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依然是错
一、朱允炆接班的底气
朱允炆既不是长孙，也不是太子嫡出，他能够当上皇太孙，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有个好父亲。但是，除了“我爸是朱标”之外，难道这孙子就一无是处了吗？
朱元璋当然不是庸才，他看人眼光很毒，扶不上墙的烂泥，不可能入他的法眼，比如自己的老二。他老人家一点也不傻，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真的愿意交到一个白痴手中，听任后者给折腾光、糟蹋完？当然不是。
实际上，朱元璋选择朱允炆是最合情合理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这孙子是朱标最合适的替身。相比朱棣和其他皇子，朱允炆也有着自己的优势。
首先，朱元璋非常喜欢朱标，而朱允炆性格酷似其父。
朱元璋是个粗人，出身底层，没读过几天书，对于知识分子有出于本能的不信任。但是作为成功光复了汉族河山的开国之君，他对于汉朝和宋朝那些有知识有教养的皇帝，还是相当欣赏和佩服的（隋唐皇帝并非真正的汉人），甚至有一种骨子里的自卑感。而朱标父子的风度气质，恰恰类似汉宋皇帝。常言道，缺什么补什么。选择朱允炆，既维护了长子继承制的大原则，又能改善朱家门风，给大明王朝带来政治新气象，甚至能确保朱家江山更加稳固。
朱允炆并非朱标长子，也不是正妃常氏所生，但常妃之子朱雄英已死，吕妃所生的朱允炆，是在世孙辈中的老大。
其次，马皇后最喜欢的儿子是朱标，在世时也很疼爱孙子朱允炆。
朱元璋当政的种种劣迹当然会被历史学家诟病，但他与马皇后之间维系一生的亲密关系，却只能令后人羡慕和钦佩。马皇后生前，就对朱标的两个儿子疼爱有加。不让太子的后人继承江山，朱元璋肯定会觉得愧对马皇后。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朱允炆也有招皇爷爷喜欢的地方，也让朱元璋能看到希望。
朱允炆小的时候，就很受爷爷疼爱，朱元璋经常摸着小允炆的脑袋。有一次，朱元璋看到孙子把头睡偏了，就笑着说他是“半边月”。这也许是对他未来的某种担心，但至少也说明了，朱元璋确实喜欢这个孙子。只有在孙子面前，他的表现才像个正常的老人，而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也只有这个孙子，从来不担心朱元璋会要了自己的命。
朱允炆长大之后，可以说是聪明懂事，好学不倦，尊敬长辈，举止得体，大有其父朱标当年的神韵，朱元璋也比较满意。
十四岁那年，朱标出巡陕西，回来得了重病，朱允炆守在病床前，经常是昼夜不离。第二年，朱标去世了，他为父亲戴孝守灵，连续几天饭都不吃一口，非常虚弱，身体健康受到了很大影响。
朱元璋一生亲手终结了无数人的生命，也亲自为无数人送葬，但像朱允炆这样的孝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六十五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朱元璋自己心里也很伤心，但看到朱允炆这样，实在于心不忍，反而要过去安慰他。
朱元璋像当年一样摸着孙子的头，伤心地说：“你至诚至孝，可你父亲已经不在了，为了爷爷我，你也不能这样啊！”朱允炆毕竟是听话的孩子，这才肯吃一点东西了。此时，他的三个弟弟都小，朱允炆承担起了教育他们的职责，令皇爷爷相当感动。
一次，朱元璋来到孙子的住处，看到四个都在，就随口说出“兄弟相怀本一身”，朱允炆脱口而出“祖孙继世宜同德”，令当爷爷的非常满意。
朱允炆长了个半边月，那他写的关于月亮的诗如何呢？史书上还真留下了一首据说是他创作的诗，还是跟他的父亲朱标一起写的。有天晚上，天上挂着一弯新月，朱元璋和自己的长子长孙在一起赏月，这时，他想考查一下自己两个有文化的后代，水平到底怎么样，于是下令，让朱标父子俩以新月为题作首诗。
朱标作的是一首七绝：
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
严陵就是严子陵，是东汉开国时刘秀的谋士，隐居富春山，经常钓鱼（不知道这哥们儿有什么其他收入，能养活自己），而未得团圆相，不知从何说起，整首诗显得比较悲凉。
轮到朱允炆，朱元璋以为他能写出一首明快的。他随口吟出了一首五绝：
谁将玉指甲，掐作天上痕？
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
朱元璋看后，不免更为失望了，这完全没有帝王家的气势，感觉就像农家少女在抒情。
当然，后来有些历史学家分析，这两首诗并不是朱标父子所作，是后人的移花接木，硬要算在他们头上，来为他们后来不幸命运的合理性造势。
据说另一次，朱元璋曾经让朱允炆和朱棣对对子，他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在南京学习了多年的朱允炆，对的是“雨打羊毛一片毡”，对得是软弱无力，既没有美感，又缺乏力度，而成天在北平郊外跟蒙古人打架的粗人朱棣，倒对出了“日照龙鳞万点金”，对仗工整，且透出了一种大气，高下立判。
