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灵魂有香气的女子:那些民国女神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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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陆小曼:婚姻不是有爱情就可以

一个女人弄砸了自己两段大好婚姻,既不能让不是自己那杯茶的优秀男人舒服,也不能让是自己那杯茶的浪漫男人舒服,那么,她自己多少是有点问题的。

她敢爱敢恨、离经叛道、至情至性,但她并不知道,婚姻不是有爱情就可以。没有所谓的包容、妥协,婚姻就会成为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1.“皇后”和她无趣的婚姻

陆小曼出生于繁华的大上海,之后迁到北京与父亲定居。因此,她不仅有上海姑娘的聪明活泼,还有北京姑娘的秀丽端庄。在学校里,每个人都称她为“皇后”。无论她是到剧院观戏,还是到中央公园游玩,身边从不缺少为她鞍前马后的男同学,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她骄傲地走在人群中,高傲至极,一副冷漠而不屑一顾的模样。

还是学生的她凭借着优秀的外语能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摇身变成了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外交翻译官。那个时候,她经常被外交部邀请去参加外宾的接待工作,并且帮忙布置举办外交部的各种舞会。当时年仅18岁的她,已经逐渐闻名于北京的社交界,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她不仅能诗善画,还能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不只会唱歌、能演戏,而且性格热情大方。她彬彬有礼的轻盈体态和柔美声音,总是让人于不知不觉之中便对她产生好感。人们总是忘不掉她那明艳的笑容,它与她的美貌仿佛是天生一绝,那个时候的她宛若一朵在风中摇曳的玫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没有人能够阻挡这香气的侵袭,也没有人能够抵住如此美艳的诱惑。

但是,女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对自己的婚姻还是生活,都无法自主决定,不是依附于父母,就是附属于丈夫。离开学校后,陆小曼奉父母之命与王赓结婚。如此一个可人的名媛美人就这样潦草嫁人为妻,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十分震惊。但震惊之后,大家又十分理解,因为即使是像她这样一个优秀的新知识女性,在那样的社会风气之下,也没有办法完全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

陆小曼和王赓不仅在性情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两个人根本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无法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王赓是一个政客,终日埋头于无聊的政事要闻之中,很少有时间陪陆小曼;而陆小曼则是一个喜欢交际、喜欢跳舞的女人,她怎么可能忍受得了王赓的木讷与无趣?

婚后第三年,王赓便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他在上任之前要求陆小曼随他一同前往,陆小曼无奈,只好跟着他到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但她无法习惯哈尔滨的气候以及风俗,于是过了不久,她便回了北京的娘家,开始与王赓两地分居。两人原本就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基础,如今又分隔两地,虽名义上仍是夫妻,但在感情上已经变得十分淡漠了。

然而,心高气傲的陆小曼怎么可能愿意让人知道如此优秀的她其实是一个情感失意者。为此,她频繁地出席于各种交际圈,在外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强颜欢笑。一回到家里,整个人却蔫了似的,提不起精神。

面对这场无趣的婚姻,即便聪慧如陆小曼,也无计可施。她所向往的世界,他不能陪她去;而他想要的东西,她也没办法给。她无法像平凡的女人那样在家乖乖做一个安静贤淑的官太太,如此离经叛道的她注定要为王赓所不容。

有一次,两人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执。那一天,上海的名门闺秀唐瑛请他们夫妻俩吃饭,但王赓临时有事,他在走之前反复叮嘱陆小曼千万不要单独随意地与任何人外出跳舞。这时,有人煽风点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我们总以为受庆(受庆是王赓的号)怕小曼,谁知小曼这样怕他,不敢单独跟我们走。”正是这句话点燃了陆小曼的怨恨,在拒绝同伴们的第一次邀约不一会儿,她便在大家的簇拥之下缓缓地往家外面走去。

巧合的是,她刚刚准备上车,就碰上了王赓驶到家门口的车。他一看到陆小曼被一群人拥着准备登车而去,便气不打一处来。走之前,他已经十分明确地叮嘱过她不能跟他们出去跳舞,但固执的陆小曼却大胆地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她如此不顾及他作为丈夫的颜面,没有给他留下一丝高大威严的形象,那他也就顾不上给她留什么所谓的面子了。被气得面孔绯红的王赓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责骂陆小曼:“你是不是人,说定了的话不算数。”

