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苦乐人生(3)

但有一年却出了奇迹，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邻居家供桌上的饺子被老祖宗们的灵魂吃了，只剩下只空碗放在那里。整个院子里的老老少少都惊讶地瞪着两眼，轮流地来看供桌上那只空碗。年老的人便说，大喜呀，祖宗显灵了！可是第二天，那个敢于对灶王爷开玩笑的叔叔就在院子里大声呼喊，说是他夜里守候在供桌旁，发现饺子是被耗子叼走的。他还晃晃手里打死的一只耗子。这下子我们以为真相大白了，可万万没想到那个叔叔的父亲，一个矮小的老头，却一下子从屋里冲出来，对着叔叔就啪地扇了一个大耳光，还骂道：“胡说什么，也不怕老天打雷劈了你！”……

多少年过去了，我却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让我惊惶尴尬的场面，小老头平日里本来蹒跚着连走路都困难，可在那一刹那却能飞速地冲出屋子，对着个头高高的儿子，极其有力地扇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使我感到，贫穷是多么可怕的恶魔，它逼得我们的父辈宁愿相信谎言。

当我将拾到的大半麻袋煤核背回家时，绝对像从二战战场上凯旋的英雄，全街道的大人们都对我瞪着羡慕和嫉妒的眼神。

我们城市除了洋式建筑里有煤气以外，其余所有的中国式建筑全是烧炉子取暖和做饭。那时无风的日子里，只要到了做饭的时候，空气中就充满刺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像一个个炮筒，喷烟冒火，煳焦气息弥漫，城市的上空一片战争的云烟。但那些炮筒般的烟囱经常被烟灰塞满，不透气了，这时你就会听到街上有人喊“打烟筒嘞”，那就是专业的打扫烟筒的工人。他们全都一脸黑灰，比非洲的黑人还要黑，他们爬上屋顶，将富有弹性的长竹条捅进烟囱里用力搅动，烟囱立即冒出一球球的黑灰末子，立即透气了。那个年代，街上除了“磨剪子来抢菜刀”的吆喝声，再就是“打烟筒嘞”的叫声。

到了星期天休息，我们街道的凡是有点儿气力的男人，都到郊区野外去割草、砍树、捡柴。我当时才六七岁，上不了山，只能到附近的工厂寻找机会，很快，我就锻炼成拾煤渣的高手。我一手持着自制的二齿钩，一手拎着个破麻袋，特意穿上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通往工厂的大路上。工厂里的锅炉房就是我的战场，之所以说是战场，就是有不少像我这么大的孩子也来拣煤渣，大家往往是你争我抢，极其凶狠地混战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是竞争激烈。我们全体手持二齿钩的孩子站在那里，浑身憋着冲锋的劲头，眼巴巴地瞅着工厂锅炉房的大门口。突然，工人们推着铁皮车子缓缓走出来，将灼热的还冒着烟火的炉渣倾倒到地面上，这时，仿佛有谁喊了一声号令，我们全都不顾死活地扑上去，大家身上的衣服立即被烧着了，冒起缕缕烟气。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为争夺煤核而拼命，二齿钩在人们头上疯狂地挥舞，没有烧透的煤核在我们灵巧得有点儿吓人的手指下被迅速拣出。很快，一车炉渣就被我们“处理”得干干净净。我们又退回原来的位置，扑弄烧得煳焦的衣角，重新扎紧松开的裤带，一面相互大大咧咧地笑骂着，一面警惕万分地盯着第二车炉渣出炉。

智慧的母亲知道我的战斗状况，她特意将父亲当年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那是件厚厚的磨损得有点儿古怪的日本军用呢装，既抗燃烧，又能挡住扑面而来的热浪。幸亏这件日本军用呢子衣服在拣煤渣的大战中被损毁，否则留到“文革”时期，那绝对会置我们全家于死地。

我能成为拣煤渣的高手，这还要感谢我二姨家的小表妹颖敏。她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表妹，不知为什么，在那么小的时候，我竟然能产生喜欢异性的能力，简直就可以和当今营养丰富的早熟孩子相嫓美了。小表妹有一张美丽的面孔，并且极具个性，我说的这种个性就是有男孩子的顽皮和顽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再加上男孩子的野性，也许是所谓革命年代最高档次的美了。为此，我经常去她家玩，她家住在城市的工厂区，于是我发现她也是个拾煤渣的高手。开始，我看到她拿起二齿钩时，绝对地不屑一顾，我甚至高兴地感到有在她面前显示能力的机会。可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推煤渣的铁车子刚刚推出来，小表妹就表现出比我还野蛮的冲锋力度，她完全像现在电视里《动物世界》中猎豹扑向羚羊一样，其动作之快之猛令我吃惊。更让我吃惊的是她拣煤核的绝妙方法，不是先去拣什么没烧透的煤核，而是不加选择地先将大批煤渣抢到自己怀里，然后像蜘蛛一样匍匐在上面，牢牢地把守着。等到铁车子推走后，她再有条不紊地一点点梳理着她的战利品。由于在最初的战斗中她没有费神去寻找没烧透的煤核，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抢占地盘，所以至少有半车以上的煤渣被揽在她的身下，所以收获最多。我学会了她的这种方法，立刻大显神威。当我将大半麻袋煤核背回家时，全街道的大人们都对我瞪着羡慕和嫉妒的眼神，我感到我就像从二战战场上凯旋的英雄。