这个广为传播的段子，九成也是杜撰。朱标死时，朱棣还在驻守北平，并没有回来奔丧，马皇后葬礼时朱棣倒是回来了，不过那时候朱允炆才五岁，也不可能对对子，其他时候，两人一起见朱元璋的机会，几乎没有。再说，朱允炆一直都在南京，由最好的学者教育，而且聪明有见识，怎么可能把一个简单的对联对成这德行？这很可能是好事者编出来抹黑朱允炆的。人家没你说的那么没文化，好不好？
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在爷爷的支持下，重新制定了诸王参见东宫的礼仪。在朝堂之上，这些叔叔依然需要向大侄子行跪拜礼，但皇太孙接见完毕之后，请叔叔们转到内殿堂，此时，他需用家人礼节向长辈行礼，如此一来，各位皇叔都相当满意，纷纷点赞。朱允炆在征求皇帝同意之后，遍考礼经，并参考了历代刑法，将大明律法中过于严苛的七十三条予以修订，天下百姓纷纷感激皇帝的大恩大德，因此朱元璋对孙子也相当满意。
朱元璋离世前不久，和孙子之间有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当然会载入史册。
蓝玉、冯胜和傅友德一个接一个地非正常死亡后（还不都是托老朱的“福”），朱元璋感觉天下平定，没有人可以跟朱允炆叫板了，把江山交给这个文弱的孙子，也不会出多大乱子。于是在一次谈话中，他轻松愉快地告诉孙子：“我把镇守边关、防备北元的重任交给了你的诸位皇叔，边疆太平，将来你可以放心当皇帝了。”
看着朱元璋坦然的目光和自信的表情，朱允炆却在不停地思考，他没有祖父那么乐观，也没有盲从于这种情绪。
在这个时候，朱允炆反而表现出了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理智。片刻之后，他开口了，朱元璋听着听着，表情严肃了起来。孙子是这么说的：
“蒙古人不守规矩，有诸位皇叔防御；如果诸位皇叔不守规矩，起兵祸乱，将如何是好？”
在老皇帝的字典里，根本没有骨肉相残的概念（都是团结起来去残害别人），他一下还真被问住了。也许真的是没有主意，也许想考考孙子，朱元璋就问他：“那你看呢？”
朱允炆坐直身子，侃侃而谈。他越说声音越大，朱元璋则是越听越开心，就差当场鼓掌喝彩了。
朱允炆回答道：“用德行笼络他们，用礼仪约束他们，如果不行，那就削夺他们的军队，再不行就废掉他们的封藩，如果这一切都不能让他们守规矩，那……”
“那怎么着啊……”朱元璋听得高兴，想逗逗这个小孙子。
朱允炆猛地站起身来，握住自己的小拳头，斩钉截铁般地说：“就举兵讨伐，将叛乱者消灭！”
说得真是有理有力有节，有条不紊，朱元璋大喜：“是啊，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了。”老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我孙子别看平时表现得过于文弱，还是很有主见的！从此之后，对这个孙子更有信心了。想必他告别人间的时候，也走得相当踏实。
可惜的是，能说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得到，又是另一回事了。赵括同学讲起兵法来头头是道，甩他老爸二三十条街，一上战场却飞快地乱了阵脚，昏招频出。朱允炆小朋友在爷爷面前可以夸夸其谈，等他当上皇帝，碰到实际问题，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二、班底的水平，决定了新皇帝的命运
在二十二岁的年龄，朱允炆就继承了皇祖父的万里江山，成为这个世界第一大帝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苍天眷顾。从古到今，多少人梦寐以求这个职位，多少人为了坐到这里，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亲人、出卖灵魂、出卖自己，结果，却倒在了通向座位的半路上。更多的人，甚至连想象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而他，朱允炆，真的是无比幸运。
奇怪的是，当上最高领导人的朱允炆，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高兴劲儿，不光是皇祖父的死，更有他对前途的担心。
五岁时，大娘常妃就不幸去世了；六岁那年，疼爱自己的奶奶马皇后去世，同一年，哥哥朱雄英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十六岁时，父亲朱标积劳成疾，不治身亡；再后来，二叔三叔都走了；到现在，皇爷爷也归天了。偌大一个明皇宫，知心的人越来越少……
生命的成长，也许就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离去。
和父亲朱标比起来，朱允炆同样仁慈，却更加柔弱。这在常人看来，不算是什么大问题，但要登基坐殿，处理天下大事，这样的特质可能会带来许多的麻烦。
