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28)
【第十四章】
我和老朱欢度了一个中秋，第二天下午他就开着装满一袋袋稻米的卡车返回矿山了。临行之前我仿照梁仪的样子，画了一张图送给他。图形的布局大体如下：画面中心是一座高山，两个小得如同蝼蚁一样的人儿，从高山的两个陡坡向上爬着。在山顶部位我没画太阳，也没有画鲜花，更没有画屋舍，只有一只翘尾巴的喜鹊，张开翅膀似在报喜。这幅图笔画单调，没有任何一点装饰，如同是七八岁的儿童画的一幅充满稚气的低能画。老朱虽是个粗粗拉拉的人，一眼就看出我的用心，他用舌尖舔着干裂的嘴唇，对我嘿嘿一笑说：“叶涛，如果真有那一天，我请你喝喜酒！”
我说：“请你转寄给徐虹吧！就说这是叶涛的祝愿！”
他拉开卡车车门，回头对我说：“这个不能寄给她。”
“为什么？”我奇怪地问道。
“这杯苦酒还是让我朱雨顺一个人喝吧！谁知道我们爬到山顶时，等着我们的到底是报喜的长尾巴喜鹊，还是黑嘴乌鸦呢！”他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一定是只喜鹊！”我隔着车门向他喊着。
他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来：“叶涛，你别总为我的事操心了。你的命也不比我硬到哪儿去，你还是多多保重自己吧！”
我惜别地望着他：“什么时候再来？”
“明年给你们农场送煤的时候，我再进中条山！”他从车窗口伸出一只手，和我握别。
我很想再说些吉利话儿，可是第一辆粮车已经开动了，我只好使劲握了握他的手，闪身到公路一侧，目送着老朱的卡车开动，直到卡车消失在萧瑟的田野之中……
他失约了。第二年他没有开着卡车来送煤，第三年他还是没在农场的土地上露面。我写信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当然不会忘记提及徐虹，他的回信极其简单，在污黑的信纸上常常是“太平无事”，或者“我还在开车”之类的词儿。这短短的回答，虽然使我不够满足，但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平安”两个字价值千金，因而，我不满足中又获得了某种满足。
1976年10月——中国大地上的万物回黄转绿的时刻，我激动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在我想象中，他一定会多给我写上几行字来，哪知他的回信比过去还短，在手帕大小的一块纸上，只给我写了一个大大的字：“好。”我拿着这封信看了很久，觉得这个家伙既可气，又可笑。笑过之后，我忽然发现朱雨顺身上竟然还原了一点点可贵的童心。不是吗？把“好”字写得那么大，不是蕴含着许多潜台词吗？我可以把它解释成“真好”“太好了”“简直好到了极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填满纸块的大字，表现了这个在苦海中沉浮的汉子，在新生活面前，勃发了和朋友开玩笑的兴味！这在朱雨顺的编年史上，难以寻觅到先例，现在却呈现在我面前了。
笑吧！到了他该笑的时候了！生活中只有经过长途跋涉的行者，才懂得歇息的幸福；也只有饱尝过暴风雪滋味的人，才认识炉火的真正价值。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写信告诉了他，盼望着再接到一个“好”字，再看见他对生活的一撇微笑，可是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声。最初，我以为是信件丢失了（这在劳改队司空见惯），接连又写去了两三封信，但依然有去无回，没接到他的片纸回音。我的心开始犯嘀咕了：老朱是不是开车出事故了？司机这个行当，本来就和法绳离得很近，特别是在晋东南陡峭的山路上开车，简直如同在死神的怀抱里跳舞，万一……我真是不敢再往下想了。老黎，我之所以朝着这方面联想，不仅由于二十年的改造生涯，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1978年盛夏，劳改农场发生了一件震撼心灵的悲恸事件：在我们农场关押犯人的大墙圈里，曾关押着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干部。他面色枣红，银发如雪，走路有些踮脚，据说这是当年长征时，雪山雪崩给他小腿留下的后遗症。这个大干部离群索居，独自住在监房的一隅。生活上和场长、政委一样待遇，吃着高于普通劳改干部的小灶。他从不穿囚衣，一年四季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可以说，他生活上应有尽有，但唯独没有自由。
