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实体经济底部横盘
实体经济一片惨绿愁红，根本上与周期性波动、上升通道处的行业洗牌、互联网以及金融化这四大劫难脱不了干系。同时，新经济领域正在频频上演传统经济中的老戏码，与资本“狼狈为奸”，根本上折射了这些新经济领域还未发展成熟。金融意义上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水火难容的矛盾如何化解？
实体经济的焦虑与宿命
“不要让××跑了”折射了中国实体经济深入骨髓的焦虑。近年来，“衰退”成了实体经济的主题词，相关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7年以来，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总体上处于衰减态势（从2007年高达13.4%的增速已经下滑至2017年前三季度的6.1%），在三大产业中的占比也持续收缩（从2007年49.2%下滑到2015年的40.5%）。与不断缩小的数字相对应的是，大量实体企业遭遇生存空间被残酷压缩，制造业企业倒闭、跑路此起彼伏。成本上涨、订单下滑、资金不足、缺乏创新等都成了众多企业的“鬼门关”。就连娃哈哈这样的行业翘楚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报告》，2015年娃哈哈营业收入494亿元，比2014年锐减超过200亿元。这与宗庆后曾在2010年放出豪言“再造一个娃哈哈”，争取3年内实现年销售收入1000亿元的目标明显背道而驰。如此来看，“小老板在愁、中老板在挺、大老板咬着牙夜夜难眠”可谓深刻地概括了当下实体企业的焦灼。而近来热络的虚实之争和“死亡税率”大讨论，更是投射了对中国实体经济生死存亡的忧虑。
对此，“三座大山压垮实体经济”、“房地产打败实体经济”、“实体干不过金融”、“互联网毁灭实体经济”等论调铺天盖地，各种悲情油然而生，“中国不重视发展实体经济”的论调更是让全社会都成为“背锅侠”。而面对舆论的虚实纷争，新华社发文“资本应对实体经济报以敬意”，“资本若不对实体报以敬意，一味充当‘野蛮人’，采取短线炒作甚至影响企业正常运转，将损害公司基本盈利能力，也不利于资本增值。”李克强总理则进一步对虚实之争定调，“实体经济”是一个相对于“虚拟经济”的概念，不是仅仅包含制造业，而是涵盖着一二三产业。“网店是‘新经济’”。随后，《人民日报》发文给实体打气，“最困难的时期基本挺过来了”。果真如此，这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将苦尽甘来，甚至重续辉煌？
回答上述问题离不开拨云见日，透过芜杂、纷争的表面，看清实体经济当下境况的本真面目。毕竟，简单地将实体经济的问题一股脑地推给房地产商醉心于暴利、年轻人热衷开网店等都流于表面，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经济危机的爆发打断了中国制造业高歌猛进的势头，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成为去过剩产能的主战场。因此，当下实体经济凄风冷雨、惨淡愁云的直接原因是全球经济环境的逆转。但除此之外，这背后还叠加着中国制造业发展成熟以后大洗牌的必然。换言之，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制造业历经量变已经开始发生质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成熟阶段。改革开放的30来年可谓中国制造业的成长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制造历经从制造工业产品向制造消费品扩展，从民营制造业崛起到外资制造进入中国，特别是加入WTO后，依托大量的OEM订单以及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业飞速发展，逐步建立了成熟而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让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工厂，中国制造逐步覆盖全球，虽然至今尚未摆脱“山寨”的帽子，但也已经确立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中低端领域的竞争优势，并开始向高端领域发力。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成熟，市场空间增长受限，竞争日趋激烈，大洗牌本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过是加速、加剧了这一进程。
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当产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兼并重组、洗牌淘汰就成为化解压力的重要而常规途径，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比如美国，伴随着18世纪末美国快速工业化，制造业迅速崛起，1898年到1903年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洗牌兼并，由此诞生了全美烟草、杜邦、美国橡胶等大公司，100家最大公司控制全国40%的工业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制造业发展至今，产业集中度不断创出新高，目前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占有了飞机制造、汽车汽配、农用机械、碳酸饮料、软饮料、烟草、制药、农产品、种业等传统产业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在液晶、电脑、数码相机、移动通讯等领域，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移动通信设备市场的70%以上和全球移动终端电话的65%左右，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液晶市场的50%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数码相机市场的80%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电脑市场的55%左右。