朝中文武大臣虽多，但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基本上都让朱元璋定点清除了，给朱允炆剩下的，无非只有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茹常、梅殷和李景隆等人，虽然不能说一群“废柴”，但关键时候，他们能起到的作用却相当有限。
高阳先生认为：齐、黄二人，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忠臣，但才具实在有问题，充其量只是治世的良臣，绝不能担当“削藩”的重任。
这个见解非常客观。在和平年代，可以允许平庸的忠臣，但是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刻，仅仅有忠心是远远不够的，眼高手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
齐泰本名德，字尚礼，别号南塘，江苏溧水人。洪武十七年（1384）在应天参加乡试，取得第一名，第二年高中进士，后来曾担任过礼部和兵部主事。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的谨身殿遭雷击，没学过物理的老朱一下子紧张起来，自己做了那么多坏事，哪天别把我这把老骨头给劈了哇，于是决定到寺庙祭拜，求得平安。
为了显示自己的真诚态度，朱元璋从朝中官员中挑选九年内没有任何过错的陪祀—话说，这难度是不是有点大了？不过还真有这样的人，能在善于从鸡蛋里挑骨头的朱重八手下当了九年官，不仅没掉脑袋，还没被找出毛病，这种素质还真是一般人比不了。老朱挑出的人正是齐德。
据说齐德的记忆力超好，朱元璋询问了一堆边境守将的名字，他对答如流，好像做过脑手术，把普通人的大脑，换成了1TG硬盘的电脑。老朱又问他各地的形势，齐德不慌不忙，从袖子里掏出准备好的一本册子，皇上要的都在上面记着呢，人才啊！朱元璋对齐德不由刮目相看，于是决定赐名齐泰，不久又升他为兵部左侍郎（第一副部长）。朱允炆即位后，更升齐泰为兵部尚书。
不过，能背书的人不一定能背得起兵部尚书的重担，没有过错的人也许只是中规中矩，不等于能力就一定强。
但和另外一个哥们儿黄子澄比起来，齐泰绝对就算能臣了，因为后者更浪得虚名。
黄子澄，名湜，字子澄，江西分宜人（和一百多年后的大奸臣严嵩是同乡）。洪武十八年，黄同学参加会试，勇夺全国第一解元，进入翰林院任编修，不久又升为修撰官，被朱元璋钦点去东宫上班，陪太子读书。朱标死后，他很自然地又和朱允炆走到了一起，陪太孙子读书，并一路升到太常寺卿。相比齐泰，他和朱允炆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更加亲密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天，朱允炆和黄子澄坐在皇宫东角门外聊天，朱允炆突然悲从心起：“我那堆皇叔都拥有重兵，很多人都行为不轨，我应该怎么办啊？”
黄子澄胸有成竹地对曰：“诸王的护卫亲兵，用来自保还马马虎虎，想造反的话，我们朝廷只要派六师精兵去镇压，他们哪个能挡得住？汉朝时期，叛乱的七国不能说不强大，最后还是被朝廷消灭了，这个道理，就是以大制小，以强制弱。”朱允炆觉得很有道理。
朱允炆即位后，很快任命黄子澄兼任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有一天散朝之后，朱特意叫住了黄子澄，很严肃地说：“先生还记得当初在东角门说过的话吗？”
黄子澄一听这话，赶紧跪倒磕头：“微臣绝不敢忘。”表现出一副为主分忧的忠诚。当然，这也许是他身上唯一的亮点。这样肉麻的话，为人死板的齐泰恐怕就说不出来，因此，尽管齐泰的眼光见识明显胜过黄子澄，朱允炆对后者的信任却要超过前者，他们两个感觉更投缘，性格更接近，气场更合拍。
还有一个人，也值得一提。尽管他只是个正五品，跟“齐黄”的正二品差了很多级别，但在朱允炆眼中，此人的价值不是用官衔可以衡量的。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浙江宁海人。宁海是著名的状元之乡，盛产文曲星的地方，出现方孝孺这样“读书人种子”并不足为奇。他的父亲方克勤，在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中被错杀。方孝孺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学习能力，读书飞快，被视为神童。后来成为大儒宋濂的学生，先辈胡翰、苏伯衡这些学者，提起小方都自叹不如。方孝孺并不愿意做一辈子钻故纸堆的书虫，而希望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洪武十五年（1392），经过地方推荐，方孝孺被朱元璋召见。老朱见他行为端正，对朱标说：“这是一个才子，以后可以辅佐你。”然后……把他打发回家了。十年后，朱元璋再次召见方孝孺，然后说：“还没到用他的时候。”又把他打发走了。
方孝孺回来后被聘为汉中府教授，从九品，低到尘埃里了。蜀献王听说了他的学问与品德，特聘其为世子师，对其恭敬有加，并把他的书房命名为“正学”—正人君子学习的地方。