这位老同志每天的营生就是骂人，从“江不清”骂起，一直骂到在他门口警戒的士兵。这年夏天，农场黄尘滚滚的公路上，突然来了一串小轿车，后来听说是省委书记陪同中央一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专程到这块不毛之地来接他出监的。
这位老同志可能是太激动了，他前脚刚刚迈出铁门，身子突然一仰倒在了出监的门槛上。他笑傲过严冬的冰雪，却因急性心脏病突发，死在冰雪消融、为他平反正名的时刻……要是老兵朱雨顺也和这位老干部一样，当春天的阳光照进门槛之际，出点什么意外，岂不是一出更大的悲剧吗！
理智上明明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在我心灵的天平上，总是向感情的砝码倾斜，理智成了绝对的负数。我直接写信给徐虹同志，恳请她立刻复信释疑，以平息我心中的悬念。
北京的复信很快到了，但是信封的字体令人疑惑，它既非徐虹的笔迹，又非梁仪的字体。拆开一看，我惊愕得半天没有出声。老黎你可能把这个人物已经忘却了，一来信的竟然是我想也想不到的报社社长于江。
叶涛：你好！
其实我早就想给你写这封信了，所以直拖到今天才给你写信，实因我难于启齿。1957年反右时，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对于把你是否划为右派，存在着很大争议。当时，我急于完成10%的百分比，又由于你和神童作家付满子关系密切，当然，更大的因素是基于我热衷阶级斗争的理论，我拍板把你划成了极右分子，送你去劳动改造。
从1957年到现在，历史已经流逝了二十一个年头。可以这么说，前十年我生活得很坦然。1966年以后，由于我受到了比你们更严酷的大浪冲击，我开始思考我这个老共产党员昔日所做的一切。完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文革”的反面教育，我至死都会认为我1957年的行为无可指责。我感谢“文革”一点，就是它使我识别了生活中的真伪，人海中的良莠。从朱雨顺用吉普车把我连夜送到新港，叫我乘海轮逃回乡土时起，我一下明白了好多好多。从此，我的心就再没有安静过，我发现我从进城以后，干了许多荒唐的事情，处理你和你的许多同伴，就是我的良心债务之一。
仅仅忏悔往事，那是宗教的超度行为。我是无神论者，我要弥补我的过失。对于1957年的你们，党已经有明确的文件下达，不日将全面落实到你们头上，因而不需我多花费精力，难度较大的倒是朱雨顺的冤狱平反问题。目前，报社已出面参与了这场官司纠纷，虽然彻底平反的目的尚未达到，但是已初见成效。朱雨顺的一位老上级根据情况，已把他调离劳改矿山另作安排。他的老战友梁仪，因工作需要，上调去了市法院，他参与了法院大宗冤档的审查，朱雨顺的案件亦是其中之一例。
随着1976年10月的一声春雷，中国的航轮重新拔锚启航。我这两年在紧张工作之余，走访了许多过去被我误伤过的同志。前几天，梁仪带我去医院探望了小学教师徐虹同志，从她那儿我得知了你这些年的情况。徐虹同志因积劳成疾，休克在教室里，此时她在医院养病，我正好为她代笔，一则表示一下我的歉意，二则为你释疑。据梁仪告诉我，朱雨顺同志刚刚调走不久，去了哪儿，干什么工作都还不太清楚，他活得很好则是千真万确的。匆匆此复，待你回北京后再详谈！
祝你
健康
于江
×月×日
老黎，读过这封意料之外的来信，我内心翻江倒海，真是难以用语言述说我的心情。“文革”十年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暗夜，但它也有功劳——这就是歪打正着地教育了千千万万的干部。假如没有这场灾难，像于江这样的领导干部，直到停止呼吸也不会改变他认为“一贯正确”的观点。一场暴风雨过后，于江竟然能跑到医院去看望徐虹，这是人际关系的根本改变，这不能不说是“文革”的“功劳”。当然，这封来信中也传来了令人惆怅的信息，徐虹进了医院就是喜讯中的悲耗，见一叶而知秋，我深深地为她的身体担忧，这就像我们见到的许多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当他们沿着弧形跑道奋力向前奔跑的时候，他们显得英气勃发，充满了虎虎生气。但是一旦他们冲过胜利的红线，神色马上松弛疲惫下来，有的需要别人架着胳膊漫步，有的索性坐倒在草坪上，或干脆躺倒在冲刺的终点……没接到这封信之前，我为朱雨顺担忧；接到信后，我却为这个中国普通女性的身体悬心了。