就中国而言，过去产业集中度低一直被视为中国制造的切肤之痛，但产业集中度低本身就是产业成长期的必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业走向成熟，众多行业已经逐渐开启了产业洗牌集中的进程。以水泥行业为例，2000年中国水泥产量不足6亿吨，当时前10大企业的生产量占比还不到8%。2015年产量超过23亿吨，前10大企业占比已经超过52%。水泥企业前百强的生产规模都超过150万吨。年产几十万吨的小企业不断被淘汰出局。而水泥只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嬗变的缩影，其实，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等行业早在过去20年就已经开始规模化。除此之外，造纸、印染、化工、煤矿等行业都呈现出小企业消亡而集中度提升的趋势。过去，遍地开花的小作坊式生产制造正加快退出历史舞台，20%的企业占据80%的市场份额，80%的企业抢食20%的市场份额之规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推进开始兑现。也就是说，在大量企业没有活路的残酷现实背后，产业发展规律、市场经济的必然正在发挥作用。
与此一脉相承，在众多企业关门倒闭或向外转移的背后，还隐含着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转变。过去，中国工业量大面广的是中低端制造，但近年来，新产业、高端生产制造的比重迅速提升。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在媒体上充斥大量企业艰难度日的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8%，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高达26.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信息化学品制造业都是两位数增长。2015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31.8%，智能制造、高速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占装备制造业比重超过10%，海洋工程装备接单量占世界市场份额29.5%，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占海外市场的份额达到40%，国产品牌智能手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其中，尽管有大量企业倒闭，但2015年东莞的经济总量突破千亿美元，增速达到8%；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47%、36%，传统制造业从2010年的22.9%下降到18.8%。也就是说，当媒体舆论还在为一些企业倒闭、跑路、转移悲叹之时，中国实体经济正在发生“日月换新天”的切换。而由于这些先进制造与广大老百姓的就业、生活直接关联度不高，不在公众视野之内（比如航天、航空制造），因此很少被感知。相反，人们更多被感知和看到的表象所误导，无法从发展规律和经济结构上去分析和理解当下所发生的变化，因而被表象所捕获、困扰，陷入焦虑惶恐。
当然，中国实体经济确实在衰退，而且仍将不可避免地进行衰退、虚化的过程。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第二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一度占比超过半壁江山，这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必然特征。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成熟，第二产业的占比势必逐渐缩减。事实上，虽然国内媒体舆论热衷于推崇日本、德国以实体经济立国，但日本第二产业目前也仅占其GDP的26%，第三产业高达近73%（世界银行统计的2014年数据）；德国第二产业占30%（2008年数据），其中制造业在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近20多年来基本稳定在22%左右。总体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必也将步其后尘。这也就意味着，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的权重还将继续下降，在此过程中，或还将有大量企业被碾压出局，这种转变过程对于一些企业而言，或许惨烈，但也是难以规避的宿命。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
实体经济萎缩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切肤之痛。针对当下实体经济的惨兮兮状况，网上流传一个说法：20年前，你爸月薪500元的时候，一个打火机是1元，现在你月薪5000元了，一个打火机还是1元。这些制造业老板是不是很悲情？比这更让人受冲击的是，有工厂老板关掉工厂买了几套房，不但及时“止损”，且又省心又赚钱，一句“幸运的是买了房，不幸的是没买更多”的感叹五味杂陈。原本，实体经济被认为是本、是主体，虚拟经济是依附于实体经济的，是末，如今看来似乎已经完全颠倒，两者正发生主仆换位的历史切换。