朱元璋不喜欢方孝孺，但朱允炆却非常欣赏此人，刚一即位，就把老方从成都挖过来，担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他为侍讲学士，正五品。朱允炆有重大事情一定和方孝孺商量，对他的信任，甚至超过了齐泰和黄子澄。他还让老方担任了《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的总编撰，当然，后来讨燕檄文的执笔人，更非方老师不可。
因为朝廷重臣病死的病死、处决的处决，这三个人构成了朱允炆身边最重要的谋士集团，他们均为人正派，理想远大，学识渊博，好为帝王师，好替主子分忧愁。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几个人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政治上的天真。对于置身其中的这个残酷世界，他们的认识实在是远远不足。
朱元璋已经废除了丞相一职，并由他本人亲自领导六部。朱允炆上台之后，将六部尚书的级别由正二品升为从一品，但事实上，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凭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取得了超越六部尚书的职权。他们并非大学士，却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内阁”。对于朱元璋在世时期的很多弊政，这三人当然相当清楚，也非常期待新皇帝能有所作为。
建文帝首先改进了洪武时期极为严厉的法令，在朱元璋的英明领导下，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动物庄园”。朱允炆执政之后，禁止使用朱元璋制订的《大诰》作为审案标准。为了减轻江南百姓的负担，朱允炆力主减少在这些地区的税收，并改革了征税方式，同时，他限制佛、道二教寺院所拥有的免税土地数量，将更多土地分给耕种者。
这些措施显然要遭到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执行效果当然也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朱允炆的精力有限，在其短暂的执政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也在为另一件事所困扰，并最终令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三、削藩大讨论
刚刚登上皇位的朱允炆，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无比沮丧。
自己接手的，甚至可以说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中央政府，外加二十五个独立王国！这其中二十二个藩王，都是朱允炆的亲叔叔，其他三个是他的堂弟。这些王爷，个个都有丰厚的俸禄、奢华的宫殿、成群的王妃，很多人甚至还有广阔的地盘和庞大的卫队，对朝廷来说，当然是重大的威胁。朱元璋作为这些藩王的老子和爷爷是自信完全可以震慑住，但朱允炆一上台就感到了莫大的威胁和压力，让他没有了安全感。
其中权力最大的，无疑是为了对付蒙古人而设立的“九边”，这九大军事要塞都由藩王驻守，被称为“塞王”，他们的控制区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大体上沿长城一线分布，每个王府都有三个护卫指挥使司、二个围子手所、一个仪卫司，直接管辖的军队不下万人。名义上是为天子守边，实际上却是皇权的重大威胁，这九王分别是：
秦王朱尚炳：二皇叔朱樉长子，自己的堂弟，建藩陕西西安府。
晋王朱济熺：三皇叔朱长子，自己的堂弟，建藩山西太原府。
燕王朱棣：四皇叔，建藩元故都北平府。
代王朱桂：十三皇叔，建藩山西大同府。
肃王朱楧：十四皇叔，建藩陕西平凉府。
辽王朱植：十五皇叔，建藩辽宁广宁府。
庆王朱栴：十六皇叔，建藩陕西韦州府。
宁王朱权：十七皇叔，建藩辽宁大宁府。
谷王朱橞：十九皇叔，建藩河北宣化府。
你急，或者不急，威胁就在那里，不尴不尬。
你削，或者不削，藩王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尾大不掉的诸位藩王，坐拥数十万军队，自然成为新政权的最大威胁。更让人尴尬的是，大部分藩王都是朱允炆的长辈，他们很难打心眼里服从朱允炆这个文弱的年轻人。想要解除他们的兵权，实在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齐泰和黄子澄都是削藩的坚定分子，他们饱读史书，很清楚汉朝和晋朝的藩王是怎样祸害中央的。在朱元璋当权时，他们不敢就此提出建议，害怕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被一蹄子给踢死。
