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苦乐人生(4)
前面说过，我有一个聪明并能写会算的父亲。他当时在建筑公司当主管计划的官，单位来人时称他为马科长。他身高接近一米九，是我们街道少有的大高个子，邻居们都叫他“马大个子”。他有一种骨质病，整个脊柱强直，大连人俗称“板腰”，所以他无论站立还是坐卧，整个腰身从来都是笔直向上。再加上那时当干部的，胳膊下总是要挟着个皮包，这就给人一种庄重和高傲的感觉。所以，在我的孩童年代，整个街道的居民对我父亲乃至我的家庭都很敬重。当然，私下里肯定会认为我父亲的架子很大。
我十三岁那年，刚读完小学进中学的第一天，一辆公安局带斗的三轮摩托车开到我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这时，我和邻居们同时发现，摩托车的车斗里坐着神情黯然的父亲，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双手戴着亮铮铮的手铐。霎时间，我感到生命中的什么东西一下子被轰毁了，因为在孩子的眼中，最崇敬最有力量也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父亲。可是现在，他却像瘪三一样把脑袋垂在胸前，无法弯曲的腰板使这种下垂像脖子断了。邻居们全都为之哗然的同时，却又好像预先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一个邻居叔叔说，“马大个子”到底出事了！
那天晚上，母亲搂着我们兄妹六个，整整一宿，缩在冰凉的土炕上没合眼。我们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罪，他整天张口闭口“国家国家”的，是我们整个街道最进步最懂政治的文化人了，怎么会被警察抓起来？
一贯顽强并不多言的母亲似乎明白一点儿，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一些看法，意思是父亲是个只知道瞎进步的人，每到什么运动来时就最积极，带头讲带头写，就他那个脾气，肯定话多伤人倒了霉。我当时听不明白母亲说的话，因为母亲从不和我们小孩子说大一点儿的事。也许父亲被抓走了，她不得不把我当作一个大人来倾诉心理上的憋闷。但我在父亲的杂物中发现了一个小本本，那上面有父亲日记式的记事，上面写着几个副科长或股长在他面前痛哭检讨的细节，从检讨的口气不难看出，是父亲批评了他们。我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父亲确实是个能伤人能得罪人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的外祖父来了，他只说了句，你爸爸是旧社会犯的事儿。后来的法院判决通知书上写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罪行是在日本建筑公司当会计，当然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街坊邻居们也没感到多少意外，因为那时候总搞“运动”，我们这个城市已经抓了成千上万个历史反革命，所以邻居叔叔说“‘马大个子’到底出事了”，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有点儿文化的人，肯定都是坏蛋。
那时，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男人完了，家里就塌了天。父亲被逮捕，母亲和我们兄妹六个一下子就面临生存的困难，这样母亲就到父亲单位里要求干临时工。在建筑公司干临时工要挖土、拾砖瓦石块，很累，但那时还是干“计件”，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挖一立方土挣一元钱，挖两立方就挣两元钱，母亲为了多挣点儿钱来养活我们，拼命地干，往往人家都下班了，她还摸黑在工地上挖土。可是母亲无论怎样拼命，每月也只能挣三十来元钱，生活上就越来越困难了。没办法，我这个当老大的就率先辍学走进工厂干童工，那年我十三岁。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刚要背书包上学，外祖父走进来，说，别上学了。我似乎已经得到命运的暗示，立即放下书包，默默地跟在外祖父的身后，一直走到一家看起来很破烂的工厂。工厂里的一个干部认识外祖父，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太瘦了，没多少劲儿，干车工、钳工不行，就干焊工吧。那时干车工、钳工，就像现在当经理，很有些光彩的身价。但我从办公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工厂里闪烁的焊花，金色的流萤从钢架上飞溅而下，犹如节日的礼花，心里高兴得不行，觉得干这样的工作远比读书有意思得多了！