尽管如此，毕竟喜大于悲。于江给劳改队送来了早春的气息，使老右“否极泰来”的小道传闻得到了证实。我们这些饱受历史车轮碾来碾去的小草，可以挺直腰身像人一样生活了。我们这些被历史旋风卷来卷去的落花，似乎有了二度梅开的还阳时日。至于徐虹，可以不必为她过度忧虑，只要老朱和她在中国随便哪块泥土里搭成个窝，她那瘦削得如同枯树枝条的身子也会因逢春而返青、出芽。我确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记得，那是一个飞着小雪花的初冬下午，我们这些老右奉命到稻地里去捡稻穗。往年这类活茬是老残队的活儿，今年却交给了我们。不言而喻，这是队长有意对我们进行照顾，说得更明确一点，队长已经对我们这些改造对象放松了管理。我们这几十号人，像一群漫散在田野里的羊群，站着的比弯腰的多，似在用两只脚给大地号脉。大伙七嘴八舌地预卜着每个人的未来。我当天的工作是负责把大家捡出的稻穗捆好，然后装上一挂小平车拉往仓库。割稻时遗落在稻地里的稻穗虽然不少，但是运到马路上来的稻穗却很寥寥，我只好裹紧了一件破旧的风衣，坐在马路边上，充当手里不拿鞭子的牧羊人的角色。望着这片飞舞着小雪花的田野，我的思绪飞得十分遥远。我回忆着二十年来走过的一个个生活驿站，和在每个生活的岔路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无数的面孔就像天空中旋转的雪花一样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朱雨顺是我最最难忘的一个。我咬着一根稻穗仔细地琢磨着该怎样把朱雨顺的形象留给中国，因为他的轨迹就是一部历史。可是这部传记体小说写到后来该是大团圆的喜剧，还是月圆人缺的悲剧？我对此感到茫然……
“叶涛！你一人不感到孤独吗？”田野里有人在向我高声呼喊，“到我们这儿来吧！”
“叶涛，是不是想老婆了？这回唱七月七《天河配》可快了！”又有人向我挑逗。
“叶涛——”
我不情愿地站起来，拍打拍打风衣上的尘土，准备到伙伴们中去享受聊天的快乐。这时，我才发现马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由于刚才精神上开小差，我不知道这辆吉普车究竟是什么时候停在我身边的，它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停车，我更说不清楚。吉普车旁站着一个瘦高瘦高的老者，他披着一件呢大衣，双手叉腰，眺望着稻田里稀稀落落的人群。这里虽说是方圆几十里地的大农场，平日场长、政委下地的交通工具是一匹匹的蒙古马，一年四季也难得看见一辆吉普车穿过这片土地，因而我第一个判断是县委书记到劳改农场来了，至于这位书记来农场干什么？那不关我的事，犯不上为这个去花费脑筋，所以我瞥了他两眼，迈步走向稻田。
“你站一下。”他话音很轻，口气却是严厉的。
“你是喊我？”我扭回头来问道。
“嗯！”
我心里虽然认为这位书记是“八擒孟获——多此一举”，但多年养成对干部服从的本能，还是把身子转了回来。短距离的凝视，我看清了这位干部的脸：他面孔清癯而消瘦，下巴颏尖尖，两只闪烁在蛛网般皱纹中的眼睛，虽然早已消失了风采，但目光却显得十分凝重。凭着本能，我马上感到这是县委书记不能与之比拟的大人物。
“你是叫……叫什么……什么……”他用手叩叩脑门，“……叫叶涛，对吧！”
我只有惊愕，忘却了回答。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释疑地对我笑了笑，“刚才稻地里的人，不是喊你名字了吗？”
“我是叫叶涛！”我答。
“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曾经耍过笔杆，当过记者。”
“您……”我刚刚平息的心河，又投进来一块石头，“您怎么知道的？”
“我会相面。”老者诡谲地眨了眨眼睛。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我说。
他摇摇头：“我还从你的眉宇间看出来，你是个脸上没有刺字的右派。”
我被老者逗笑了。我拼命搜索我的记忆，可是我失望了。
“别花费这个精力了，你就暂时把我看成个算命的先生好了。”他指了指田野上的人群，向我提问道，“他们的身份是不是和你是一样的？”
“这要请算命先生掐指一算了！”我“将”了他一军。
“用不着卜算，这是一群穷途潦倒的书生。”老者自信地一笑，“现在，麻烦你把他们喊过来，我要给你们这些秀才推算一下未来。”
我明明知道这是老者的戏言，索性故作不知，来了个顺水推舟。我跑上土岗刚要开口，他突然一拉我的衣袖说：“算了！我是一个人，地里是一群人，怎么能叫一群人浪费时间呢！走！你带我到地里去。”
小雪花还在无声地下着，我带着这位老者步入了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