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四

涅赫柳多夫喝过咖啡就去书房查看法院通知，他应在几点钟到法庭，另外他要给公爵小姐写回信。要去书房必须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画架上有一幅上下颠倒的未画完的画。画室里挂着几幅画稿。看到他已经花了两年工夫的这幅画，看到那些画稿和整个画室，他再次深切地感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再提高了。他把这一感觉解释为发展得过于精细的审美感，但是这种感觉毕竟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之前，他认定自己有绘画的天赋，于是辞去军职。他从艺术创作的高度，以带点蔑视的态度看待其他所有工作。现在发现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心情沉重地打量着画室里所有这些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十分高大宽敞，各种摆设、家具、设施应有尽有。

涅赫柳多夫在大写字台的标有“紧急”字样的抽屉里立刻找到那张通知，上面写着必须在十一时到庭。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他感谢他们邀请，尽可能在饭前赶到。他写完后，觉得口气过于亲密，就把它撕了。于是另写了一张，可是又太冷淡，几乎是轻慢。他又撕了，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铃按钮。一个系着灰细布围裙的上了年纪的男仆走进门，他脸色阴沉，胡子刮得精光，但留着低低的鬓角。

“请您派人叫辆马车来。”

“遵命。”

“另外，告诉在等回音的科尔恰金家的来人，谢谢他们东家，就说我会尽力赶到。”

“是。”

“这不太礼貌，可是信不能写。反正今天要同她见面的。”涅赫柳多夫心里想，走出去穿衣服。

等他穿戴整齐来到门廊，一辆熟悉的胶皮轮马车已在等候他。

“昨天您刚从科尔恰金公爵家离开，”马车夫半转过衬衣白领子里黝黑、粗壮的脖子，说，“我就赶到了，看门人说，老爷您刚走。”

“连马车夫也知道我与科尔恰金家的关系。”涅赫柳多夫心想，于是近来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该不该与科尔恰金娜结婚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摆在他面前，可是他对这个问题也像对他眼下面临的大多数问题一样，左右为难，无法决断。

应当结婚的理由概括起来是：第一，结婚除了给予他家庭的温暖快乐之外，还可排除不正常的性生活，使他可能过上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理由，涅赫柳多夫希望家庭和子女能为他目前这种毫无内容的生活增添意义。这就是应当结婚的全部理由。而不该结婚的理由概括起来是：第一，害怕丧失自由，这是所有中年单身汉所共有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命体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具体说来，恰恰应该同米西（科尔恰金娜名字叫玛丽亚，如同名门望族所有家庭一样，也给她起了一个诨名）结婚的理由有：第一，她出身贵族家庭，无论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倒不是超群脱俗，而是一种“正派”，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字眼可以形容这种品质，但是他对这样的品质极其推崇；第二，她比任何人都看重他，因而在他看来，她是了解他的。对他的了解，也就是说对他的种种高尚品格的承认，在涅赫柳多夫看来正是她聪明过人、判断准确的明证。不该与米西结婚的理由有：第一，完全有可能找到比米西优点更多因而与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以往肯定有过恋爱经历，这个想法颇使涅赫柳多夫苦恼。他的自尊心不能容忍她以往曾经爱过除他之外的别人。当然，她不可能知道后来她会遇上他，然而，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别人，他就觉得受了侮辱。

结果，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相差无几，至少这两类理由势均力敌，不分上下。涅赫柳多夫嘲笑自己成了布里丹笔下的驴子[12]。他始终下不了决心，不知道应该选择两捆干草中的哪一捆。

“其实，在接到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首席贵族之妻）的回信之前，在彻底了断那个关系以前，我的确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对自己说。

意识到自己可以、而且应该拖延一段时间再作决定，他感到愉快。

“总之，这些事以后我会仔细考虑的。”他对自己说，他的轻便马车此时已经无声地驶到法院门口的柏油路上。

“现在我应当认认真真地履行社会职责，就像我以往一直这样做，而且认为应该这样做的那样。再说，这种事常常是很有趣的。”他对自己说，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前厅。

五

涅赫柳多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走廊里已是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法警们手拿公文，时而疾步行走，时而大步奔跑，脚不离地，拖着地板，来回奔忙，气喘吁吁。民事执行吏、律师、法官们也是来去匆匆，马不停蹄，那些原告和不曾拘押的被告没精打采地在墙脚边走来走去，或者坐在那里，等待开庭。

“区法庭在哪儿？”涅赫柳多夫向一个法警打听。

“您要找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也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么是找刑事庭。您该说清楚。从这儿向右走，再向左，第二个门便是。”

涅赫柳多夫按法警的指点走去。

在他要找的门的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高大肥胖的商人，慈眉善目的，显然是吃饱喝足了，此刻心情十分愉快；另一个是犹太店员。两个人正在谈论羊毛的价格，这时涅赫柳多夫走近前来，向他们打听，这儿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

“是这儿，先生，是这儿。您和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面目慈善的商人乐滋滋地眨着眼睛问道。“好呀，我们一起共事，”得到涅赫柳多夫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接着说道，“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说着，他伸出柔软、宽大、肥厚的手。“是该干些事。请教贵姓？”

涅赫柳多夫说了自己的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这间不大的议事室里已有十来个各种各样的人。全都是刚刚到，有些人坐着，有些人来回走动，互相打量着，然后是互相自我介绍。其中一个是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其他人都穿礼服和便服，只有一人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

尽管其中许多人都是搁下别的事情来当陪审员的，而且他们嘴上也说陪审员是件麻烦事，但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流露出某种得意的神色，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从事重大的社会公益事业。