麻烦的是，我才十三岁，按理不能做童工的，这样，那个认识外祖父的干部就告诉我，办手续时，你就说你是十八岁。因为父亲的基因，我的个子也很高，工厂里的领导也就相信我是十八岁了。当然，工人师傅们也就把我当作十八岁的小伙子，再加上我是出身不好的“狗崽子”，要有显著的劳动表现，所以，我干完了焊工的活儿，他们就要我抡沉重的大锤，抬更沉重的钢梁。十三岁的孩子身子骨太弱，贫困的生活又使我缺乏营养，哪能承受这么高强度的劳作。为此，我开始强烈地想念学校。记得有一次我上班路过一所学校时，正巧学校的学生在做体操，大喇叭高声播放“一二三四”的运动音乐，我不知怎么竟热泪盈眶。
野菜、树叶，加上这种泡水米饭，使我们城市绝大多数市民全都挺着个资本家的大肚子，却又饿得要死。
很快，三年困难时期来了。那三年，我们全家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我已经没有勇气也没有兴趣写出来了。整个城市的市民全都上山下海，山上的野菜和海里的海菜全被饥饿的人们吃得光光的。城市的领导带头搞“蒸量法”，说是一斤大米能蒸出十斤米饭，方法是用大量的水把米连泡几天，直到那米被泡得绝对看不出是米、只是些白花花的东西时，再加大量的水下锅。这种简单的、令市民们哭笑不得的“先进办法”，像搞政治运动那样，家家户户打锣敲鼓来学习。甚至还有人成了学“蒸量法”的模范，并且更上一层楼，说是能用一斤大米蒸出十五斤米饭来。野菜、树叶，加上这种泡水米饭，使我们城市绝大多数市民全都挺着个资本家的大肚子，却又饿得要死。大家有时在一起比赛摇晃肚子，每个人的肚子都能摇晃出哗啦哗啦的水声，冠军必须是声音大。不好意思的是，我往往得第一。我其实用不着怎么摇晃，只是平平常常地走路，就能听见肚子里的哗啦声，好像我是个活动的水缸。
但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政治运动又更加激烈地开始了。在工厂里，比劳累还可怕的是开会。早晨刚上班是“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雷打不动；中午开会讲阶级斗争永不忘，大家一手拿着筷子吃饭，一手举着拳头高喊革命口号；晚上是讨论会，喋喋不休地讨论这个阶级那个阶级、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师傅们被这种政治讨论折磨得要发疯。这时要是车间里出现什么机械事故要人去抢修，简直就像“特赦”似的，人们都疯狂地举手要求去参加抢修。
唯一对开会有感情的就是我了，因为开会只是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不干活儿，这对身体虚弱的我是最幸福的享受。我甚至暗暗地祈求，每天从早开到晚该多好！另外，开会还是看书的最好机会，我把借来的小说用政治学习材料的封面包上，倚在会场的墙角里大看特看，中国的《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聊斋志异》，外国的托尔斯泰、高尔基、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我看得津津有味，也看得昏天黑地，往往就忘了这是严肃的杀气腾腾的会场。焊工班的班长发现了我的“阴谋”，他说，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用革命的书皮包着反动的书……我吓坏了，因为我是“狗崽子”，一旦被告发，绝对完蛋了！另外，我那个班长在政治上是个积极分子，他就是因为揭发好几个工人师傅背后说反动话而立了大功，才被提升为班长的。我真的吓坏了，那天夜里开完会，我没有乘公共汽车，而是慢慢地拖着步子往回走，一路上只想着我要倒大霉了。
在那无月的暗夜里，我横想竖想，最终认定班长肯定要告发我，而且越想越恐怖，我认定我会像父亲一样被关进监狱。那个年代，我们城市经常枪毙一批又一批反革命分子，而且每次召开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大会，领导总是选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人去参加，意思就是要我接受严厉的革命教育。有一次市里开公判大会，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小伙子被五花大绑地拖到台上，罪名是书写数十万字的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最后在一阵雷鸣般的口号声中，他们宣判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死刑。我当时想，这家伙活该倒霉，活得不耐烦啦，怎么会书写数十万字的反动言论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看中了一个漂亮的女同学，但那个女同学的父母嫌他家出身不好，坚决不允许女儿与他来往。他痛苦得要死，就把失恋的伤感情绪写进日记里，写了一大厚本子，也就成了反革命的万言书。