我母亲兄妹七个，她排行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所以我就有四个姨，也就有无数个表妹。但后来严酷的年月里，亲戚们几乎都不敢来往，表妹们陌生得如同街上的行人。只有二姨家的小表妹颖敏，让我长久不忘。后来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当然也就更加惺惺相惜。我去二姨家更勤了，我去的意思很单纯，总觉得小表妹需要我保护，并总觉得只有我才能保护小表妹。说起来真是可笑，当时我是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狗崽子”。

小表妹越长越漂亮，并且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相爱。那个小伙子的父亲大概也有“政治问题”，这事被我的二姨和二姨夫知道了，他们不禁大怒。他们大怒的原因很简单，两个都是政治上有问题家庭的子女相爱，这不是乌鸦找乌鸦——黑上加黑吗！黑上加黑的家庭将来不是更倒霉吗！于是我的二姨和二姨夫就执意拆散这对恋人。问题是我的小表妹和那个小伙子爱得要死要活，不是一般的力量就能打散的。他们两个秘密相约，东躲西藏，整日里与怒气冲冲的父母捉迷藏。我的二姨夫虽然身上背着“反革命”的黑锅，但只要是被批斗完了，剩下的时间就去阻止小表妹的爱情。

每天晚上，二姨和二姨夫都把小表妹死死地看住，不让她离开家门一步。我二姨夫对小表妹喋喋不休地讲这种“黑加黑”婚姻的危险，他说他这辈子是完蛋了，但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女再完蛋。我二姨则哭叫着：你们这是往火坑里跳呀！……小表妹听也不听，像刘胡兰当年参加革命那样英勇，她一言不发，任凭当父母的磨破嘴皮，美丽的眼睛却燃烧着比我二姨夫还可怕的愤怒。她已经私下与那个小伙子订了终身，海枯石烂不变心，打死她也要跟那个小伙子生活在一起。

我二姨夫气疯了，把门反锁上，和我二姨两个人出去，在家门口附近的胡同和拐角处搜寻那个小伙子的踪影，他们知道，此时他肯定正躲在附近寻机“救”小表妹。只要找到那个小伙子，我二姨和二姨夫就会冲上前去，把他痛骂一顿，要他快滚蛋。

我二姨和二姨夫铁下心，拼了两条老命，也要拆散这对“乌鸦情侣”。就这样他们整天整月整年地折腾，同时他们又在一家大的国营工厂给小表妹找了个政治上“合格”的对象，所谓“合格”就是这个男人是党员。他们把这个党员男人说得千好万好，还硬逼着小表妹去和这个党员对象见面。那个党员男人很老实，他也不想找个家庭有问题的女“狗崽子”，可是他的形象太差，一排大板牙龇在嘴唇外面，可以说是奇丑。我二姨夫非常满意，要是漂亮，一个党员怎么会要反革命家庭的女儿呢？

小胳膊扭不过大腿，最终我的小表妹还是在父母的高压下屈服了。

结婚那天我母亲去了，打扮得如花似玉的新娘小表妹看到我母亲，突然大叫一声“大姨呀”，就扑到我母亲怀里暴哭一场。母亲回来述说给我听，我难受得要命，跑到我们城市的马栏河畔，躺在草地上望蓝天，一直望到蓝天变成黑幕，看到星星对我嘲笑似的眨着眼睛，才爬起身来，走向灯光昏暗的城市。从此我很少去我二姨家。

这是我第一次对命运有了灰色的思索，但正是这些悲伤的故事给了我悲壮的力量，使我以后走上创作道路，绝少轻浮。

后来在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中，我就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作家”，这下可把全班同学的牙都要笑掉了，他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坐家”，弄得我很狼狈。

