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重读胡乔木——乔木辞世十三周年祭

记得年轻的时候，在林木中我非常喜欢乔木，而讨厌扬花似雪的杨树柳树之类。不是说我没有文学的浪漫情愫，而是那些飞絮迷人耳目，过于轻飘。乔木类树挺拔敦厚，不畏冬日和风雪。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本能，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我觉得胡乔木这个名字起得很好。这仅仅是我的一点认知而已，别无他哉。

1984年初春，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在信门上烫着“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的秘书邱德新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我的，我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人中谁都知道他那棵树太大太高，我平生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

“这么办吧，”我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如果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劝说，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我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我听，还是等我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也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1979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作协开会，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信文如下：

维熙同志：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做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以下，乔木同志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斑：

83页：“难道奔腾着泥沙”……这里显然漏了个“的”。

84页：“撩人思情”应为“撩人情思”。

87页：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即两侧交角等于90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改变的（疑为改变不了的——笔者）几何学定义。

95页：“这天也毫无例外”，“毫”字没有意义。

108页：“尽在无言中”，似应为“尽在不言中”。

123页：“沾染了世俗”，下应加“习气”。

127页：“汇成了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成了黄河的精灵”。这三句话都没有说好，使人费解腻味。雪花如何汇成黄河的身影？又如何织成了黄河的年轮？……

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冒昧结束（况且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情了。但愿它能多少有所助益。

敬礼，祝好。

胡乔木

2月16日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始自历史新时期，老人担任着理论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工作，其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老人居然能花这么多时间，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我回答说：“有的一矢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对黄河的几句描写，是诗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却把它按具象文字来要求了……不管怎么说，老人花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时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份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复信还没有写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协的电话，说是乔木的秘书又送来一封信，让我及时到作协来一下。这次我没理由耽搁，因为一篇不成样子的中篇小说已让老人花费不少心思，老人再次来信，我理应立刻去开启老人的手书。当我赶到作协时已近下班时间，作协秘书长宋汎正要下班，他把信递给我后对我开玩笑说：“看样子，意识形态口的旗手胡乔木是盯上你了，两天内两封手书，算是开了文坛之先河。”我说：“老宋，万一小说引发了什么麻烦，你这秘书长还得替我扛着点。”他不无解疑地说：“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烦的话，老人会把信直接写给你吗？那会自上而下地交市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下达到北京作协来的。这个书信程序，就说明乔木老人对你的文学创作关爱有加！”

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了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维熙同志：

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为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词典》152页垂直线），这另一条垂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

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言明了他写此信的用意：

……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违反几何学定义和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胡乔木

2月18日

看完此信，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五里雾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中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1”，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教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意了。”

我的复信是2月22日写完后寄出的。这封复信我很花心思，因为面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我有话要说，而乔木同志又是意识形态口的主管人之一，对他说说我的文艺观，也许比与中宣部部长对话还要直截了当。记得我在信中阐述的主题是，我们文艺界的领导太偏重文艺的宣传作用，因而很少涉猎文艺自身的生命价值。由于太看重歌颂胜利的功利作用，而很少在作品中描写失败，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我在信中列举了苏联的小说《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当时电视台在播放这部电影），之所以流传至今并在播放它时让北京万人空巷，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自身的艺术张力和作品的血色真实。而我们的文艺导向太热衷于歌舞升平，这虽然能满足一时之需，却难以流传永久。我在信里列举了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在大西北的一路悲歌，没有任何作品触及这一令人震撼的生活领域，是中国文学的月食……记得，我这封信写得很长，其用心在于让文学艺术从单一的颂歌中走出来，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全貌——包括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右和“文革”，都应在文艺的视野之内，以利于民族自识自省。当我把信函投入信箱的瞬间，曾产生过片刻的犹豫，我生怕这样一封复信刺伤了老人的心。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最后还是将信投进了信箱。归来之后，我又感觉只有这封抒怀的信函，还不上老人为我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过了几天我又匆匆包扎好我新出版的两本书（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再次去邮局，寄给了乔木同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没接到乔木同志的信函，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书信缘分到此为止了。第一，他是个大忙人，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似并不过分；第二，我那封复信写得非常直率，也有可能引起老人的不快。谁知道呢？直到该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作协派司机给我送来印有“乔木办公室”字样的信函。打开来看，是其秘书邱德新的手书。全文如下：

