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创作悟语(9)
二、筛选关系
生活虽然是创作的唯一泉源，但不是一切生活都能变成文学作品的。一个有出息的作者，应当像杰克·伦敦笔下的淘金者那样，不惜汗水地进行沙里淘金。作家的思想，应当像一盘细密的电筛，不断地筛去废料，储存起你所需要的材料。
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生活中某一事件激发了你；但当你拿起笔来要去表现它时，又感到这一事件的不足之处。遇到这样的情况，就需要你从生活的库存中，筛选更有表现力的情节，取代或弥补生活原型的不足。我在山西生活时，曾有一个同志对我讲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案例：某剧团一个看门房的老头，在“文革”的混乱时期，是一个不参与派性之争的逍遥派，大概是不甘寂寞，想对毛主席表表忠心吧！他用锄尖在房前开成“毛主席万岁”的小沟沟，播下麦种。小麦返青之后，“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滴青流翠地长起来了。老头为了麦子长得健壮，在小麦根部浇尿撒粪之际，被“造反派”发现了，于是“恶攻”“仇视伟大领袖”的铁帽，戴在这个老头身上了，好事变成了坏事，愚忠变成了犯罪，在那“四人帮”利用愚忠造神的年代，老头儿成了一名“现反”。
听这个故事时，我正在构思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正苦于小说主人公鲁泓入监的根据不足。听了这个故事后，最初我很激动，想原封不动，写进小说，变成鲁泓入监的主要情节。但三思之后，总感到有所不足。我有一个怪癖，就是很重视内容美和文字美，不愿意把屎、尿的字眼，搬到字里行间中来；而这个情节，离开屎尿就构不成戏了。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就靠生活矿藏是否丰富，作者能否举一反三地进行艺术联想，从生活中筛选出更为丰满的情节来取代它了。我想了很久，也没找到比屎、尿浇麦子更美更富于表现力的情节。有一次，我坐火车从西安回山西，路过车窗外的一片苜蓿地，看见那一片淡紫色的花环，我忽然茅塞顿开。我想起我在劳改农场收割苜蓿时，曾经了解到苜蓿的特性，如果不及时割茬，苜蓿就会老枯而死，因此，我抛弃了用屎尿浇麦的情节，而用了鲁泓在房前空地上播种了一片苜蓿，用苜蓿花组成了“毛主席万岁”字样的花圃；为使苜蓿花组成的几个大字更灿烂、更耀眼，他用镰刀及时割茬更新，被造反派诬陷为仇视、恶攻“红太阳”罪，把鲁泓从五七干校送进监狱。
从用屎尿浇麦的情节，升华到用镰刀割苜蓿花的情节——这就是精心地筛选生活的过程。经过联想、对比、生发、开掘，终于用后者取代了前者，这个更替不但增加了文学中美的内涵，而且更符合鲁泓的性格特征，因为他是公安局长，而不是看门房的老头儿——他应该更懂得生活中的美学。
但是，选择生活情节有一个基本要素，那就是你必须了解生活；假如我并不了解苜蓿这种饲料，必须定时割茬更新，割苜蓿花这一情节就无从想起，也就写不进《第十个弹孔》。
这里，再一次显示了生活对于创作的制约，如果一个作者没有丰富的生活矿藏——包括生活、生产知识，巧妇就难做无米之炊，只能用瘸足的情节顶替完美的情节，只能用窝头顶替馒头，别无出路。
《第十个弹孔》里有刘如柏这个人物。50年代他是个严肃认真、视法律如生命的公安干部，他从不爱笑，脸上总像有一块不融化的寒冰；但十年高压之后，他脸上那块冰不见了，每逢见人总是满脸带笑，鲁泓敏感地发现了刘如柏的灵魂变态，因而对刘如柏进行了批评。
最初，我写鲁泓对他的批评，多是道理上的说教，因而显得苍白无力——尽管这种说教式的批评，在生活里是大量存在的。但把这些生活真实搬进文学作品中来，不但对塑造鲁泓这个人物不利，而且是对艺术的玷污。所以，必须从生活中筛选更形象、更含蓄、更鲜明的细节，取代鲁泓对刘如柏八股式的说教。
修改过的稿子是这样的，不妨抄录两小段供青年朋友们参考：
“我问你点闲话，”鲁泓说，“你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刘如柏心里越是不安，脸上笑容越显得虔诚，他回答说：“我爸爸！”
“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名字？”
刘如柏略想一下说：“我爸爸在旧社会是个清贫如洗的中学教员，他恨国民党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大概是钦慕松柏的清廉正直，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你回家之后，替我向可尊敬的老知识分子致意。”鲁泓意味深长地说，“并告诉老人家，我准备给你换一个名字，把‘如柏’的名字，换成‘如柳’！”