自那天争吵后,他们陷入了冷战,谁也不理谁。好强的陆小曼不甘心自己在众人面前受到王赓难听的辱骂与过分的指责,心里满是对王赓的怨恨。第二天,她找到母亲,跟母亲撒娇吵闹着说要离开王赓回北京,并且永远不会再回王家,她已经决意要留在北京侍奉父母,直到他们终老归天。

2.宿命中的因缘际会

当陆小曼为自己不快乐的婚姻感到痛苦时,一个人突然闯进了她的心扉,一度抹去了她头顶上那片压抑的乌云,给她带来了欢乐。

这是一场宿命中的因缘际会。落寞孤寂的陆小曼和爱情失意的浪漫诗人徐志摩相遇,使得他们各自孤寂的情感世界,荡起了一湖久久平息不了的涟漪。

当徐志摩深情的双眸看向陆小曼时,她从他眼里看到了爱情,同时也看到了自己隐藏在心底深处的痛。于是,她决绝地为了这场爱情牺牲所有,甚至背负起所有的罪名。

那是在一次舞会上,她与他共舞,充分领略了他的魅力,之后又与他整夜促膝谈心,倾诉了她的苦衷,却惊奇发现他与自己有一样的爱好和秉性。她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怦然心动,她想,这就是爱情吧!

后来,她写下了这段感受:“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的内心,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同时,我也跌入了恋爱的海洋。”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相遇,就像郁达夫说的那样:“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教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

徐志摩曾经这样描述当初他为陆小曼所受到的心灵震动:“今晚在真光我问你记否去年第一次在剧院觉得你发鬈擦着我的脸(我在海拉尔寄回一首诗来纪念那初度尖锐的官感,在我是不可忘的)。”他是一个大诗人,他将诗情流露于句子之中,让诗句充满浓浓的爱恋。在与陆小曼恋爱的过程中,他创作了例如《花的快乐处》《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翡冷翠的一夜》等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

那个时候的陆小曼几乎就是徐志摩的缪斯女神,是他一切诗意灵感的来源。徐志摩曾经对陆小曼温柔地表白道:“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

当时,王赓正任哈尔滨警察局局长,门禁可谓相当森严。为了见陆小曼一面,徐志摩要用钱来贿赂门房;而陆小曼给徐志摩写情书不但要用英文,连寄信也只能自己抽空出去寄。如此用心良苦,他们的恋情还是像时下名人们的生活一样弄得满城风雨,王赓甚至还拔出枪来威胁陆小曼。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离婚第一人”,他们的恋情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

女人一旦陷入新的恋情之后,总是会做出许多让大家惊叹不已的事情来。她们的不顾一切让人震惊的同时,也往往让人钦佩。可陆小曼为了与徐志摩在一起,做出了更加残忍的事情。

在她与王赓离婚前夕,她意外地发现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可那时的她全部身心都在徐志摩身上,所以她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疑虑,便背着所有人在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悄悄地做了流产手术。这个未出世的孩子被他那个追求新生活的狠心妈妈强行夺走了来到世上的权利,并且,作为孩子的父亲,王赓对此事一无所知。

为了爱情和自由而选择流产的陆小曼手术出了问题,虽然把孩子流掉了,但她的身体也毁了,无法再生育。她那么渴望跳出原来的婚姻牢笼,急切地想要奔到最爱的男人怀里。但是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即使和他结婚,也无法给他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她的心里感到痛苦万分。可是这样的隐情,她无法对任何人诉说,只能一个人苦忍着。

1925年年底,陆小曼与王赓正式解除了他们辛苦维持了4年的婚姻,离婚的时候,陆小曼年仅23岁。王赓其实是很爱陆小曼的,只是他爱的方式无法被陆小曼接受,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去爱这样一个能够倾倒众生的光芒四射的神奇女子。陆小曼毕竟不是常人,即使是遇到像林徽因那样强劲的对手,她也一点儿都不服输。无论人们怎么在背后中伤她跟徐志摩,她都是一笑了之。

