的陪审团是在把电椅变成一个祭坛，用我们人类成员的新鲜纯净的肉体，去满足那些愤怒暴徒们野蛮未开化的、充满报复心的欲望。”甚至多次提醒：“你们是白人的陪审团。”

是的，十二名陪审员全部是当地的白人，如果放到今天，也就是我们的邻居们。据说，他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KKK成员或者是KKK的同情者。不到四个小时，陪审团就作出了“被告无罪”的裁决。

由于此案发生在1964年《民权法》生效后的第九天，所以虽然对谋杀罪的起诉失败了，但有了这个法，联邦政府就能够以违反联邦《民权法》的名义再次起诉。对雅典市这两名嫌犯侵犯民权的再次起诉，是在案发将近两年之后。

在1966年6月的这次联邦审判中，还是借用了麦迪逊县的同一个法院大楼，同样还是当地的白人陪审员。这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别判处十年的刑期。

在培尼案的谋杀罪审判中，证人拒绝作证，在当时是可以预料到的，当地白人民众普遍有种族歧视观念，证人必然会感受民众的压力。即使证据充分，陪审团作出“被告无罪”的裁决，也仍然是可以预料的。在陪审团开脱证据确凿的谋杀罪的背后，是四十年前当地南方白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立场：他们不认为一个黑人的生命和一个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这个立场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观念，平时他们不必作出声明和表态张扬，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清楚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出现，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极端反对种族平等而要出去杀人，还是极为罕见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南方白人民众勤勤恳恳劳动，他们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们有种族偏见，看不起黑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去谋杀。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标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两名凶手都是有些问题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权法》审判的时候，就因开枪打伤自己的妻子，已经坐在牢里了。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桩谋杀案尖锐地把问题挑开了：白人杀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处白人死刑吗？假如同样的证据证明是黑人杀了白人，你还会裁定被告无罪吗？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是随机抽样而来的普通麦迪逊公民，他们被看作是麦迪逊县的、佐治亚州的甚至是南方这几个州的白人民众的象征。于是平时只是隐隐约约存在的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平等看待，这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一个个人隐私式的观念，终于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无遮拦地公之于世。

没有一个人、一个地区，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恶行、面对自己铸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错的。时间越久，事实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杀，正义却没有伸张，责任在麦迪逊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来，背负这个历史重负，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这个麦迪逊县。在一本本历史书中，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在1964年夏天，是麦迪逊县的陪审团，在法庭上判定杀人的被告无罪。

随着时间流逝，老一代的麦迪逊人不愿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渐渐忘记。美国历来非常注重在历史遗址立一块小小的纪念牌的。可是，在麦迪逊县的培尼遇难地，却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次在开车经过宽河大桥的时候，不由自主谈到培尼中校被杀案，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这儿还没有竖起一块培尼中校遇难地的纪念牌？”我们也这样回答自己：“也许，麦迪逊县还没有等到卸下历史负担的那一天。”

当我们拿到这张报纸时，我们知道，这个县走出历史阴影，以新的面貌站起来的时刻终于到来。

四十年以后，一位南方口音、名叫坎达拉的雅典市白人女子，阅读了这个故事。她的丈夫正在竞选今年雅典市的市政委员，这个家庭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她读到，杀死培尼中校的凶手，和她一样，同是雅典市的居民，其中一个还活着。她还读到，培尼中校不仅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二战”老兵，还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培尼中校被杀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分别是五岁、十岁和十三岁。坎达拉还读到，培尼中校的女儿琳达说，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妈妈对她说，自己的感觉是那么奇怪，为什么丈夫没有倒在“二战”期间和日本人作战的菲律宾战场，却会在和平时期，倒在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而培尼中校最小的儿子，当时才五岁。和父亲同名的小培尼，今天是一个飞行员，他说，“我们一直都明白，那里的人们并不都赞同KKK，我们是对KKK感到愤怒，而并不怨恨那里的白人”。

坎达拉被震动了。她问了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他们却不知道这段故事。于是她对自己说，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污点，我们应该把它洗去。终有人要站出来，去为历史做些什么，也许，这个人就是我。因此，在我们买回来的这张报纸上，我们读到，当天在麦迪逊县，离培尼中校遇害处最近的一个黑人教堂里，坎达拉将举办培尼中校的纪念音乐会。

