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创作悟语(6)

【文学回眸】

【“帆”与“礁”——文学回眸之一】

时正冷暖交替之季节，“两个凡是”的阴影，还在困扰着刚刚解开裹脚布的中国文学。我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便曾为此而留下屡屡触礁的文史纪录。首先是《十月》编辑部编辑，将其取走，然后以主编说“内容不宜发表”为由，将小说给我送来。之后是《人民文学》来家组稿，拿走《远去的白帆》后不久，又遭到其“不宜刊登”之厄运。其实，两个刊物的责任编辑对小说是一致看好的，认为这是一部散文诗体的作品；主编亦非在艺术上找出什么毛病，“不宜”二字当然是一种含糊用语，其内涵不外是不宜于当时的政治。还是《收获》更有文学眼光和超常胆识，拿走不久就发表了，来信中盛赞这部作品，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和人道主义精神。

我之所以要在回首往事时，提及这部作品，实因小说之分娩，有过一段我终生难忘的历程：我在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改造灵肉之际，因劳改队中缺乏一个生产统计员，我被陈队长相中了，便扔下那把修理地球的铁锹，拿起皮尺和笔记本，每天负责丈量土地亩数、估算产量、折算用工，外带分配劳改队里的各项活儿。其中，我最大的愉快不在于逃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在于我独自有了一间砖砌的窑洞，有了独自生活的空间。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不仅有了笔，而且有了一摞一摞的各种报表用纸；出自对文学创作的饥渴，夜晚我插上窑洞的房门，开始了《远去的白帆》的初稿写作。《远去的白帆》的情节并不复杂，它只不过描写了在中国历史扭曲的年代，以北大西语系教师黄继忠为模特（平反后一度任北大西语系主任，现定居美国执教），描写他带进劳改队的儿子和劳改队里一个“扒窃犯”的故事。不消多说，文学追求真诚，势必与“三突出”撞车；当时，又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文学描写美好的人性，必然冒抹杀“阶级斗争”的风险。黎明之前的历史五更之寒，是最难耐的时刻，就在这个窑洞里，我写出了《远去的白帆》初稿，然后将其锁入箱底。待到了80年代初期，我将其一摞手稿找出来，除纸页变黄之外，手稿还留下老鼠咬噬之痕迹。面对一堆残破薄纸，我很自豪，因为它证明我在肃杀的年代，没有因夜如磐石而使自我良知变成磨盘下的齑粉。正好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的使命感，使自己知难而进，如果当时被“四人帮”爪牙发现这些手稿，即使不被杀头，也会以“反革命”之罪名，打进死牢。试想一下，到了80年代初期，已然历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和理论务虚会，还历史本来真实面貌的实事求是，已然得到确立；小说手稿还使《十月》和《人民文学》主编心有余悸；如果在当时手稿被曝光，其作者命运可想而知。

小说在《收获》刊发之后，风波亦未消失。首先对小说发难的是一位“最可爱的人”——驻浙江义乌一位部队同志，他用打字稿上书中央，以毛主席著作中的片段，对比了小说描写是“刻毒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抽象人性取代了阶级性”；是继《苦恋》之后又一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关部门将此信复印了若干份，除寄往各大报刊之外，还寄给了我一份。我坦然处之，因为我写的是劳改队中的生活真实，连小说中那因环境异化而丧失了天鹅原来善良天性的两只美神，都是我亲自感悟、亲自接触过的，因而我无愧于天地良心。因而可以将其存入自己的文学档案，当作“历史存照”保留。此波未平，我又接到了江苏省劳改局一个领导同志的指责信函，此信没有乱扣铁帽，但对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多年了，劳改政策不允许一个专政对象在服役时，带进去家属。而你的小说中，‘老右’黄鼎（即黄继忠化身）居然带进来自己的一个儿子，这是闭门造车，与劳改政策相悖的。”

因为这封信是探求真理的，我复信给这位领导同志说：“您谈及的是政策条文，我确信那些条文是真实的；但作为一个作家，更尊重生活的真实。作家不管条文里说的什么，而看实际上干了什么。我个人所在的一个监有万名囚徒的大劳改农场，北京大学的黄继忠，不仅带进了小说中写的一个孩子，他还把他所有孩子都带进了劳改农场。小说是浓缩的艺术，我只是将他们浓缩成了一个‘黄毛’（小说中孩子的姓名），不信，请你去北大西语系取证。”