虽然她知道林徽因跟徐志摩曾经有一段不清不楚的过去,但她选择了不计较。她是一个大方自如的女人,她的疼痛与哀愁从来只留给自己,不轻易带去给别人。正是这样一个风姿绝伦、才貌双全的女人,却要忍受人们阴暗的文字诅咒与谩骂。即使如此,她也从来不曾为此辩解过一个字,自始至终保持缄默。她只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快乐的女人,不为外界所动摇。她的坚韧与刚强,并不是一般的女人可以做到的。

1926年8月14日,即农历七月初七,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24岁的陆小曼和36岁的徐志摩在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他们渴望已久的婚礼。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除了祝福,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听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这证婚词出自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之口。

3.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梁启超在当时来说算是一个大人物,是公众崇拜信服的对象,他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宾客十分震惊,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尖锐、犀利的证婚词。这段证婚词就像一个咒语,为两人的婚姻埋下了某些莫名的不安因素。

也许从徐志摩和陆小曼开始背叛各自的家庭并且相恋的那一天开始,他们两人就注定要遭受世人的非议和白眼,即使是百年之后,也会不停地被人翻出来说三道四。

总之,这段不被祝福、不被接纳,甚至不被理解的婚姻就这样尴尬地开场了。就像一场戏一样,精彩绝伦地开始,却不知道结局如何。

1926年10月(农历九月九日),新婚之后不久,陆小曼依公公之命随徐志摩离开北京南下回浙江。但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而是先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回家。在上海的那段时间,他们过得很开心,每天相依相伴,写诗作画,好不快活。上海对陆小曼来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地方,她喜欢那里,不仅是因为她在那里出生,也是因为她在那里享受到了很多自由和快乐。

她就是这样一个极度自我的女人,想要什么就直接去追求,从来不矫揉造作,也不虚伪掩饰。如此真性情的女人,也难怪会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或许她喜欢的不是那种被人追捧的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发自内心地享受那个过程中的自由和欣悦。

然而,快乐的生活总是短暂的,他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之后,不好再继续逗留,只好回徐志摩的家乡海宁硖石。那是陆小曼第一次去徐志摩的家乡,那里的繁文缛节很多,何况陆小曼又是刚刚嫁过去的新娘。她每天要下跪磕头拜见长辈的次数不下百次,还要被许多人围观。就这样,折腾着,闹腾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终究是归于平静了。

两个人的生活渐渐趋于平静,不再像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新鲜刺激了,但他们依然是情意绵绵,如胶似漆。即使是在徐志摩父母面前,陆小曼也是表现得娇滴滴的,而且总喜欢依赖徐志摩。有时,她会把吃了一半的饭递给徐志摩,娇气地说:“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吃完饭之后,她会转过身子可怜兮兮地说:“志摩,抱我上楼。”这或许是他们新婚夫妻之间的一点情趣,但在长辈眼里,吃剩饭和抱她上楼无疑就是一种折磨和为难。老人心疼徐志摩,更看不惯陆小曼的很多小姐做派,于是生气地跑到北京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张幼仪虽然已经跟徐志摩离婚了,但作为老人新认的干女儿,她理所当然地接纳了二老,并热心款待了他们。

公公婆婆的突然负气离开,对陆小曼的打击很大。原本身体柔弱的她一下子病倒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后才慢慢恢复过来。在养病期间,她原本因为自己不被老人接纳而不开心,但后来也渐渐想开了,情绪得到了缓解。没有老人的严加看管,她反而觉得轻松自在、无拘无束。那段时间,陆小曼和徐志摩在家里种草弄花、写诗作画,过着一种“草香人远,一流清涧”的超然生活。

但这样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就爆发了北伐战争。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得不中断这一段甜蜜的、如世外桃源般的新婚生活,被迫移居上海。

上海也许是一个新起点,陆小曼又回到了这个她最喜欢的城市。在熟悉的环境之下,她之前的许多陋习也渐渐展现出来。她终日沉迷于上海繁华的夜生活,外国租界里的那些漂亮的居室、新潮的商品、豪华的舞厅剧场,以及高雅的交际圈无一不吸引着她,让她流连忘返。这个一直以来压抑了很久的小妇人,在这片崭新的天地里过得如鱼得水、自由自在。

