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伴听(2)
火，终于完全熄灭了。甄六老人用破蒲扇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看看这姑娘多虚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毛主席这两句话，我对你不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没往心里装呢！”说着，老头儿好像记起了什么事情似的，走到沙发中间的茶几前，拉开了茶几下的小抽屉，从里边拿出一本卷了边的红本本，递给那男青年说：“你要走了，我甄六没有啥东西送给你，把这个在你们眼里可能早就过了时的礼物送给你。记住，它永不过时，常读常新。”我看清了，那是一本“文革”年代出版的小红书。我在家里听父母讲过那个国殇的年代，也看见过家里当古董收藏着的那本《毛主席语录》，想不到这老人，送那年轻人的竟然是这个宝贝。我立刻明白了，我将与之朝夕相伴的，是一个世纪的珍奇。在老人拉开抽屉那一瞬间，我有意无意地朝那抽屉里望了一眼，里边还有几本什么别的书籍，在书籍的四周，有一堆毛主席像章。像章有大有小，有铝制的，有烧瓷的，从其光洁度上去看，老人是经常擦洗这些东西的，我在心里初步为老人画了一幅肖像，他是一个无法割舍过去的人。这个“过去”的含义十分广泛，我还无法得知是历史上的哪一段“过去”。
那个年轻人告辞了。老人送他走出小楼。我尾随在老人身后，送了他一程。一直走到门卫那儿，老人才停下了脚步。我敏感地注意到那年轻人投向我的目光，应该怎么解析那目光中的包容量呢，为我担忧？有那么一点；对我惜怜，绝对是这个意思……他全然没有了我初见到他时的那种如释重负的眼神，我品出来这个萍水相逢又立刻匆匆分手的男孩，是在为我未来的工作担心。我对他点了点头，既表示自己对他的感谢，也是示意我的勇敢。我从走进小楼的第一分钟，已然感受到了心理上的压力，这也没有什么，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向自我挑战，走近陌生。对我来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人生旅行。
在回到小楼的路上，他感慨地自言自语道：“都是这样的后代，中国就完蛋了！这小子有空就念那A呀B呀C呀的书，就是不念革命经。”
我沉默无言，我牢记我的职责是伴听。
“他连秋收起义在哪一年都不知道。”
我的天！我也不知道那历史事件的年代。
“你知道红军哪年到的延安吗？”他向我提问了。
我装作没有听见，其实是回答不出。
“你是什么出身？”他显然是不高兴了。
我不能再当哑巴了，告诉老人父母亲都是教授。
“我已经更换过五个生活护理员了，除两个是农家子弟以外，剩下的四个都是知识分子家里的虫儿。”他继续自我叨唠着，“他娘的，无产阶级的后代，都他娘的跑哪儿去了？是死绝了，还是他妈的去跑黑道白道，当新的资本家去了？”
我的天哪！我原来不是第二任——是第六任伴听了。这使我多多少少产生了一点畏惧心理。我听得清楚，老人对知识分子并不欢迎；但是对革命家庭的后代，也没有赞美之意。对于前者，我能理解，这天下是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军队打下来的；那些一度是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这些年来成了香饽饽，引起一些人心态失衡，从生物工程学的角度去阐述，产生于基因的相异的本能；至于老人后半截话，倒是真费了我一番心思去解析，想来想去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他不是没家没儿女的人，很可能那些儿女，都成了他的精神叛逆。或许这个家也可能有过大一统的完美，但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让这个家死了往昔单一的颜色，消解了甄六曾经铸造起来的家庭灵魂。我所以有如此迅速的心理反馈，真要感谢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受他写出的那位福尔摩斯的影响，我常常自作聪明地自比为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读其推理小说时，就自作多情地捕捉它的情节发展。对甄六老人的推理揣测，就源于这种习惯本能。当然，我能攻读下硕士学位，说明我并不欠缺人类进入电子时代应有的智慧。