我们去了。和我们的邻居乡亲一起，满满的一教堂人，几乎挤得坐不下。三分之一是黑人，三分之二是白人，还有我们两个亚裔。有一位白人老人，已经那样地衰弱，几乎在轮椅上都坐不稳了，推着轮椅的是几乎同样衰老的白人老太太。他们缓慢艰难地走向大门，年轻人连忙上去相扶。两位老人面容认真虔诚，令人震动。音乐会请来了白人的乐队，也请来了黑人的乐队。有节奏感很强的黑人教堂歌曲，也有最土气的美国白人乡村乐队。这里的黑人教堂歌曲仍然保留着几百年前黑人从非洲家乡带来的风格，时而节奏强烈，声震屋宇，时而悠远伤感，慑人心魄。他们是南方最保守的浸信会成员，在上帝都可能觉得太刺激耳膜的强烈乐声中，他们迷醉地一遍遍重复歌颂着“哈利路亚”。

白人大多穿着保守，举止拘谨。一开始，大概还不习惯黑人教堂的风格，还是默默安静地坐着。黑人牧师招呼他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啊，别忘了这可是教堂！”可是，白人的教堂多为庄严肃穆的风格，走进教堂，他们比平时的自己更安静。在这个时候，上来了一个穿着粉红外衣，又矮又胖的黑人老太太，我以为她一定是走错了才上台的。可是她一开口，歌声饱满纯净，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人。她在台上边唱边舞，时而高亢，时而低吟，她似乎是随心所欲地边说边唱，像是一个女神，又像一个女巫。她也不需要预先写好的歌词，她的歌词就是她和在场所有人的对话，也是和上帝的对话。她一遍一遍地重复，似乎可以无穷无尽，所有人却都像中了邪一样，随着她唱起来，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也坐不住了，站起来手舞足蹈。直到所有的人都成为她的和声部。她从台上唱到台下，到最后似乎只是在哼哼唧唧地跟自己说话，人群却完全被她迷住了，歌声变得狂热，似乎要冲出屋顶去。直到她最后举起双手表示结束，人群一起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当地黑人儿童的圣歌合唱团朝气蓬勃，充满着活力。这种风格的童声合唱团，在美国的几乎所有黑人教堂里都有，他们有非常鲜明的黑人文化特色。四十年前，培尼中校必须在夜间才敢穿越南方，而且他最终也没能活着穿越出去。这个教堂的黑人牧师说，他当时还小，消息传来，他的父母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张得像鸵鸟一样，用油漆把窗子都刷上了漆。而今天，在他的教堂里，麦迪逊的黑人孩子们放声歌唱，目光纯净，充满了自信。我回转头，向身后的一名白人妇女微笑了一下，她也笑了，眼中却泪光闪闪。

就如同当年麦迪逊县十二名陪审员的背后，是南方白人普遍的种族歧视立场；四十年后的今天，麦迪逊县纪念音乐会的背后已是一个新生的美国南方。

四十年过去了。乡亲们聚在一起，把他们久久背负的歉疚说出来。他们认为，今天南方的变化，不是黑人胜利了，而是所有的人都胜利了，我们都走出了褊狭，超越了自己的局限和族裔的樊篱。

我们排在耐心的队伍里，等待在一本纪念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这个纪念册将送给培尼中校的孩子们，这是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向培尼中校的家庭，为他们的父辈作出一个迟到了四十年的道歉。我们在英语姓名之后，还签上了中文，让他们知道，在今天种族融合的新生的麦迪逊县里，还包括了我们这样的外来亚裔。

麦迪逊县的白人首席法官来了。还有一位其貌不扬的矮个黑人，是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特地从亚特兰大赶来。他告诉大家说，四十年前，他只有十七岁。培尼案的消息传来，父亲把他和正在空军服役的哥哥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培尼中校被杀死了，正义却没有得到伸张，我们应当从这样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能诉诸仇恨，我们要懂得如何寻求公正。他的父亲经营保险业，以前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决心进法学院做一名法官。他说，没有培尼中校，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这次纪念音乐会上得到的捐款，将用于在培尼中校被害处竖立一块纪念铜牌。

我们走出来，在夕阳之下，回望这个谦卑的乡村教堂，想起坎达拉在音乐会上说过的那句话：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不仅是在见证麦迪逊县的历史，我们是在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