十岁那一年，我突然觉得拾煤渣是一种让人脸红的行为，几乎就是一宿之间我“改邪归正”，扔掉那个被我双手磨亮的二齿钩，并用了将近半块肥皂搓洗我那与垃圾一样肮脏的手。促使我“改邪归正”的是我一下子爱上小人书了，而且迅速痴迷起来，像过去冲向煤渣那样，冲向我们城市所有有小人书的书店。那时书店里坐满了阅读小人书的孩子，就像今天的孩子打电子游戏上瘾一样。一分钱看一本小人书，对我们孩子来说也是价格昂贵，为此我们就在座位上“串通作弊”，看完了自己的那本小人书就与旁边的人交换，这样一分钱可以看好几本。书店的老板很快就发现了我们的“阴谋”，他用鹰一样的眼珠子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这使我们紧张并激动，当然“作弊”也就更巧妙、更隐蔽。这种锻炼还给我带来相当的好处，让我至今无论在什么喧闹场合下都能安然读书，而且读书的速度特快。

我的书包里总是一半装着课本，一半装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小人书。就这么读着读着，竟然想入非非，我觉得我将来肯定也能编出小人书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开始走向创作的道路了。幸运的是当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来了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他叫孙作广。从形象上看，孙老师绝对不像文人，甚至就不像老师。他那张黑黢黢的脸，他那个无论怎样寒冷的冬天也不戴帽子的脑袋，至今还在我的梦中出现。然而，他确实是个真正爱好文学的老师，不只是爱好，还写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当我看到报纸上印着的“孙作广”三个字时，眼前豁然一亮，这才真正觉得当一个作家是一件可能的事了。那些姓名能用铅字印在书刊上的人，在我过去的感觉里几乎就等于神仙，也总觉得他们都住在遥远的文学殿堂里，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更令我兴奋的是，孙老师总是在讲课之前朗读他正在创作的作品。记得有一次他读他写的美妙文字“红领巾像火苗一样在胸前燃烧”时，正巧太阳的光线穿过教室的玻璃窗，照射在我旁边同学的红领巾上，这同学正巧在晃动脑袋，那红领巾真的就如闪动的火苗，我一下子被感染了。这种感染使我从此像着了魔一样，只要听到他朗读文章，就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眼前闪现出一片文学殿堂的光彩。

也许是在他一次次的激情朗读下，我的热血渐渐沸腾出文学的细胞来。后来在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中，我就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作家”，这下可把全班同学的牙都要笑掉了，他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坐家”，弄得我很狼狈。没想到孙老师却不笑我，他在我的作文后面用红笔批上“为你的理想奋斗吧！”就是这句话，让我终身受益。从此我对他有些对作家式的崇拜，注意他的一言一行，甚至尽力模仿他的语言和动作。我发现他也是山东人，这使我感到当个“海南丢”不再那么丢人了。他个性极强，并疾恶如仇。记得我们隔壁班级有几个同学偷父亲的酒喝，被他发现，他愤怒之极，眼冒火光，并厉声呵斥，意思是你们这几个“小酒鬼”的前途从此完蛋了，这使隔壁班级的班主任十分尴尬，给我很深的印象。

万万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校长突然来我们班级里，用严厉并有点儿恐怖的口气宣布：孙作广老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学校永远开除！我大感惋惜，我并不是惋惜他怎么会成为右派，因为那时的教育已经令我们斩钉截铁地相信上级是绝对正确的。我只是觉得孙老师如果晚一些时间被打成右派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多听他朗读几篇作品。

孙老师被打成右派之后，被发配到工厂里当装卸工，我很长时间没看到他。据一些消息灵通的同学说，他变成嗜酒如命的酒鬼，经常从装满货物的汽车上跳下来，草草扑弄一下身上的灰土，便急匆匆地闯进路边小饭店里，掏出钱来买酒，服务员把装满酒的杯子从窗口里递出来，他立即一饮而尽。当转身往钱匣子里放钱的服务员再转回身子时，看到空空如也的杯子，还以为自己刚刚没有给他倒酒呢。

我二十岁那年，和一群工人师傅走进路边一家小饭店吃饭，竟然看到了孙老师，尽管他当时满身油泥，但那张黑脸膛却一下子让我认出他来。他正在喝酒，脸色越发变成黑紫色，两只眼睛被酒精刺激得血红。

我不禁感触万千地说，老师，您还记得您在学校里批评那几个小酒鬼吗？……

孙老师像不认识我似的盯着我看。这时车要开了，我们只能分手，我说：“老师，回去我给您写信！”

他还是茫然地盯着我，然后竟笑起来，说，我可不能给您回信，因为我已经不会写字了……我一下子觉得眼睛花得看不清楚，原来是我哭了。

没过多久，孙老师就去世了，是饮酒过度导致脑血管破裂。悲痛袭来，却使我觉得作文本上那句“为你的理想奋斗吧！”愈加烧灼我的心。

三

摩托车的车斗里坐着神情黯然的父亲，更让人们吃惊的是，他的双手戴着亮铮铮的手铐。

一个从天而降的灾难，使我从童年一步跨进了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