那段时间,她频繁地出入各种奢华的交际场所,并且认识了很多名人以及名伶,重新过上了以前的奢靡生活。这个著名诗人的太太以她惊人的美貌和才华迷倒了众人,排场逐渐变大,名气也越加响亮。为了参加这些活动,陆小曼免不了要花很多钱。原本在北京的时候,她就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现在依旧不知道节制。这个女人在物质上的欲望有增无减,这让徐志摩犯了难。因为自从跟陆小曼结婚之后,他就没有再得到父亲的物质支持,只能靠自己挣钱养家糊口。但他一个人要养活陆小曼这样的娇妻贵妇,的确很艰难,他必须身兼数职,同时做几份活才能勉强办到。

那段时间,徐志摩常常在上海和南京两地奔波挣钱,他在大学校园里教书的同时还写诗卖文,但依然觉得力不从心。可陆小曼却一点儿都不能理解他,她终日把自己的时光挥霍在舞场宴会上,每天都生活在各种男人女人的美誉赞叹声之中,完全忘记了自己为人妻子的义务。

渐渐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再像新婚时期那般如胶似漆、幸福甜蜜。自从回到上海之后,陆小曼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懒惰、贪玩,没有一点激情和灵气。她每天浪费大把的时间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常常睡到中午才懒洋洋地起床,然后又花很多时间去做洗澡、洗漱等各种小事。下午的时候,她要么画画,要么给访客回信,要么会客听戏。到了晚上,又是跳舞至凌晨。徐志摩刚开始的确很反感她的这些做派,但他心疼她、爱恋她,便一味地迁就她以讨她开心。徐志摩不知道,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其实并非陆小曼的行事做派,而是翁瑞午的出现。

当时,徐志摩为了陆小曼而疲于赚钱,根本没时间陪陆小曼,加上他又不太喜欢听戏作画,于是便任由陆小曼与翁瑞午接触。这个翁瑞午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是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之孙,会唱京戏、画画、鉴赏古董,又做房地产生意,是一个文化掮客,被胡适称为“自负风雅的俗子”。翁瑞午在事业上的成就、声望当然不能和徐志摩相比,但他有性格上的优势。他能够说一口流利好听的北方话,性格活泼开朗,谈吐风趣幽默,而且常常对陆小曼献殷勤,给她送一些名画,还专门陪她听戏跳舞。

那个时候,陆小曼的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虚弱。恰巧翁瑞午有一手推拿绝技,陆小曼每次犯病的时候,他给她一推便舒服很多。就这样,陆小曼对他越来越依赖,将其视为自己的闺中密友。徐志摩看在眼里,却一点都不担心,天真的他认为只要能够给爱妻治病,减除她的疼痛,一切都好说。虽说男女授受不亲,但他们也不过是推拿而已,并没有发生什么。

脆弱得不堪一击的病体让陆小曼越来越离不开翁瑞午。一次发病后,她担忧地问,万一她发病的时候翁瑞午不在身边,那该怎么办呢?翁瑞午给她出了一个被她认为糟糕至极的主意,那就是靠吸食鸦片来减轻痛苦。虽然陆小曼刚开始拒绝了,但她见翁瑞午一直在吸,好像感觉不错,加上病痛的折磨,最终,她还是没有抵挡住鸦片的诱惑,渐渐对它上了瘾。曾经有一段时间,她跟翁瑞午两人就在房间里吞云吐雾,任由外面刮风下雨,云起雾散。

陷入毒瘾的陆小曼性情大变,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跟徐志摩吵架,她的无理取闹让徐志摩很难受也很失望。于是,他在1930年秋天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的邀请,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在去北京任职之前,徐志摩曾经苦口婆心地劝陆小曼跟随自己到北京去开创新的天地,但陆小曼拒绝了。

就这样,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开始了两地生活。

4.爱情只是一场短暂的烟花

1931年是他们婚姻生活最艰难的一年,生活的重担、陆小曼的沉沦、夫妻感情的裂痕,让疲于奔命的徐志摩苦不堪言。从下面这一年写的两封信中,我们可辨出徐志摩当时悲凉无望的心境。

6月25日,他从北京寄给陆小曼的信札中写道:

……别的人更不必说,常年常日不分离。就是你我,一南一北。你说是我甘愿离南,我只说是你不肯随我北来,结果大家都不得痛快。但要彼此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了这多年,再下去实在太危险,所以不得不猛省。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我要你来,你不肯来,我有什么法想?明知勉强的事是不彻底的,所以看情形,恐怕只能各行其是……我真也不知怎样想才好!