说到底，还是时代向前进步了，不然的话，我的“帆”不仅仅是触“礁”；如果发生了历史大倒退，怕是我还要被关进劳改队的大墙和电网之中为囚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没有回潮，小说还因触及社会底层严酷的生活真实，以及闪烁在艰难困顿生活中的人性美，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文学评奖还比较纯净，没有现在文艺评奖时的“送礼”，以及在走后门中不择手段之类，因而作为文人无喜无悲，缘起心灵上没有欲求的阴影。

使自己在《远去的白帆》上留下疑问的，倒是那次授奖大会。当时，担任宣传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到会祝贺，他与几位获奖作家谈话时，特别点出了我的名字。

“维熙同志，你《远去的白帆》虽然写得不错，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你能否换一换写作路数？”

我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意思，是让我投到现代生活中去。我性格直率，不无尊敬地与这位领导同志对话说：“我库存了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与感情积累，让我抛弃这些库存，而重新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是否……是否……那样干，我失去太多了。”

时隔两年，胡乔木同志读了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派秘书把一封给我的信送到北京作协，信里在肯定我的文学创作之同时，也委婉地提示我这一点。无论是那位领导同志还是乔木同志，其用心都是良苦的，我十分理解，但我觉得脱离了作家主体经历，而使作家成为一个新的主体的要求，不仅太高，而且有悖于文学创作规律。老诗人艾青曾留下两句使我难忘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写的作品固然大都是共和国的历史悲歌，正像老诗人诗章写的那样，没有深沉的爱，也就没有眼泪。这种爱或许比那种“喜鹊唱枝头”的作品，要更有历史责任感，更能富有反思精神。

如果把《远去的白帆》广义地看成文学之桅帆的话，涌浪和暗礁总是与帆之航程相伴相随的。有的不属于浪和礁，大自然气流变幻无常，但这正是铸造作家胆识和勇气的一种机缘。后来，我接到一封寄自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信，写信者就是《远去的白帆》中人物原型黄继忠。他在信中谈及往昔时说：我们虽然没有谋面于劳改农场，但我从小说中看到你写的是我。朋友拿来一本《收获》，我一口气读完，掩卷之后，悲思很久。接黄来信不久，因偶然机会，与昔日为公安系统“老右”、当前在警官大学任教的邓成相遇，他说我的小说写得虽然精彩，但有一个极富有人道主义的细节被我忽略了：当时邓在劳改农场烧锅炉，为惜怜黄继忠带进劳改队的几个孩子，在严冬时节，他怕孩子们冻坏了，每每从锅炉里掏出来热炉渣，就用大铁锹铲着，端进孩子们居住的土屋中去。

我对邓成说：“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细节？”邓成反问我说：“你和老黄又没有在一个分场，谁知道你要写老黄带进来的孩子？”

我说：“他的事情，传到了‘西区’。我当时就有创作冲动，只是身在‘曹营’不在‘汉’，无法动笔罢了。听说孩子也跟随老右爸爸进劳改队来，我想起了我昔日在另一个劳改农场看见过的两只天鹅，经过主人豢养以及囚徒们拿天鹅取乐后，天鹅被异化了。我怕那两个孩子，天性中的纯洁，也会像天鹅一样……”

邓成说：“你说的是团河劳改农场，我也见过那两只天鹅，但没联想到那两个孩子。”

我说：“这大概就是作家这个行当的职业特征了，由一滴水联想到大海，由一片落叶而悲严冬之百花凋零。”大概是在1990年春，我再次接到黄继忠的一封来信。信不是来自北大西语系，而是寄自美国。他说他穿行了整个美国，身边带了我的几本小说集。他感到我的小说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一些。我完全同意他对我作品的批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一本写实的《走向混沌》——一本在文学低谷时期引起了轰动效应的回忆录，1990年居然被一个“作家”挑出来近百处“不应该”。

她说：“这儿不应该这么写！”

我说：“这是生活真实。”

她说：“真实是有阶级性的。”

我说：“我相信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

她说：“你是个党员。”

我说：“这本来就是我党性的最高表现。”

她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说：“不行，你免我的职好了。”

远在美利坚的黄继忠先生，对我小说提出的希望，无可挑剔之处，但他怕是忘记了昔日黄土地上的泥性了。每块泥土有每块泥土的个性，盐碱滩寸草不生，黏土地可捏泥人；要烧成景德镇的陶瓷，需要有景德镇的泥土。