要知道，封建藩王那是朱元璋最得意的成果，老家伙就是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武将守边，掌握军队，防止江山改变颜色。
对于藩王拥兵太重，其实在洪武初年，眼明的大臣早就看出了危害，但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地一言不发。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由于天生异象，似乎预示国有大难或天下有不平之事。朱元璋下诏，要天下人士上书直言。本来也就是一说，但有人就跳出来了，国子生授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就上了道洋洋洒洒近万字的《奉诏陈言疏》。
叶伯巨直言封藩的隐患：认为强干（中央）弱支（地方）是安定团结的根本，按照传统，最大的封地，也不能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但现在的秦、晋、燕、齐诸国，都有城郭数十座，而且有精兵，恐怕再过几朝，就不得不进行削藩夺权，势必引发祸乱。
叶伯巨举西汉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说明即使是天子骨肉，如果分封的地盘过大，待遇过优，也将会贻害无穷。七国诸王，那可都是刘邦家族的后代啊，和汉景帝有直接血缘关系，一旦被削地，还不是一起发兵西向，跟朝廷叫板？晋朝的八王也都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孙子，却为了权力相互攻击，导致了匈奴首领刘渊、石勒的乘虚而入，给司马家的江山带来了灭顶之灾。由此看来，分封一旦越制，祸患立即丛生。
最后，叶伯巨指出，贾谊曾劝说汉文帝尽分诸侯国的地盘，空置下留给他们的后代子孙，文帝没有早采纳贾谊的建议，结果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端。叶伯巨建议朱元璋在诸王未及就国之前，果断采取措施，严格限制藩王的发展空间，防患于未然，所谓“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叶伯巨的上书可谓字字忠心，句句真诚，何况，还是在朱元璋反复要求上书直言的情况下进行的。朱元璋读了之后，也非常激动，大叫：“这小子离间我父子骨肉，赶紧给我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叶伯巨被抓起来后，被关进了刑部大牢。朱元璋由于工作繁忙，一时还没抽出时间去亲手杀他，几个月后，这小子就在牢里病死了。
叶伯巨死后，朝中大臣更是噤若寒蝉，为了皇帝的家务事掉脑袋，既不光彩也不值当。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颁定《皇明祖训条章》，明确规定“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之后更不会有人跳出来反对了。
现如今事态的发展，完全应验了叶伯巨当年的预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像比朱允炆仅小一岁的宁王朱权（还不得不叫人家皇叔），不仅麾下有八万兵马，还掌管着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三卫是由蒙古骑兵组成的雇佣军，战斗力非常强，如果发生兵变，未必能千里奔袭进攻首都，但如果宣布独立，甚至与蒙古勾结，都够朝廷折腾好一阵子的。
而皇叔中年龄最大的老四朱棣，手下则有十万精兵，属于隐患中的隐患、危险中的危险。更可怕的是，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作战指挥才华，又先后得到了徐达、傅友德和李文忠等名将的悉心指点，颇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节奏。朱棣到了三十出头之时，傅友德、冯胜这些大将军，居然都要受其节制。
朱允炆与其团队在削藩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先削谁，如何削，他们的意见无法统一。
当然，想削藩的并不只是核心管理层的这些人，朝中也有大臣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有两个人的看法比较有个性。
户部侍郎卓敬认为，燕王朱棣“智谋过人，雄才大略，很像先帝。北平地形险要，兵强马壮，金元两朝就是从那里崛起的（这可不是实情，这两朝是先崛起再占领北京的）。现在应当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也容易控制”。
