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在水之边
暮春时节，所以远去四川蓬安采风，皆因司马相如的一生平静如水，而蓬安是他的出生之地。
说起来也挺风趣的，我和文友一起去寻觅司马相如出生的古宅院时，竟然穿过一所刚刚搬迁走了的监狱。因而友人周明调侃我说：“难怪你对司马相如一往情深呢，原来你俩虽隔了千年，都与‘大墙’有着缘分。”
我说：“司马相如一生虽有装病辞官之举，但并没因此获罪入监的记载。他一生与美酒相随，与我没有缘分可言。”
周明亮出了他的黑色幽默：“维熙兄此言差矣！你看看司马的琴台，不是在狱墙外边吗？他在外边弹琴，你在里边劳改，两人隔墙相望，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再说司马相如是个酒鬼，你不也是文人中的酒鬼吗——要是司马相如晚生千年就好了，酒鬼遇酒鬼，看看谁先醉！”
出于精神本能，本来我的目光是巡看这所监狱的监舍与我昔日住过的监号有无异同之处的，经友人对我的一番嘲弄，我当真把目光的焦点投向了大墙之外土坡上司马相如的那所古宅。这所古宅历经千年的岁月更迭，虽然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那尚存的阁楼和窗棂还带有古色古香的韵味——特别是那阁楼外残留的琴台，虽然破旧得如一个磨盘，但毕竟是司马相如落生和抚琴之地，因而来蓬安的文化人，都要到这儿来觅古。但因它临近大墙的岗楼，多少让人产生一点扫兴之感。
同来蓬安的张胜友，对我发表评论说：“这是过去的司法界缺乏文化素养的表现，蓬安如此之大，为什么偏要选择在司马相如故居旁边盖这所监狱呢？”我开玩笑地回答他说：“可能是对后世文人的一种警示吧，书斋、琴台与监狱一墙之隔，我要是出生在这儿，能天天看到锒铛入狱为囚的人们，有可能躲过1957年那场大劫呢！”
文友们都为我们的语言游戏笑了起来。
本来，离开司马相如落生的故宅之后，我心里也就把监狱忘却了。但我们到嘉陵江边，登上了一艘游艇之后，发现这艘游艇的船头标写着“司马相如”的字号，因而断梦又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当地文联一位名叫曹雷的友人，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悄声说了如下一段话语之后，我的思绪又飞回到监狱之中了。他说：“我读过您的传记，知道您进过‘大墙’。当年曾经在那所监狱里当过管教人员的朋友告诉我，他曾管理过的一个犯人，就是1955年给毛泽东上过三十万言书的胡风——”
我的心狂跳了起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刚才穿越的监狱，里边曾经关押过胡风。昔日我曾读过一些有关胡风的史料，只知道1955年他在北京收监后，1965年底出监，下放到四川芦山县的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因为他的刑期已满，已然脱掉了囚服，怎么会在刚才我们走过的监狱，再为囚徒呢？友人为我释疑说，“文革”年代何以谈法律纲常？在“文革”乍起的1967年，胡风在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角上，不知写了几句什么诗词，被视为对伟大领袖的攻击，便无可争议地被判为无期徒刑，之后便送到这个监狱来了。
我内心暗自埋怨这位友人，何不在狱墙之内告诉我这个历史奇闻——早知道这个信息的话，我可以花时间去找找胡风蹲过的监号，留个影像作为历史纪念的；但此时游艇已行驶在嘉陵江上，只能留下此行的遗憾了。曹雷是当地文联的人，我想再多知道一点胡风在蓬安监狱的情况，等于痴人说梦，因而只好面对滔滔江水，长长地叹了口气。但真是应了“无巧不成书”的古话，曹雷被别的友人拉进船舱去聊天后，一位负责发放救生衣的安全员走到我在的游艇护栏边，先检查我是否穿好救生衣，然后便站在护栏边，对我说起了胡风的事。
我曾对这位安全员产生过怀疑：“你怎么也知道胡风？”
他说只要是有点文化的蓬安人，都知道胡风曾在这儿是无期徒刑犯，因为这个名字太响了。但民间流传的事多属道听途说，我说的则是亲眼所见——在“文革”那个年月，他曾在蓬安监狱担任过小小的内勤干事。当时全监狱的大小干部，都知道胡风初来这儿服刑时，因为判的是无期徒刑而且不许上诉，曾经有过绝食的行动。尽管“文革”年代良知泯灭，但还是不乏好心的劳改队长，负责监管胡风的那位队长便把管内勤的他找来，说是胡风绝食影响不好，让他这个负责内勤的小毛毛头想办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说：“我当时刚刚调到监狱工作，没有与犯人打交道的经验不说，只上过初中，何以能撬开一个大文化人的嘴，让他张嘴进食呢？想来想去，我与劳改队长商量，试着找来一个与我是四川同乡、有着一定文化素养的囚犯，让他先别出工了，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负责开导胡风，让他开口进食。”
听到这里，我已然顾不上看游艇两岸的嘉陵江风景，中枢神经已经完全被这位游艇上的老安全员所占有，急切地想知道此事的结局。他说，一开始我那位同乡，磨破嘴皮子也没有任何进展，因为胡风是个个性倔强的人，他只能眼看胡风饿得说话没了力气，每天耷拉着脑袋沉默无语，并依然拒食那位四川文化人为他打来的饭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后来的转机发生在他与胡风一次闲聊之中，他以四川人说当地文化为由头，说到大墙外土坡上的老式阁楼是司马相如的出生故居，阁楼外那个平台，是司马相如弹琴的琴台之后，胡风低垂的头突然抬了起来，继而便天天坐看那座阁楼，从食堂打回馍馍后，他不在囚房里吃，而是坐在阁楼对面的台阶上，边吃边看司马相如故居的琴台。那位四川籍的说客，便陪同胡风坐在一起吃，却摸不清胡风开始进食的缘故。直到有一天，胡风吃过饭后，用筷子头在地上写了几行诗文，我才算找到他开始进食的缘故。那几句灵魂自白，是这么写的：