同年的7月3日,徐志摩给朋友张慰慈夫妇的信中更是怨气冲天:

……我这个世界住腻了,我这一年也不知哪儿来的晦气,母亲死这还不算,老头子和老家闹得僵绝……又犯了驿马命,南北奔波至八次之多,钱花得九孔十穿,掩补都来不及。更难受是小曼还来和我打架,我上海实在不能住,我请她北来她不肯,近几日来信大发脾气,害得我也怨天怨地,坐立不是。……我本心境已坏,但借小曼明白了解,认为唯一安慰,如今她又因为我偶发牢骚就此生怒,我真有些回顾苍茫,悲观起来了。

1931年11月上旬,柔弱的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从北京回来帮她处理。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首先飞抵南京,并于13日回到上海的家中。他们夫妻俩许久没有见面,一见面便开始吵架,而且吵得很厉害。后来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徐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因为陆小曼的电报催促而千里迢迢辗转回到家里,得到的却是她像一个悍妇一样的发飙大骂,在盛怒之下,徐志摩负气离开了家。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他本来打算乘坐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却在临行前接到张学良因事改期的通知,正在犹豫不决的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做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决定于第二天,即1931年11月19日,搭乘一架邮政飞机飞往北京。

他这么急着回北京,究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听林徽因的演讲,还是迫切地想要挣脱陆小曼的无理取闹,无人可知。但无论陆小曼怎样任性胡闹,他的心里始终有她。即使是在登机之前,他依然惦念着她,给她发了一封简短的信说道:“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在看见有大雾之后,他本来是不打算走的,准备直接回上海找陆小曼。但莫名其妙的,他最终还是走了,毫无缘由。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催使他上了飞机。

那一天,因为受到大雾的影响,徐志摩乘坐的那架飞机于中午十二点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整个飞机上连徐志摩在内一共只有3个人,他们都是刚刚年满36岁,飞机失事之后无一生还。而那一年,陆小曼才仅仅29岁。

她年纪轻轻的时候遵从父母的意愿嫁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过了几年混沌的婚姻生活之后,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她,并且她也如此爱恋的诗人。可是苍天待她竟然如此绝情,她不仅不受公婆的待见,甚至还被他的朋友们嫌弃抱怨。如今,年轻的陆小曼又瞬间变成了寡妇。

郁达夫之妻王映霞曾经这样描述陆小曼当时悲伤的模样:“下午,我换上素色的旗袍,与达夫一起去看望小曼,小曼穿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包了一方黑纱,十分疲劳,万分悲伤地半躺在长沙发上。见到我们,挥挥右手,就算是招呼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在这场合,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徒劳的。沉默,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小曼蓬头散发,大概连脸都没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几个年头。”

这个才貌过人、优雅高傲的女人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支柱,陷入了悲痛的谷底。对于她的悲伤神情,就连才子郁达夫都觉得难以描写,他说:“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接到志摩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陆小曼清醒后,便坚持要去山东党家庄接志摩的遗体,被朋友们和家里人死命劝住了。最后决定派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张幼仪所生)去山东接回。”

当徐志摩的遗体从济南运回上海后,陆小曼见到了现场唯一的一件遗物——她的那幅山水画长卷。这幅画是她于1931年春创作的,堪称她早期的代表作,风格清丽,秀润天成。更为珍贵的是它的题跋,记有邓以蛰、胡适、杨铨、贺天键、梁鼎铭、陈蝶野诸人的手笔。

一直以来,徐志摩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这张手卷,这一次,他也是准备到了北京之后再请人加题,因为是放在铁箧之中,所以没有在空难中损坏。陆小曼看到这张画卷之后,内心纠结痛苦、悲伤不已,她满脑袋里闪现的都是徐志摩对她的好和爱。泪水滂沱的她,一时间百感交集,伤心欲绝。

5.繁华过后成一梦

徐志摩的去世对陆小曼而言是个巨大的打击,不仅是因为徐志摩是她最爱的男人,还因为徐志摩的一些朋友将他的死归咎于陆小曼,让她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和辱骂。他们认为,如果不是陆小曼骄奢浮躁、挥霍无度,不愿陪徐志摩去北京生活,不幸就不会发生。

