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一盏灯

在当代，《人权宣言》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但在学术领域，我们似乎更关注对它本身的认知，热衷于它对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类政治方向的改变，而对于它与中国的关系，却极少甚至没有确切的信息和知识。

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权宣言》是一份人类的权利宣言，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同程度蒙受其恩惠。当不少受惠于它的国族已经充分展示与它的各种关系之时，中国的受益者们面对它与中国之关联的诘问，却几乎一脸茫然。

这些诘问，诸如“《人权宣言》何时与中国结缘？它又以何种方式与中国产生联系？它在中国的际遇或处境如何？它究竟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人权宣言》在中国”的学术盲区。也许是时代的风云变幻、新问题的丛生和新思想的辈出使得中国学者目不暇接，但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之后，这一盲区依然存在，似乎再难以找到开脱的理由。

令人欣慰的是，梦婧博士勇敢地把目光投向“《人权宣言》在中国”这一盲区。她选择“《人权宣言》在中国晚清的际遇”这一主题，向国人充分展示《人权宣言》最初进入中国的图景和存在方式。这一研究，虽然只是踏入盲区的第一步，却是最关键和最艰辛的一步，因为探本溯源历来为学术之要端，同时又为学者所畏。单从梦婧博士在写作中所遭遇的文献搜讨和意义厘定的困境，就可见一斑。

其实，《人权宣言》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国的际遇是艰难的。它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才传入中国，最初是通过西方人士的言谈和隐晦的文字表达，但此时多被国人视为大逆不道的诳言。在19世纪末期，《人权宣言》一直是国人忌讳的名字，即使在中国的西方人士也几乎不敢直接提及。20世纪初期，《人权宣言》的思想或精神才开始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逐渐走进中国人的心灵，在中国获得正当的名声。这一境遇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革命思潮的涌现和立宪运动的开启，使它成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群体表达不同政治主张的精神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形成的强大暗流，推动着专制王朝的瓦解，也促成了民国创立和共和国的诞生。这印证了罗素所说：“思想的力量，日子长后，毕竟要比任何力量来得大。”

最后要指出的是，《人权宣言》并非晚清一次进入中国，也并非以一种方式进入中国。民国以来，《人权宣言》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进入中国，在中国有着不同的际遇、包装和影响方式。因此，我认为梦婧博士这一研究只是中国与《人权宣言》关系认知的开端。她这一优秀的成果虽然未必能够全部照亮“《人权宣言》在中国”的这一盲区，但她勇敢地在这一盲区点亮了一盏灯，希望将会引来更多的灯，从而使这一学术盲区完全消失。这也许才是中国学界应该并且能够向《人权宣言》表达的一种崇高敬意。

汪太贤

201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