事实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和切换正不断深化，其首要表现就是，具有破坏性的金融在虹吸社会财富方面愈演愈烈。近年来，美国一直被作为金融过度的反面典型而屡屡被拿来示警，殊不知，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呈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美国麦肯锡公司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经济危机爆发后的8年里，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收益）占比，后四年比前四年大幅攀升，如今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占比全球最高，占整体利润的比例超过80%，而美国仅约20%。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业的利润是美国的4倍，中国金融界以不过558万的就业人群赚得了7.7亿人创造出来利润的80%。另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其他服务业增长9.2%，房地产增长仅3.8%，而金融业却增长了15.9%。2016年1～7月，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平均月度增速为2.95%，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平均月度增速仅为1%，中国的脱实就虚还在以近2倍的速率加速。而按照统计局2015年金融业收入占GDP比重8.5%这个数据，只占就业人数0.7%的金融业，其人均收益要比其他行业高约12倍。金融业的迅速膨胀由此可见一斑。其实，当下中国已出现一个悖谬的怪象，一边金融业因为虹吸社会资源而被口诛笔伐，一边更多的人和资源正滚滚地涌向金融业。
除了金融，虚拟经济的另一个分支，互联网也成了实体经济“杀手”。互联网在带来交换方式便捷的同时，愈发被视为摧毁实体经济的主战场。电商的持续膨胀与实体店不断倒闭消亡的反差背后，某种程度上就饱含互联网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碾压。理论上，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也被视为拯救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转型的抓手，却不料，现实中互联网依托其成本优势，更多异化成了加剧价格战的渠道和工具。2017年两会期间，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就表示，“很多企业在电子商务平台靠卖假冒伪劣产品或不交税生存，挤压了实体零售业的发展。”而面对2016年“双十一”天猫打鸡血般的1207亿元销售额，各种吐槽此起彼伏，很多观点认为“双十一”是破坏销售规律的病态促销，并没有激活线下，与扩大内需、推动创新、增加GDP统统无关，甚至有人愤而极言“‘双十一’不死，传统企业一定亡！”虽然某些指责难免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有观点所言，如今互联网很多所谓的创新根本上就是价格创新，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下衍生出的火热的排名经济、流量经济、免费经济、团购经济、补贴经济、返利经济等，背后的根本逻辑就是低价，这无疑是加速把实体经济往火坑里推。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国内LED照明行业的知名品牌品一照明，成立不到10年，2015年“双十一”当天销售额1217万，成为照明行业的电商黑马，却在“锦标满身”的2016年7月突然暴毙。早在2007年，马云就放出豪言，“阿里巴巴的使命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然而，随着在天猫等各类电商平台运营费用的增长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被互联网无限放大，如今不但线下生意难做，线上的生意也处在艰难之中，全社会的生意都变得更难做了。
出现这种状况，媒体舆论普遍把矛头指向资本的贪婪和社会的急功近利。但事实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矛盾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从金融层面来看，根据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金融历经四个阶段的演化（充当一般等价物—讲故事，炒概念—击鼓传花—形成黑洞），最终的结果就是从资源配置的工具异化成虹吸社会资源的黑洞，而市场经济自由演变的终极也是指向金融“黑洞”。因此，如今世界范围内金融占据产业最高端，“骑”在实体经济的头上“作威作福”，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至于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则是时代切换的必然，正如当年机械化大生产登上历史舞台，手工作坊遭遇碾压乃至消亡，新技术的出现对传统生产、交易、消费、生活方式等的替代，自然会衍生洗牌、淘汰效应。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矛盾的尖锐化，不但打破了以往经济发展中的平衡关系，也冲击着原有的社会平衡，不可避免地变更、颠覆着既往的规则和秩序，成为造成当下社会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99%和1%的矛盾就源于金融和科技财富群体与普罗大众的鸿沟不断拉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天生的冤家对头，矛盾不可调和，只有对立和冲突。