如果朱棣真能听话，乖乖到南昌上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对于一个经营了二十年北平的将军来说，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损失无法估量。朱棣的亲信和死党都在燕王府，如果不让他带张玉、朱能、谭渊这帮人去南昌，他还能造反吗？难！而且，南昌和南京只有十天的路程，可以说就是在朝廷的眼皮底下，想做什么坏事，还真的不是太方便。
当然，朱允炆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否则，南昌历史上只会有一个王爷朱棣，就没有王阳明大战鄱阳湖的传奇故事了。
吏部一个小官高巍则建议，别学晁错削夺之谋，那是会引起诸王造反的，而要学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比如朱棣有三个儿子，就把三个王子都封到江南去，断绝他们的有效联系，这实际上就是变相夺权，但比公开削藩高明一些，属于杀人不见血的那种。
但是，朱允炆还是没有采纳，为什么呢？他太相信自己身边的亲信团队了。可这些人有什么高招呢？
齐泰认为，当然得擒贼先擒王，把最大的威胁朱棣收拾了，其他的小混混不值一提，所谓“去其大者，小者自慑”。而黄子澄却觉得燕王做事稳当，抓不住明显的把柄，勉强治罪了会损害朱允炆的声誉。主张先削周王朱，这是朱棣的同母弟，打击他无疑是对朱棣的折磨，同时也可以观察朱棣的反应，以采取下一步措施：“周王如被抓，燕王肯定要设法搭救，难免露出把柄，到时可以一锅端。”黄子澄侃侃而谈，而齐泰在旁边却是大摇其头。
黄子澄真急了，连比喻句都整了出来：“只要先除了周王，那么燕王在北平一隅就势单力孤，就像一堆没垒好的鸡蛋，随时可能倒塌，谁还会跟随他谋反呢？（则其势孤立，僻处一隅，危如累卵，谁肯从之？）”
说来也巧，就在不久前，朱允炆还真收到了一封密信，举报朱有谋反的嫌疑，希望朝廷捉拿严办。这个对形势门儿清的告密者是谁呢？说来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居然是朱的二儿子，汝南王朱有熏—坑爹这个典故，估计就是打这儿来的。
洪武三年（1370），朱被封为吴王（朱元璋自己就是从吴王当上皇帝的，这个身份不一般），驻守中都凤阳；洪武十一年（1378）又改封为周王，驻守开封。这里是宋朝故都，明朝初年的“北京”，朱的王府就是由北宋皇宫改建的，可见朱元璋对老五的厚爱。
朱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可他的志趣显然不在谋反。他不但是个曲艺发烧友，还是宋词元曲的研究专家，创作了《元宫词》百章。同时，他还是个天才的植物学家，研究了国内可以食用的四百多种植物，绘制成图，编撰出了专著《救荒本草》，很有当年神农氏的风采，要在今天，他有望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这么有个性的人，要他老人家当皇帝，每天看一大堆装正经的奏折，见一大堆装正直的大臣，听一大堆装正义的废话，人家还真不一定乐意呢。
究竟谁的想法更正确，还真不好下结论，历史是复杂的，两个人的意见其实都有道理，没有谁对谁错，事后诸葛亮就不必要了。但是，在朱允炆刚刚上台之际，就这么磨刀霍霍地进行削藩，显然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违背了朱元璋的遗训，也与建文朝整体的宽大思路不符。
真的需要这么着急吗？一个新政权刚刚建立，寻求更多的支持者，恐怕要比铲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更加重要。
但拿五叔开刀，朱允炆还是于心不忍。在黄子澄苦口婆心劝了好几回之后，他终于下了决定，密召曹国公李景隆觐见。
四、避实就虚，实则欺软怕硬
此时的李景隆刚刚年满三十，就身居曹国公高位，实现了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无法实现的梦想，好像他为大明朝做过多大贡献似的。如果告诉你，人家十九岁就获得这个爵位，你是不是更得肃然起敬呢？
其实李景隆年纪轻轻就能当上曹国公，跟自身能力几乎没有一分钱关系，只是因为老爸—战神级别的名将李文忠病死了，作为长子的他就接了班。这对父子倒是类似战国时的赵奢与赵括，父亲的军事才华体现在实战上，荣誉是打出来的；儿子的作战水平体现在言论中，名气是吹出来的。后来，李景隆还真差点成了赵括的升级版。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曾任命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在开封练兵。当时小李就成天去周王府玩耍，和朱的关系处得挺好，而且李景隆本来就是朱元璋的亲甥孙和干孙子，又能附庸风雅，和喜欢曲艺的朱共同语言挺多。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距朱元璋的死还不过百天，朱允炆，这个以仁孝著称的好皇帝，就要向自己的亲叔叔朱下手了。
李景隆领命之后，倒是相当沉稳，不慌不忙。他首先放出风来，说是要继续到开封备边，训练士兵。随后带领兵马从京城出发，在路上，他对手下亲兵仔细交代了一番。