刘如柏一时没能理解老局长的意思，脸上流露出茫然不解的神气。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鲁泓正颜厉色地说，“你有了像柳丝一样爱弓腰的毛病，你太爱笑了，过去严肃正直的刘如柏已经‘死’了！”接着，鲁泓埋藏在心中的怒火爆发了……
小说最后也就是这样处理的：鲁泓要送一盆花给刘如柏。
鲁泓从窗台上搬下来那盆开始枯萎的红花，转身向刘如柏说：“你知道这盆花叫什么名字吗？”
“百日红。”
“来！把这盆花搬上去！”
刘如柏把鲁泓带来的那盆花，摆在阳光充足的窗台上，这盆花滴青流翠，一片盎然生机。
“鲁局长，为什么把它换上？”
“因为它叫‘万年青’！”鲁泓含蓄地回答说。
刘如柏低下头来，他了解了这个礼物的深切含意。
这是在创作过程中，从生活中提炼精髓、捕捉形象、筛选新意的一例。我们青年习作者，应当善于开动思想器官，把枯燥冗长的东西，变得形象。“百日红”和“万年青”在生活中不过是花草的两个品种，但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就有了深刻而含蓄的思想意义。
记得是英国作家王尔德，曾称第一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沿用这个比喻的是庸才；第三个拾牙慧的为蠢材。一个有抱负的作者，应当从生活矿藏中筛选属于“我”的东西，使其“这一个”在作品中闪闪发光。
三、镜子关系
文学作品不一定都能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但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列宁称赞托尔斯泰“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是对托翁最大的赞誉，也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者的奋斗目标。
获得“镜子”这个称号，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不但要求作者要有正确洞察社会、剖析人物的能力，而且要求作者有极其雄厚的生活积累！然后用娴熟的创作技巧，形象地再现生活，写出真、善、美的作品来。
真、善、美三个字，“真”居其首。假如作品失真就不能起到“镜子”的作用，也就谈不到善、美二字。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在主观愿望上都是追求真实的，但常因生活感受不深，或生活底子浅薄，而不能写出真来。去年5月，我在《花城》文学丛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泥泞》，是力图通过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来揭示我们国家所走过的一条泥泞道路的。
我个人就是在这条泥泞道路上的跋涉者，因而不能说我没有生活。小说发表之后，接到大量读者来信，善良的读者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纯洁的灵魂、为祖国坎坷命运而愤然垂泪。读者们还对我敢于探索历史教训、展示历史生活真实给予鼓励。但有一个年迈的湖北读者，对我的小说提出意见，指出全篇皆真，唯小说第一节不真。我的这部中篇，第一节背景是妓院，素材是一个老地下工作者提供的，他说，某市解放前夕，一个地下党员为了逃避追捕，误入妓院，一个刚刚沦落火坑的农家少女，掩护了他！事后，他把她也救出火坑，引导她走向了革命。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便把它当成中篇小说《泥泞》的第一节。这位读者来信指出不是事件不真，而是故事背景写得不像妓院，信中询问我今年多大年龄，是否到过妓院，紧接着孙犁同志辗转托人带信给我，他认为妓院一节写得不正确。
冷静地思考这些批评，不能不心悦诚服承认第一节是个败笔。之所以失败，不是败于手中那支笔，而是败于生活。北京解放那年，我仅仅十六岁，根本没有接触过苦井底层，也没有参观过那人间地狱；只是从书刊、电影中间接地知道妓院的零星情况。因而写这一节小说时自己并无生活实感，只能从概念上落墨，这就导致了背景描写的失真。