互相通报过姓名的陪审员，或者互相猜测对方是陪审员的人们，大家都在交谈，谈论天气，谈论早到的春天，谈论行将审理的案子。涅赫柳多夫还不认识的陌生人，一个个都过来与他结识，他们显然认为这是非凡的光荣。而涅赫柳多夫像往常处在陌生人中间那样，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有人真的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肯定无法回答，因为他的全部生活并未表现出任何特别优越的地方。至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他穿戴的内衣、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这些都不能成为他自以为优越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又毫不怀疑地承认，自己有这种优越感，对于别人对他表示的恭敬处之泰然，一旦没有恭敬便觉得受了侮辱。现在议事室里就有人对他表示不敬，使他不得不产生受辱之感。陪审员中有一个涅赫柳多夫认识的人。这个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涅赫柳多夫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姓，甚至因此而感到些许得意），曾是他姐姐的孩子的家庭教师。这个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大学毕业后现在成了中学教师。涅赫柳多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如涅赫柳多夫姐姐所说的“平民式的作风”一向十分反感。

“啊，连您也扯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涅赫柳多夫哈哈大笑，“您没能逃避掉？”

“我根本就没想逃避。”涅赫柳多夫严厉而冷淡地说道。

“啊，真是公民的忘我精神。走着瞧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时候，您就不会唱这个高调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他的笑声更响亮了。

“这个大祭司的儿子马上就要对我称呼‘你’了。”涅赫柳多夫心里想，脸上露出极其悲伤的神情，如此悲伤的神情只有刚刚听到亲人一齐死光的噩耗才可能出现。涅赫柳多夫撇下他，走向人群。那群人围着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胡子刮得精光、正在兴致勃勃地说话的先生。这位先生说的是民事法庭现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他似乎很了解，提到法官和名律师时他都称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他在述说那个名律师如何神通广大，竟然不可思议地将案子翻过来，迫使一位年迈的太太平白无故地付给诉讼对方一大笔钱，虽然老太太完全有理。

“真是一位天才的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他说，有几个人竭力想插嘴说说自己的见解，但都被他打断，似乎唯独他一人真正了解案子的全部详情细节。

尽管涅赫柳多夫来得很迟，他也不得不久久地等待。耽搁到现在还开不了庭，是因为一位法官还没有到。

六

法庭庭长今天早早来到法院。他高大而又肥胖，一大把络腮胡子已经变得花白。他虽有妻室，但是生活极其放荡，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各管各，互不干扰。今天早晨他接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的信，信中说她今天下午三点至六点在本城的“意大利”旅馆等他。这个瑞士女人去年夏天住在他们家，现在从南方去彼得堡，途经本城。由于这个缘故，庭长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以便在六点以前能与这位火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会面，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与这个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咔嚓一声锁上房门，从文件柜的底层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侧、向下各做了二十个动作，然后高举哑铃，轻松地做了三个下蹲动作。

“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保养方法了。”他心想，并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左手抚摸右臂上紧绷的肌肉。他还要做一套击剑式的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件之前都要做这两套运动），这时房门推动了一下。有人想把门打开。庭长匆匆把哑铃放回原处，把门打开。

“对不起。”他说。

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法官走进屋，他个子不高，双肩耸起，脸上愁眉不展。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有来。”法官不满地说。

“还没来，”庭长边穿制服边说，“他总是迟到。”

“真奇怪，他怎么会不害臊。”法官说，气呼呼地坐下来，掏出纸烟。

这个法官办事太认真，今天早晨他跟妻子闹了一场不愉快，因为妻子把应该用一个月的钱提前统统花光了。她求他预支一点钱，可是他说他不能违例，结果大闹了一场。妻子说，既然这样，家里不开饭了，他别想回家吃饭。说到这里，他就走了。他害怕她说了真做，因为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瞧，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生活倒是这个下场。”他暗自思忖，眼睛望着面前这位容光焕发、身体健壮、快快活活、性情温和的庭长。此刻庭长大大地伸开两肘，用两只细嫩白净的手将又密又长的花白络腮胡子理拨到绣花衣领两侧。“他永远心满意足，快快乐乐，可我总是受折磨。”

书记官走进屋，送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点上一支烟。“我们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就审投毒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嗯，好吧，投毒案就投毒案吧，”庭长说，他认为这个案子四点之前可以审结，之后就可以走了。“马特维·尼基季奇还没来？”

“还没来。”

“那么布列韦到了吗？”

“到了。”书记官回答。

“如果您见到他，那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投毒案。”

布列韦就是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出庭提起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出门来到走廊，遇见了布列韦。布列韦两肩高耸，制服纽扣没有扣上，腋下夹着公文包，沿着走廊疾步走来，几乎是一路小跑，鞋后跟橐橐地敲击着，那只空着的手在胸前使劲摆动着。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让我问您，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道。

“那当然，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个案子？”

“投毒案。”

“那很好。”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丝毫不认为这有什么好。他昨夜通宵未眠。他们为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玩纸牌一直玩到下半夜两点，然后坐马车到玛斯洛娃六个月前所待的那家妓院玩女人，因此恰恰没来得及阅读有关投毒案的卷宗，所以现在想粗粗浏览一遍。书记官明知道他没有看过投毒案的卷宗，却故意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个案子。按思想方式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而布列韦则是保守派，他像所有在俄国做官的德意志人一样，对东正教特别虔诚。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对他的职位又很羡慕。

“喂，关于阉割派[13]教徒的案子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说过了，我无法提起公诉，”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也将这样向法庭声明。”

“其实没有关系……”

“我不能。”副检察官说，他仍然那样摆动着那只手，跑向自己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