到了开封，李景隆让大队人马在城外扎营，然后带着几百亲随来到城下，守门的军官当然认得去年就来过的曹国公，于是打开城门，把一行人放了进去，并立即通报周王。朱一听李景隆来了，也很高兴，立即下令准备酒菜。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丰盛的酒菜摆了出来，俏丽的姑娘抱着琵琶走了出来，清新舒缓的音乐响了起来。叔侄俩就这样喝着小酒，听着小曲，看着小姑娘在音乐中妩媚地摆动腰肢，欣赏着李景隆从京城带来的绝本草药图，评论着朝中的领导交接和市政工程。两个人喝得都挺high，朱也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回京城，到秦淮河边走一圈。说到秦淮河，两个人的眼睛都亮了……就在这时，李景隆突然把杯中酒一口喝完，然后把酒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这个动作，大家都不陌生吧？
李景隆的亲卫冲了进来，将朱当场拿下。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突然的变故，把朱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李景隆还是那样轻松愉快，在一片女人的尖叫声中，当场取出朱允炆的诏书，宣布了周王有负先皇、图谋不轨的罪行。朱当时就崩溃了，削藩的传言他不是没有听说过，但没想到会这样开始，也没有想到自己成了第一个，更没想到宝贝侄子李景隆，给自己玩了一把摔杯为号。
朱被押解到京城，得到了一个光荣的称号—周庶人。庶人是明朝的一个专有名词，并不是指庶民百姓，而是指被废的皇族。
朱从此被剥夺了作为皇子的一切待遇和补助。随后他的好侄子朱允炆一声令下，又将其一家老小打发到了云南蒙化。当时的云南可没有现在丽江这样的旅游胜地，条件比神农架好不了多少—当然可能更适合朱，这里远离都市的尘嚣，野生植物资源特别丰富，纯天然无污染，如果他要继续搞科研，倒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
娇生惯养几十年的朱，哪受得了这份苦啊？而且在云南的日子，他被关在小黑屋里，根本不准出门考察野生植物，想发挥专长都没机会。吃饭都是从屋墙的洞中向里送。伙食标准也跟真正的庶人差不多。几个王妃都关到一边去了，想过正常的夫妻生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后来，朱允炆听从了朝臣的建议，可能也怕五叔自杀，给自己留下骂名，又把朱押送到凤阳，关进了朱元璋当年修建的，专门关押有罪的皇室成员的监狱。得，在列祖列宗战斗过的地方好好改造吧。
人人都想当第一，不过第一未必都是好事，作为第一个被削的皇叔，朱也许感到做人很失败。不过如果想一想后面几个王弟的处境，他也许就会心理平衡不少。
同年十二月，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王朱桂遭到了弹劾，罪名是“贪虐残暴”。朱桂的母亲郭惠妃，是郭子兴的亲生女儿。老郭死后，朱元璋杀了他的儿子，夺了他的军权，还把他女儿纳为小妾，这是有多大仇多大恨才做得出来？同样值得强调的是，朱桂娶了中山王徐达的二女儿，和朱棣是连襟。朱桂被废为代庶人，关押地不在别处，就在自己的封地大同，这也是够有讽刺意味的。
齐王朱榑是朱元璋的第七子，王府在青州（今属山东潍坊），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榑曾随燕王北征。据说此人“以武略自喜，然性凶暴，多行不法”，也被废为齐庶人，关押在京城。
这二王都是拥有重兵的“塞王”，但面对捉拿他们的御林军，都根本不想抵抗，乖乖束手就擒，好像盼望了很久一样，也许，他们是想摆脱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坦然地当一个庶人。
周王被抓的消息传到北平，可怜的朱棣还在为父皇守孝呢！三个儿子落入了朱允炆的手里，同母至亲朱又遭不幸。朱棣当然不能不管，就马上写了一份奏折，其中说道：
“若周王所为，形迹暧昧，念一宗室亲，无以猜嫌，辄加重谴，恐害骨肉之恩，有伤日月之明。如其显著，有迹可验，则祖训俱在。”
这个奏折不知道是谁当的枪手，可算是既深明大义，又顾及手足之情，既流露出希望宽大处理的愿望，又表达了服从圣裁的理智。难怪性格仁厚的朱允炆看了之后，差点眼泪都流了出来。
他马上传示齐泰、黄子澄进宫，把朱棣的奏折拿给他们看：“削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齐泰和黄子澄表示，他们要考虑一下，于是出了宫，在一起商量。两人一致认为朱允炆这是妇人之仁，现在事已至此，拉弓没有回头箭了。
于是他们又一起去找朱允炆，并说：“既然把周王抓了，众王中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燕王，他因为长期镇守边关，名声日渐增大，不如趁机一起收拾了，以免留下后患。”
