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与“财”新解

秋色正浓的10月之尾，与几位文友走访了西安市郊周至的财神景区。本来，这是很开心的文化之旅，但途中却有友人打来电话质询我：“你们这些作家是不是想当财神爷了？”我答：“景区是在西周时期赵公明的故土建立起来的，他原是个靠干木工起家的人，后来发家后便广济贫民，他以老子的‘上善若水’为行为之本，被后世誉为神灵。”这位友人哈哈大笑，嘲弄我们说：“清代文翁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你一定读过，开头的两句财富名言是‘无财非贫，无学乃为贫’。”我说：“你一生是开顺风船的名人，与我这个穿越人生苦水河的舵夫，怕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回北京后，我会用笔锋解剖清代这位大儒的华而不实的。”于是，便有了这篇拙文。适逢《金融博览》约稿，笔者在此答复友人的一纸文墨，与读者共议人与财富的话题。

“无财非贫，无学乃为贫……无子非孤，无德乃为孤。”这是清代文人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留下的一首中国文化人的绝唱。能不能这么说，这番话既是他个人的声音，也是他对两千多年来儒学孤傲精神的一种概括。时至今日，笔者重新咀嚼这段文化格言时，虽然感到其文掷地有声，但也感到这位清代文化长老的论述，有在儒学宝座的巅峰上坐而论道之嫌。笔者之所以这么评说，实因他从纯儒学的角度，把财富与文化、道德与人性做出了根本对立的诠注。

笔者近读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商业史》，在序文中有一句一语中的的话：“中国自古以来，文化人大都轻商。”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惯性思维，是很难在一朝一夕有所改观的。笔者亦为一个文化人，读了王永彬的文化箴言之后，疑问随即而来：如果没有了财富的支撑，那些古代的名人雅士，如何穿衣吃饭，是用什么来购买笔、纸、墨、砚的；又是如何将那些诗、词、歌、赋装订成册，流传于世的？

记得，在历史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化人在反思历史时，有记者问及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被划为右派，下放劳改时，还有没有创作欲求？”

我说：“有时有，有时无。”

他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无？”

我答：“吃饱肚子的时候有，饥肠辘辘的时候无。”

道理十分简单，在20世纪的60年代，在劳改队我用破锅煮过菜根，以充饥挡饿；那时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了，何以会再迸发创作欲求？因而，我联想到无论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抑或是罗贯中、曹雪芹……他们是在填饱肚子之后，才展现出他们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潜能的——如果他们不具有填饱肚子的起码金钱保证，何以买得起纸、笔、砚、墨，他们的文字何以会流传千古？因而，财富二字本身并不无耻无德，对文化人来说，没了它就没了赖以生存的根。难道不是吗？

鲁迅当年虽然遭受国民党迫害，但是千字折合六袋面粉的稿费收入，他还是不乏温饱的。我的挚友——英年早逝的刘绍棠，在20世纪50年代，曾为几句文化与财富的实话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他说：“如果我们能有三万元，就能心安地写长篇小说了。”结果，人家说他是提倡拜金主义，在报上被批来斗去，后来演绎成典型的右派言论之一。其实刘绍棠所触及的，正是文化与财富依存的本源关系，我们的文学史上“贫贱不能移志”的文人是有的，如晋代陶渊明诗翁自摘乌纱，到桃花源去喝自酿的美酒；明初放牛娃出身的画家王冕，拒朱元璋进朝为仕的圣谕。这里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都是有饭吃、有炕睡的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个身为乞丐，而又写出来传世佳作的文化人——文化与财富是连体婴儿，如果没有穿衣吃饭的底线保证，怕是有多大天才也会无所作为。

诚然，纵观有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自从有了“财富”这个字眼以来，财富常常是与“无学”“无耻”“无术”“无德”等贬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历史上的大贪、大宦与官商勾结，留下的种种污秽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不仅污染了财富的定义，更有甚者成了财富权贵或欧也尼·葛朗台式的人物。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品质高洁的富商，像西周时期的赵公明，近代史上的胡雪岩。因而笔者试想，王永彬之所以把财富与道德绝对对立起来，从文化血缘关系上去探寻，似乎与中国文化人在诸子百家中独尊儒术的思维定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王永彬《围炉夜话》中的“无财非贫”“无子非孤”之说，有悖社会的人伦经纬。而斑驳大地的底色中，吃、喝、拉、撒、睡是人类生存的起点，没有了这个生存底线，一切都会变为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不要说著书立说，如果没有钱买粮充饥，怕是连王永彬在内，早就成了一把骨灰，与荒郊野草为伍了，何以会有《围炉夜话》流传下来？

据史记载，王永彬《围炉夜话》的诞生，是其围着温暖的炉火对子女亲属进行儒学教育时，留下的生活笔记。笔者设想，如果没有遮风挡雨的宅院，冬天没有火炕睡觉，闲坐时没有炉火取暖，身边没有子女绕炉而坐，他还会有这篇笔记出炉吗？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只有从生活困境中活过来的文化人，才会对其说提出另一种认知。那就是：财富本身不是罪恶，无止境的贪欲和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才是人间恶行；有德的人，如果断了经济的薪火，也要承受人生的悲怆。这是我磨砺二十年和从文五十多年，从悲喜人生中得到的结论。然否？愿得到文史学家和金融学者们的匡正！

2015年冬日于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