帆说：我要去大海。

礁说：你绕开我走，不然你会沉船。

这就是“帆”与“礁”的生命本源……

1987年7月

【艺术悲情——文学回眸之二】

结束了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之后，我曾经有过一次号啕大哭的经历。

古人有训：男儿有泪不轻弹。在劳改队中我自认为是个男子汉，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咸都尝过了，磐石般的重疴使我在长夜中独自愁吟，却没有流过眼泪。

1978年底，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第十个弹孔》之际，有一天放映厅里放映《魂断蓝桥》，电影导演艾水拉我进了放映厅。在年幼时，我曾看过这部影片，并没有能唤起我的什么感觉，只觉得男演员泰勒和女演员费雯丽都漂亮得惊人，因而走进放映厅时，我的心情平静如水。

但是剧终人散时，我已然泣不成声，只好低头掩面，匆匆离开现场。

艾水追了上来：“你怎么了？”

我无言以对。

“你不舒服？”

“嗯。”

他要拉我去制片厂医务室，我婉拒了，这时，他才发现了我脸上的泪痕。搞艺术的人都很敏感，他一下寻觅到了我落泪的缘由。他说：“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特别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怎么还会陷到电影的情节中去呢！”

我依然沉默。直到他伴我走进制片厂招待所的小楼，我才如泄洪闸门被打开一样，失态地大哭了起来。

艾水在我身旁急得搓手，连连说道：“看你，看你，还经过大风大浪呢，感情竟然这么脆弱！”

是的！我当时梳理不清，我为何从挺拔的男子汉，一下子变成了林黛玉。要知道，当时我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汉子，一部《魂断蓝桥》竟然使我失去理性而痴呆迷醉。中午，艾水为我从食堂买来饭菜，见我仍在面窗而立泪雨纷飞，便询问我说：“是不是你进劳改队之前有过分手的初恋？”

我摇摇头——我当真并无类似剧中的悲情。

“那又为了什么？”

我还是个哑巴，我的语言功能似乎都被这部电影给夺走了。当天中午我没能吃饭，艾水也陪我一块充当“绝食”的傻瓜。

而今，回首十五年前这幕戏外之戏，我似乎从中品味出了一点什么，可能因为我在无情的囚室内生活得太久了，《魂断蓝桥》展现出的人间真情，像横空出世的电闪雷鸣，一下子击中了我。我一时没有那么大的感情承受能力，便有了那一场悲恸的大哭。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这不是悲而是喜，因为它使我麻木了的灵魂，在情感的霹雳震撼的瞬间，复归了一个作家的赤子童真！真正的艺术力量雄浑奇伟，它超越时空，它覆盖伦理，能使生者死，也能使死者生。

那一串串泪滴，标志着我历经二十年的冰雪之后，对艺术感悟的苏醒。因而每当听见《魂断蓝桥》中那支《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时，我便回忆起那次的艺术悲情……

1993年7月18日于北京

【文学不是安琪儿——文学回眸之三】

文学的底蕴似炽烈的酒浆，它的火力既可以使作家忘我地投入，又可以使作家做出自戕性的付出。它不是幼儿园的乖孩子，感性常常挣脱理智的羁绊，明知可为而不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它显示出的，是烈酒般的不驯和醉酒后的痴迷……

1978年底，当我第一次离开西安电影制片厂，返回山西临汾地区文联，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我对与我同返临汾的地区文联头头说：“你等我一下，我去车站邮局一趟。”他扯住我的衣袖说：“算了，这篇作品对你来说，有一定的危险系数。你刚刚结束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活，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头头全然是一番好意，在西影厂期间，他是我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当时，他就关切地告诫过我：“中国除去有‘反特’的模式小说，还没有一部写劳改监狱生活的作品，特别是你在其中又涉及了敏感问题，万万不可去当这个祭坛上的带头羊。”

“我完全理解你对我的关心，可是我觉得不吐不快，还是让我把它寄给《收获》吧！”我不再等待他的回答，站起身来跑向对面的邮局。

他在背后呼喊了我两声。我则充耳不闻，如同被酒魔驱使一般，把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用挂号寄往了上海《收获》编辑部——它就是被后来文学评论界誉之为“大墙文学”开山之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一段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