朱允炆犹豫不决，于是想搜集燕王的罪证，但一时没抓住什么把柄。这位小皇帝的书呆子劲儿又上来了：“我们拿不到证据啊，凭什么抓燕王？”齐泰心想，我怎么碰上这么个脑残的主子，真沮丧！不过还是耐心地开导说：“就凭他那个想营救周王的奏折，我们就能把他逮起来。”
朱允炆说：“你讲的也没错，但我刚刚登基，立足未稳，就连削数王，难免让天下人非议啊，暂时先放一放吧！”
齐泰说：“我们以加强边境防卫为名，派可靠的大将带兵驻守北平，把北平的护卫精锐，全部都调到辽东，去掉朱棣的羽翼，他再有办法也无可奈何了。如果现在不行动，以后肯定要铸成大错。”
朱允炆同意了齐泰的看法。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任命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并责令他们严密监视燕王的动向，及时密报。
有道是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臣。这时候又出来了一个四川岳池教谕程济，八品小官，大致相当于今天一个县的教育局长。他居然直接上书给皇帝，说“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朱允炆看了奏折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居然非常生气，说程济“无端妄言”，让人把他抓到京城，准备处死。程济当然不想死啊，他说：“请先把我关押，如果朱棣一年之内不反，再杀我不迟。”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年之内朱棣反了，你们就赶紧把我放了！于是程济被关押在了南京的大牢内。
难道真是连远在四川的人都能看出朱棣的反意，而朝廷却看不出来吗？当然不是，这个程济不过是个托儿。
然而，朱允炆还是不想对四皇叔下手。
转眼到了第二年，年号改了，也就是建文元年。二月，朱允炆追尊父亲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尊朱标正妃常氏为孝康皇后，自己的生母吕妃为皇太后。朱标并没有坐过一天龙椅，但由于有了个好儿子，也得到皇帝规格的祭祀。
同时，朱允炆封自己的正妻马氏为皇后，弟允熥为吴王，允为衡王，允熙为徐王，立长子文奎为皇太子。
三月，兵部派遣都督宋忠、徐凯率兵屯开平、临清及山海关，防备朱棣有什么异动。北平燕王府护卫军中的精锐，大都被抽调到了开平；北平、永清二卫军，被派到了彰德、顺德；就连曾跟随朱棣北征立功的蒙古骑兵指挥观童，也被召到了南京。齐泰和黄子澄合计，朱允炆即使狠不下心来废掉燕王，靠这些措施，朱棣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齐泰应该会这么想。与此同时，削藩的工作并未停止。
四月，有人告发湘王朱柏私印宝钞，牟取暴利并干扰国家金融秩序。朱允炆于是准备采取行动，要把十二叔捉拿到京城问罪。但是，这一次却出现了麻烦。
与前几位兄弟乖乖配合相比，这个朱柏性格刚烈，面对前来捉拿的官军，他在荆州自己的府第里发表了一篇相当煽情的演讲：“我听说太祖时代的大臣，都不愿受辱，以自杀来表明心迹，我身为高祖的皇子，面南称王，怎能像奴隶一样束手就擒！”说完，他就在府内放了一把大火，把妻子儿女都叫在一起，不是烤火，是自焚！一家人用这种最悲壮的方式，表达了对大侄子最强烈的抗议。
善良的朱允炆得知十二叔的悲剧之后，削藩的决心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湘王的自杀，确实有损朱允炆的仁慈之名，并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然而齐泰和黄子澄却不为所动，削藩工作并没有停止。也许这俩哥们儿为了自己能青史留名，真的有些丧失理性了。
六月，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突然上书，弹劾与他同城的朱元璋十八子岷王朱楩。朱允炆非常在意，立即捉拿朱楩，废为庶人，押送到漳州关押。要说这个沐晟也真会配合朝廷大计，同时也借机除掉了一个潜在威胁，让自己成为没有王爵的云南王。
一年之中，朱允炆陛下连续废掉了五个亲王，力度不可谓不强大，效果不可谓不明显，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口碑不可谓不恶劣。这个曾以仁柔闻名的乖孩子，刚刚过了扑到叔叔怀里要糖吃的年龄，就抡起大棒收拾起自己的叔叔来，这步子迈得也有点忒大了。死了的那个估计整天向阎王投诉，关起来的那四个自然是咬牙切齿地咒骂，依然有爵位的叔叔们，现在真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战战兢兢：不知道下一个出局者会是谁，不知道哪天早上一开门，带着削藩圣旨的御林军就在门口恭候了。
我们的男一号朱棣在做什么呢？是不是装好了几车二锅头和烤鸭，准备向南京官员行贿，让他们给自己说好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