想到这里，我更加惊恐万分，我想到我也写了一大厚本子日记，由于爱好写作，上面肯定也写了不少乱七八糟的词。打开一看，天哪，还真有不少痛苦呀愤怒呀的词句，更可怕的是我在一个阴天的日记里写着：“苍白的太阳也胆小地躲到乌云后面……”我读了几页就吓坏了，尽管是躲在门窗关得严实的家里，我还是恐惧得不断地冒冷汗。于是我赶紧把日记全部付之一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日记。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跑到理发店里将头发理得光光的，因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或“牛鬼蛇神”的人，全是被揪着头发拽到台上批斗，所以我就把头发剃光。弟弟妹妹们看到我的光头吓了一跳，他们笑着叫我“和尚”，我的心底却在流泪：你们的大哥可能就要完蛋了，你们却在瞎乐！我为此还故意到我们班长家附近转悠，我想，班长真要是告发我，那他看到我时就会给专政队打电话，当场来抓我，否则专政队冲到我家里，准会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吓得半死。
但最终我是白忙了一通，班长没告发我，专政队也没来抓我。
我忘了自己是“狗崽子”，更忘了他是什么“积极分子”，猛地抡起胳膊，当胸给了他一拳。这可乱了天下……
人是相当复杂的动物，在那样的阴冷时代，经过了那样荒谬的恐吓后，我的想当作家的理想却日新月异地继续燃烧。更难理解的是我竟然很快就忘记了恐惧，不知不觉中我就又故技重演，照样利用学习、开会时间看小说，而且还变本加厉地看，只要报刊上批判什么作品，我就赶快去找什么作品看。批判文艺作品的文章几乎成了我的读书目录。有时看得入迷，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却突然觉得有人影靠近我，猛地就吓出一身冷汗。每当这时，我就在心里警告自己说，再也不能这么冒险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又手痒了，还是偷偷地把封面伪装了的小说从屁股下面悄悄拿出来。
这是“文革”的前夕，越来越“左”的政治理论使阶级斗争的形势日益升温。连班长那样的“红五类”都难逃厄运，被批判是“唯生产力论”，我当然就更得一百倍地小心。我几乎像小脚女人走路那样谨小慎微地活着，因为只要说错了一句话（即便是开玩笑说的），就会遭到严厉批斗。但尽管我小心翼翼，但还是惨遭不幸。因为安装工作条件艰苦，干活儿太累，有时中午到食堂吃饭时就特意买一盘白菜炒肉。明明是白菜炒肉，可端到手里一看，盘里竟全是菜帮子。有一次我就顺口说了句埋怨菜质量的牢骚话，谁知被旁边的革命群众听到，立即义正词严地呵斥我，说我们贫下中农就是吃菜，你们资本家走狗才吃肉！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个所谓的革命群众干活儿不多，手脚懒，嘴巴却非常勤快，总是喋喋不休地叫唤，并大喊所谓的革命口号，全安装队没有不讨厌他的。但他是上级最重视的积极分子，谁也不敢惹他。然而，当时我太年轻了，尤其又是在很多人吃饭的食堂里，我又气又羞，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以为我怕了，就又呵斥了我一句挺恶毒的话。我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刹那间热血冲上脑门，我忘了自己是“狗崽子”，更忘了他是什么“积极分子”，猛地抡起胳膊，当胸给了他一拳。这可乱了天下，他原地蹦着高声叫喊：“我被反革命打了，我被反革命打了！”当时的我也绝对是疯了，竟一不做二不休，抡着胳膊上前要往死里打他。这时，师傅们全都围上来，将我牢牢地抱住。现在回想起来真要感谢那些师傅们，要不是他们死死地抱着我，我非把那个可恨的人打个腿断胳膊折的。实际上我只是打了这一拳，况且他穿着厚厚的条纹棉袄，压根儿感觉不到什么，但他却躺在地上耍赖，并要求厂里派车把他拉到医院，又是拍片子，又是透视，好一顿检查，非要查出我伤害他的证据来。
事情刚过去半个小时，我就傻眼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先是保卫科来通知停止我的工作，接着，就有两个干部到工地调查处理，他们把我弄到工地值班室的小屋子里，让我写检查。我就势躺在床上休息，也不写什么检查，心想反正都这样了，爱咋咋的吧。
晚上下班的路上，师傅们竟然嘻嘻哈哈地同我说笑，有的还因为我敢打那个家伙而表现出明显的快意。一个老师傅偷偷地对我说，吃点儿饭吧，没事儿。保卫科来调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我打人，因为食堂地上潮湿有水，那人自己不小心滑倒，将身子撞在饭桌上。我听了心下一热，食堂当时有二十多个人，都是出身好的革命群众，可他们百分之百地同情我，并为我说好话。我顿时感到自己太狭隘了，因为在我的心里，至少怀疑他们绝大多数在说我的坏话，在揭发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