维熙同志：

我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今天乔木同志让我来看看你，祝贺你的新作问世，同时让我谢谢你送给他的书。

你说到前次已经给乔木同志写过回信，但我们没有收到，现在正在查找，估计能找到。你如能把发信的时间告诉我们更好。送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听众对《北国草》广播的反映，乔木同志特告穆之、文涛同志读。一并转告。

祝你取得更大的成绩！（附乔木办公室电话号码）

邱德新

6月22日上午11时

至此，我才明白乔木只收到了我的赠书，而没收到我的复信。我立刻按照信上乔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邱德新同志打去电话，告知我回复乔木同志信的准确日期。事后，从乔木的来信中得知，我那封复信他还是没有收到。老人于同年的7月中旬，又将一信送至作协，同时还附有我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

维熙同志：

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

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时做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广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听众的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在教育这一代青年人中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价，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我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

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

胡乔木

7月15日

读过乔木的信后，我打开老人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我当真为老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这部长篇？此时乔木已是年近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老人的了。想到这些，我真是后悔不该把一部冗长的小说赠给乔木了。但是一个作家，当时何以回报乔木同志对《雪落黄河静无声》投入的精力呢？只有赠书是最真挚的感情回报。但是此举却招致老人再一次投入时间和精力，让我心里更加不安了。再看看他的手书，那些歪歪斜斜的字体，说明老人写字时手在颤抖。据乔木同志的秘书邱德新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是在医院养病时读完《北国草》的，那书上留下的圈点文字和那封来信，也是在医院病榻前完成的。一部描写北京青年去北大荒开荒的小说，竟然给乔木同志带去这么多的麻烦，我的心当真失去平静了。怎么办？我曾产生主动去看望一下老人的意念，只要和其秘书通个电话约个时间，此心愿就能了却，但多年劳改生涯，养成我惧见上层的习惯，最后还是决定将对老人的感谢之情，深埋心底。直到1985年的初春3月，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我送来一信，信是3月初落墨的，老人在信中告诉我一个喜讯，他已然找到了我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了。老人说他已经读了我一年前的复信，但不能现在就给我答复，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老人特意附上他家的地址：南长安街×××号。有信让我直接寄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被耽搁。

此时，我已离开北京作协，到中国作协工作了。虽然我工作很忙，但老人圈点我作品的这份情意，我始终牢记于心。时间到了1986年的秋天，在西苑宾馆召开作协理事会的晚宴上，我第一次与乔木同志见面了。当时老人坐在主桌上，我与李国文、邓友梅两个同辈友人，端着酒杯去为乔木敬酒。至此，我才算有机会表达我对乔木的敬意。我说：“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您一杯酒吧！”乔木喝酒了没有，今天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泪水的双眼，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停颤抖的手。

乔木老人在1992年9月18日八十一岁时，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王蒙写了《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悼念这位世纪人物。我在拿起笔来准备行文之际，发现自己思绪比较紊乱——特别是那些书信，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

乔木老人对我给他的回信中提及的问题，始终没有片言的回复——属于他难于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还是让舒婷感悟到“老人姿态很高，并没有因为发生冲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员那样，找作家创作上的麻烦”。胡乔木何许人也？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与作家相处中，还是显示出他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能小看了这个人文细节，在这一点上，乔木老人是不是接受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在鼓浪屿与舒婷会见留下的这段往事，给后人留下了思索的话题。他一生的命运曾几度沉浮，也曾留下身不由己时的一些缺憾，但其关注中华文化兴衰之情始终如一，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段文史佳话。

2005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