自从失去徐志摩之后,陆小曼便远离了一切社交活动,再也不去舞场。她洗尽铅华,整日素颜在家,一直不停地思念徐志摩。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她不是不知道珍惜,而是觉得自己可以珍惜的时日尚多,所以不怎么在意。如今真正失去了,她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来表达。她在给徐志摩写的挽联里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恋: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徐志摩死了,陆小曼依然没有得到公公的接纳,她连徐志摩的追悼会都没能参加,只能在第二年的清明节回到徐志摩的家乡,到他的墓前给他上香。她从硖石回来之后,还特意作了一首诗:

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

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徐志摩的离去激发了陆小曼的斗志,那段时间,她写了很多哀悼徐志摩的诗文。以前,她不喜欢写东西,只是喜欢画画或者听戏跳舞,而今,她整日不是写文做诗,就是整理徐志摩的文学作品。因为她决定编著好徐志摩遗留下来的所有文稿,不管这项任务有多艰巨,她都要完成。

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要在那个艰难的情境之下一个人活下去,并且把丈夫的文稿编著好,谈何容易?于是,她开始跟那个一直对她示好的翁瑞午同居。

两个人的同居生活具体开始于什么时候,我们不得而知。据说,有一天,翁瑞午的汽车坏在了陆小曼家附近。当时已过凌晨两点,他就一个人在陆家二楼烟榻上睡了一晚。之后,陆小曼也就任他独宿。到那月底,徐志摩父亲徐申如送钱时附了一个纸条给陆小曼:如翁君已与你同居,下月停止了。后来才知道,徐申如买通了弄口看门的,监视着陆小曼的一举一动。当时翁瑞午大怒,毫不客气地搬来和陆小曼同住,说从此以后陆小曼的生活由他负担。这样说来,翁瑞午也算是个敢担当的男子。

陆小曼虽和他开始了同居的生活,不过心地善良的她还是同翁瑞午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两人不正式结婚。她亦说:“我对翁其实并无爱情,只有感情。”

当时许多朋友都不赞成她和翁瑞午同居,要求她与其断绝来往。尤其是胡适,他向陆小曼提出,只要她与翁瑞午断交,以后她的一切便由他负责。然而,陆小曼委婉地拒绝了他的好意。当时,她坚定地对所有人说:“瑞午虽贫困已极,但始终照顾得无微不至,廿多年了,吾何能把他逐走呢?”陆小曼一直觉得问心无愧,她说:“我的所作所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会了解我,不会怪罪我。”她还说:“情爱真不真,不在脸上、嘴上,而在心中。冥冥间,睡梦里,仿佛我看见、听见了志摩的认可。”

20世纪60年代初,翁瑞午病重,他放心不下陆小曼,托人要作家赵家璧和赵清阁来,抱拳拱手招呼他们说:“我要走了,今后拜托两位多多关照小曼,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

不久,翁瑞午去世,他们这场长达33年的暧昧同居生活终于落下了帷幕。

后来的陆小曼洗尽铅华,归于平淡,只把俗世的繁华都变成一纸的寂寞,在人们的非议和指责中收集整理并编辑出版徐志摩的文集。新中国成立时,她已年过半百,久卧病床,但仍抖擞起精神,决心离开病榻,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朋友的鞭策下,她戒掉了鸦片,心情变开朗了,身体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比起年轻时的轰轰烈烈,晚年的她过得平淡而舒心。不工作的时候,她喜欢整天倚在床上,看百看不厌的《红楼梦》以及各类武侠小说。回忆起20年来的经历,她说:“过去的一切好像做了一场噩梦,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尝遍了……我没有生儿育女,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独。”

1965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之前,一代佳人陆小曼带着她难泯的幽怨默默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3岁。她临终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与徐志摩合葬,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最后的心愿至今也未能实现。后来,她的一个在台湾的侄儿在苏州为她建造了一座衣冠冢,总算为这位坎坷一生的才女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回望她沧桑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爱恨和艰辛。她的婚姻与爱情、天赋与游乐、病痛与才情,都为她的一生蒙上了一层朦胧的昏黄;她敢爱敢恨、离经叛道、至情至性,为静寂的女性历史抹上了独具个性的浓重一笔,成了上海滩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