文君相如抚琴笑
胡风梅志苦歌行
我若去了阎王殿
梅志何以度余生
诗文下边，胡风还用筷子在地上勾出一个大大的“？”。此情此景，那位同乡犯人告诉了我，我又将其转告给劳改队长，胡风不再绝食的成因，就渐渐清晰起来：原来胡风是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抚琴之爱，想到了他的妻子梅志；他如果因绝食死了，留下梅志该如何生存下去？记得，当时办公室里的劳改干部，破解了这个谜团之后，彼此笑成了一团。笑从何来？想不到劳改干部磨破嘴皮子的相劝，竟然顶不上那个已经死了千年的司马相如留下的琴台。天地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文坛硬汉胡风，竟然被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魂撬开了绝食的嘴，真是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民谚。
最后那位游艇上的安全员，对我坦诚地表露了他的心声。他说他所以将此事告诉我，是因为蓬安文联的曹雷告诉他，这次来游嘉陵江的文人中唯有我也是个进过“大墙”的人，便愿意将此事对我倾吐出来。讲到这儿，“司马相如”号游艇，已驶入美丽月亮岛水域。此时此刻，我当真想从座位上站起，向他鞠上一躬，以示对他仁爱之心的谢意，并想再多听听胡风停止绝食之后的情况；但游艇将要通过的景点叫“百牛过江”——即百头水牛将从江岸下水，游渡到绿茵如织的月亮岛上去吃水草，这位老安全员怕游艇与渡江的牛群发生碰撞和其他不测，便与我挥手告别，匆匆奔向了船头。
面对滔滔江水，我陷入了沉思：经过审慎的思考，我相信这位安全员讲述的这段历史逸事，是符合胡风生命印记的。记得，我曾读过胡风之女小风写过的一本书《我的父亲胡风》，书中记载了胡风当年在狱中写给妻子梅志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
在受难者中间
我们正在滴血
滴在荆棘上
滴在沙尘里
当我的血快要滴干了
我吸进你的体温
我吸进了你的呼吸
我又长出了赶路的勇气
这不正是胡风用筷子在诗后画出一个大大“？”的自答嘛！他受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爱情的感召，从而想起了梅志，便有了生存下去之决心。因而我似乎为安全员那番陈述找到依据。当我还沉醉在胡风的生生死死之间不能自拔的时候，游艇上传来厦门来的女诗人舒婷对我的一声呼喊：
“从老，快到船头来看呀，百头水牛正在争抢着渡江呢——”
我从艇尾走到艇首，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在翻滚的江水中，一群水牛正在露着尖尖的牛角，争先恐后地向江心月亮岛游去。从旅游的视角去解读，这真是难得一见的野景，因而友人们纷纷拿出相机拍照；但我面对眼前难得一见的野景，全然是另一种思绪：我把那游在水中的勇敢的头牛视作胡风……
“面对百牛渡江的奇观，你怎么一脸呆气？”舒婷凭着诗人的敏感，向我提出了质询。我本想“竹筒倒豆子”把我此时的思绪一股脑倾倒给她，但这个话题不仅漫长，而且会破坏她游江的快乐情绪，因而掩饰起悲思的心绪，向她微微一笑说：“我在想我自己，很像游在最后的那头笨牛，因而心情郁郁寡欢——”
其实，我是遮掩自己心绪，才说出这句自我画像的话语的。想不到我这句话逗得她开怀大笑起来。真要感谢她笑声的启迪，不然我会沉溺于历史旋涡中而不能自拔的。因而当游艇靠岸于绿色的月亮岛后，一时之间被江水中绿茵如画的月亮岛所吸引。但是当我的目光穿过绿茵，看见江边停靠的游艇并看到艇上“司马相如”几个大字之后，心绪又回归到胡风的历史风尘中来。我想：司马相如在天上如果有知，会为他故里留下的琴台而感叹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昔日抚琴吟唱的琴台，千年之后居然能起到抚平胡风内心伤痛之功，把一个在人鬼交界处苦苦徘徊的人，推回到人的方阵里来，这简直是古今文化联姻的一曲“天方夜谭”。
胡风何许人也？1929年留学日本不久，就因缔结反日的文化团体而被驱逐出日本。1934年他和梅志成婚，而后与左翼文化人一起，创办《七月》诗丛，因而结识了鲁迅，并得到鲁迅的赏识。想不到他却一进牢笼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平反，与梅志共度祥和的晚年，直到1985年因病去世。笔者要说的是，如果没有狱墙边上那座司马相如故里的琴台，怕是连梅志都难以熬到生命的日出。
联想起这些，我在月亮岛上情不自禁地又在牛群中，寻觅那只过江的头牛的影子。但牛们都在低头吃草，再难见到那只勇猛头牛的身影了。就在这时文友们向我招手喊话了：“快快过来，咱们要在月亮岛上留张合影——”几年之后，我在相册中翻看到了那张月亮岛的照片时，先联想起“司马相如”号游艇，继而便联想起在嘉陵江水中之渡江牛群，最后眼前浮现出监狱旁边司马相如宅院那座古旧琴台——于是胡风这段鲜为人知的生生死死的历史佳话，便如决堤之水流入我的心扉。于是有了这篇《在水之边》，给关注文史的读者一读。
2013年年底于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