可是他并没有谈及他的家庭，就离开楼下的会客室，带我上楼来了。但是甄六不是一个能自我克制的老人，没走上几步，就拔掉了嘴上的那把锁：“唉！我家里那两个兔崽子，就忘记了传统，男崽跑他娘的天涯海角当地皮串子去了；女崽在市里开一家什么公司，口红抹得如同吃了死耗子一般。分明都成了腰缠万贯的资本家，还有脸跑这儿来看我，让我回他们的家，呸！都他娘的被我骂了出去。我打了大半辈子仗，就为的消灭资产阶级，这世道也有点怪，好像是和我甄六转了个圆圈，身上带着七处弹伤，三次差点死在战场；可是打出来一个红色江山，峰回路转，自个儿的窝里，还出了一窝狼崽。”
我不敢笑出声来，但还是忍不住抿嘴偷偷地笑了。好在我走在老人身后，他不是千眼佛，没有长着后视眼，看不见我此时脸上的表情。不然，我不知等待我的会是什么。老头儿可能正沉浸在怒火中烧的情绪中，脚下不小心被绊了一下，身子猛地向前趔趄了一下，我立刻上前架住了他的胳膊，关切地询问道：
“您没事儿吧？可把我吓了一跳。”
老头儿脸色紫青地看了看我，之后那脸上的阴云略略散开了一些：“好闺女，你比那个走了的小子强。他和我好像是路人，也不知道他成天想些什么，有一次我让他上楼去取我的拐杖，那小子迷迷瞪瞪地把我过去使用过的家伙拿下来了。”
“什么？您说什么‘家伙’？”
“杀人用的军刀。”
我被这个名称着实地吓了一跳，因为它对我来说既陌生而又遥远。但是我通过老人的自白，似乎更明白了世界的人生百相。而今已是世纪尾声，他还保存着战争年代的军刀，其他的一切也就尽在不言中了。尽管我不是他希望的那颗种子，我还是对这个世纪老人产生了同情和怜悯：他一生都在为一个主义活着，他毕竟是个为信念而奋斗过的人，国旗的色泽上覆盖着他的鲜血，绿色军装的布纹里织着他的精神纤维。他是被这个世界渐渐遗忘的人，是他的生命基因，支撑他现在主要的生存状态。
他很倔强。在我搀扶他上楼时，他一直在摆脱我搀扶他的手，以示自己有力量走上二楼。但我的两只手还是像两只铁钳那般，紧紧地架着他的一条胳膊，往上迈着那一层层的楼梯。古老的楼梯是木质的，每迈上一步，他那沉重的脚都发出一声“嗵”的声响，就如谁按了钢琴的低音键盘区的琴键。老人的腿有些僵直，使我想起机器人的腿，他一边气喘吁吁地爬楼，还不忘对我述说着他的历史，他说那腿病是在朝鲜阴湿的坑道里留下的。当时他是工兵兵种，任务就是不断在大山中开掘曲里拐弯的坑道。彭德怀司令员曾经表扬过他的工兵团。我一直劝说他在上楼时不要说话，但他一直说个不停，我从他的自述里，知道当时他是个工兵团团长或是个政委什么的。倒也不错，我这个伴听不用去询及什么，只要像兔儿般地竖起两只耳朵，主人的面目就渐渐清晰起来。
登上二楼，迎面的一间房子里传出来哗哗啦啦的声响。我好奇地向里边张望了一眼，那是一间棋牌室，有几个老头儿玩着麻将下着象棋。他们看甄六老头后边还跟着一个我，眼神都甩向了我们。与此同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出同一个称呼：
“‘中央’，又更换服务员了？”
“‘中央’，我向你报告，这家伙下棋竟搞偷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进来看看，有这么走棋的没有？”
“‘中央’，丁政委偷了我一张牌，有意让我变成小相公。你给评判一下，这是什么军风，还干过政委呢，当年一定是个搞自搂的小农，你得整顿一下他的思想。”
最可笑的，有一个牌桌上的老头儿，举起麻将牌中的“红中”，又举起另一张牌“白板”，然后对甄六笑嘻嘻地叫道：“‘中央’，现在是‘白板’当了庄家，‘红中’成下脚料了。我们向‘中央’禀报，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中央’！进来看看，你的这些部下，现在都蜕化变质了！”
我既感到新奇，更感到刺激。在学校时，我自认为通过书籍了解了世界，但是这个角落的一切，我陌生到一无所知。我不知这些当年驰骋疆场的老一代人，是对甄六的尊敬，还是对他的讥讽和挖苦。我脸上虽然没有露出任何表情，心里却充满了酸涩，可是被老人们称为“中央”的甄六老头，脸色肃穆如铁，俨然就像是巴顿将军，他一挥手中的那把芭蕉扇道：
“没法夸你们这些老不死。象棋嘛还能下下；那麻将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是他娘的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们醉生梦死的玩意儿，我早就建议疗养所把它烧了！妈的，那管理员口头答应不下一百次了，你们还玩这一百零一次。同志们，我虽然革命资历比你们老一截子，可是你们在朝时，都比我的官大上好几级，怎么就非玩那鬼东西不可！”
他的话被人打断了：“我说‘中央’，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可也玩过麻将。”
甄六老头儿的脸立刻雪上加霜：“少放斜屁，这可不是可以信口胡说的，你在部队可是当过政委——”