因此，我痛切地感觉到，写道听途说来的东西，远远比不上写生活中亲自感受到的东西来得扎实真切。绍棠读过小说之后对我说，翻过妓院一节，主人公划右之后和凤妮——沦落火坑的农家少女——在农场相逢就开始动人了，因为那是我亲身经历的生活。俗话说，人眼是秤。不但能量出一个作者的艺术功力，而且能量出作者肚子里究竟装有多少生活，无论多么成熟的作者，他也无法在字里行间掩饰生活的空虚。而正是由于生活底子不足，写出的作品特别容易走样。走了样，就失了真，失了真，还称得上生活的“镜子”吗？
所以，一个作者尽管主观上追求真实，写出来的作品未必真实。除去那些惯于苦心编造的作者之外，产生这样的现象，常常因为生活的贫乏所导致。人的一生，对比历史来说是短促的；人的一生，对比斑斓多彩的生活来说永远是个贫穷儿。即使你很熟悉这一领域的生活，对那一领域的生活却是门外汉。任何时候，一个作者都不能说：我的生活积累已经够了；就像人类探索自然的奥妙永无止境一样，对生活的追求、占有，也不该有所终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是战争术语；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亦不例外。必须有意识地积蓄生活——包括不是目前创作急需的材料，这样才能避免“囤”中无粮，心中发慌。我在写中篇小说《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时，就碰到对海军武器不熟悉的问题。一个曾经在渤海湾某地劳改的“右派”，读了《泥泞》之后，寄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材料中详细地叙说，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研究“音响自导鱼雷”的情况。他是一个工科大学生，曾经在海军某部支持下从事了军工武器的研究，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成了一名囚徒。即使这样，他尽忠祖国的热心没有冷却，心灵上戴着镣铐继续登攀。当他从科技资料上发现大西洋彼岸的某个大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经研制成“音响自导鱼雷”时，他痛苦得战栗了。这个已经改正平反的同志，在地震棚里抒写了他的多半生，希望我能写成小说，以使历史的悲剧不再上演。
我读这份材料时，内心热血沸腾，于是，我在这篇已经构思好的中篇小说里，加进去了他的影子。他的生活经历我是熟悉的，因为我曾走过和他近乎相同的道路；但我不熟悉他研究的鱼雷，而又不愿在小说中舍弃这个坚强人物的影子！我只好向长期工作在北海舰队的著名电影编剧叶楠同志请教，直到技术问题得到解决，我才敢在稿纸上落墨，使小说推迟了许多时间才完稿。
这个创作过程，典型地说明占有生活的重要性。如果我熟悉这方面的生活，小说会写得十分顺利。如果我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又不去躬身向生活请教，就会写得十分艰涩，而且失真，更谈不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了。
由此可见，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生活的一面镜子，除了作者能否正确认识生活之外，生活库存是否雄厚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凡是被读者广泛欢迎的作品，一般说来，都是真实或接近真实的；反之，常常是游离生活本来面貌的生编硬造之作。那就是给“镜子”这个称号抹黑，玷污了这个珍贵的称号。所以，一个以现实主义创作为己任的习作者，要在提高自己识别能力的同时，向广泛的生活领域伸手，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四化”、无愧于生活——镜子一样反映时代的作品。
几句尾话
以上是我个人创作实践中的几点认识。
一个作家，常常是不愿意举自己的作品为例的，这是以防别人误解你有失恭谦！但谈别人的作品，总是隔靴搔痒，不如剖析自己的作品得失来得更直接、更亲切，从而对青年朋友有所启发。
《十月》编辑部又十分执拗，非要求我结合自己的创作谈谈问题不可，因而写成了这篇文章。最后，值得重复的两句话就是要在生活沃土上播种，不要在半空中培植“吊球儿草”。这样，才是文学创作中一条现实主义——宽广的路！
1981年1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