丁老头打断他的话：“给你看看这本文摘。”话到书到，我忙从地上拾起这本杂志，并递到甄伯伯手里。他有些发呆，让我立刻翻看其中有没有这事。我看老人如此认真，便劝老人说：“您累了，先回您的屋里去，到屋里我再读给您听，行吗？”棋牌室内的棋牌声再次响了起来，老人狠狠地向屋里瞪了一眼，无奈地离开了楼道。他一边走一边骂着：“都他娘的褪色了，这世道到底姓‘无’还是姓‘资’？”
老人的住室在楼道的尽头。从室内的窗子和墙壁的色泽上看，是刚刚装修过的。窗子双层玻璃，外层是铝合金的窗框；顶壁白得发亮，只有进口的“立邦”漆，才能涂出这样的效果。墙的下部贴了一圈大幅的伟人头像，从延安时期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开始，开国大典时的毛泽东，检阅军队的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毛泽东，向红卫兵招手的毛泽东……直到晚年在中南海接见尼克松、基辛格的毛泽东。在这一圈头像的上方，还贴着一个用手工剪成的大大的红五角星，五角星和宣传画的张贴技术十分拙劣，许多地方因糨糊涂抹得不均而皱巴巴的；因其皱巴，有些主席像走形变异。我猜测那是因为老人在张贴这些东西时，手指的颤抖所致。在这一瞬间，我的想象力又告诉了我，老人获得“中央”的绰号，不仅仅因他的头发中间，围着一块光禿秃的歇顶——那是取其头形的特点；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甄六老头儿的生活百相，酷像这儿的一位绝对领导。
他的生活用具和这间屋子的布置十分和谐。那是一张窄窄的木板床，就像我读大学时学生宿舍里的木床一样，绝对属于50年代木器厂的产品。那床边的桌椅，还不如我们学院上课时用的桌椅呢，漆皮脱落得体无完肤。当然，那床上的枕头和被褥也不会是干净的，尽管它发出呛鼻的汗酸气味，却叠放得整整齐齐。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观这幢山峦之间的楼群那么诱人，而生活在其内绰号“中央”的老头子，竟然活得这副模样！“怎么，看着扎眼？”他敏感地发现了我的失态。
“没有。挺朴素的。”我违心地应承着，为了让老人信以为真，我还引证了一位美学家的格言，“世界上凡是最美好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
这话是为了平衡老人的心，因为我不想让老人难过。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得到的是一句火辣辣的反诘：“你说的倒是革命话，可是你嘴唇抹那么多口红，让我想起我那没出息的女儿。我希望你明天別涂口红，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出声。在历经片刻的不安之后，我似乎刚刚确认，走进一幅褪了色泽的历史画卷里了，在这儿你必须没有了自己，似乎要把你的身心投入昔日的神主耶稣、佛祖释迦牟尼、真主穆罕默德的神影中去，否则你就必须立刻“拜拜”。从不逆来顺受，是我的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里冷美人的绰号，就是我性格的写真。我并不是来讨饭吃的，我是在进入美国社会之前，来这儿锻炼自己的；也许逆来顺受，是我必须补上的一堂人生课，因而我沉吟了片刻，还是答应了这过分的要求。我说：“行，用不着等明天，现在我就可以抹去。您的卫生间在哪儿？”吐出这句话，我就后悔了，抹掉口红用纸巾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进卫生间？这里不是我的家，我面对的老人，不是我的教授父母，而是一时之间，难以说清楚的另一类人，我必须认知眼前这个铁的现实。于是，我从背包里掏出来面巾纸。“行，比我女儿强，中国还有希望。”老人说话了，他指了指一个旁门：“你顺便去洗把脸吧，你脸上都是汗，那咸汗是擦不净的，要用水洗。”
我走进卫生间，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儿比他的卧室干净，四壁瓷砖落地，全套洗浴设备虽然称不上现代化，但也不算落伍。唯一让我差点笑出声来的，是洗脸盆前的镜子上，也贴着一个五角星。大概是水汽蒸发之故，红色已然褪成了粉色，想来老人洗脸时，也没忘记革命。这时，老人的话传了进来：“你干脆冲个淋浴吧，我出去转上一会儿，你洗完了澡再去找我！”
我立刻回答老人说：“不了，我洗洗脸就行了。”我匆匆地用凉水抹了两把脸，又把唇上的唇膏擦掉，从背包里拿出自己的毛巾，胡乱擦了擦脸，就走了出来。
“你在学校受过军训吧？”他脸上绽露出一丝喜色，“做事还挺麻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