实际上，在上述虚拟经济破坏性的另一面，具有建设性的体验经济也横空出世。与重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并以资源大量消耗、破坏生态环保为代价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不同，体验经济重在满足人的内在需求，比如人的情绪、情感、认知、刺激等心理需求，通过营造相应的体验消费场景，满足人的感官与情愫，电影、体育、旅游等都属于这一类，近年来风靡的密室逃脱就是通过趣味性、互动性、开脑洞、惊险刺激的游戏和场景设计，来满足人们的体验性需求。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就曾预言，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和希望经济继续上升的人的压力将推动技术社会朝着未来体验生产的方向发展，服务业最终会超过制造业，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体验工业可能会成为超工业化的支柱之一，甚至成为服务之后经济的基础。如此来看，虽然当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矛盾重重，甚至表现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势头，然而，一旦体验经济全面登场、全面覆盖，未来作为虚拟经济重要部分的体验经济将占据主导，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某些矛盾或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只是，当下难改虚拟经济积极主动，攻城略地、挖墙脚，实体经济消极被动，节节败退。毕竟，当下虚拟经济正处于上行期，风头正盛，中国金融正进入第四次金融大爆炸阶段，互联网经济又是全世界的“新贵”，因此，很容易吸附各类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入到这一领域。而实体经济本身被产能过剩所困，转型艰难，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还很难扭转当下的颓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只能任由虚拟经济“宰割”，逐渐被替代？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痛批险资“野蛮收购”以及保监会叫停前海人寿万能险业务，虽意在遏制金融的“嚣张气焰”，为实体经济“撑腰”，但从金融业发展的趋向和规律来看，金融意义上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水火难容的矛盾难以被化解。尽管社会普遍呼吁让金融服务实体，但这种理想状况较难实现。金融在量大面广的层面上，仍将会不遗余力地“榨取”实体经济的利润，而不是向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归位”。随着传统实体经济的萎缩，今后金融将会在更多的科研项目金融化中进一步拓展自身的空间、地盘。换句话说，金融意义上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缠斗”仍将延续。不过，未来互联网意义上的虚拟经济却将与实体经济充分混搭、深度“拥抱”、“融合”。就拿体验经济来说，其发展也绝非抛开实体经济的空中楼阁，而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互相嵌入。因此，互联网意义上的虚拟经济将在和实体经济的混搭融合中兑现彼此的一次“飞跃”。
新经济，老戏码
标榜“透明、公平、高效”的互联网企业如今似乎越来越热衷于走传统经济的套路，表现出曾经为其所不齿的传统经济的“恶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贪腐。本以为新经济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却不料腐败起来比传统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淘宝“小二”为例，从早期从事“刷信誉”、“删差评”，到与代理公司合伙分成，再到自己参股公司、参与假货售卖等，“小二”通过各种形式的违规操作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随着阿里内部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猖獗的腐败似乎有所平息。然而新经济领域的腐败大戏却越来越精彩纷呈，从2016年的B站百万金额贪腐案、百度“太子”李明远离职案等，到今年空空狐创始人被投资人指控用公款买奢侈品，再加上ofo和摩拜上演“共享单车的名义”：先是“ofo员工”爆出公司内部贪腐严重、薅羊毛成风，接着是知乎上匿名爆料摩拜创始团队用投资款洗钱。腐败似乎成了互联网巨头和创业企业都绕不过去的坎。
2.垄断。新经济一度被认为是打破垄断的新生力量，却不料其垄断让传统经济难以望其项背。国外有谷歌拥有88%的搜索广告份额，Facebook拥有77%的移动社交流量，亚马逊拥有74%的电子书市场份额。而在国内，“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赢者通吃，输家出局”的马太效应同样突出，比如BAT分别在我国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信市场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额。新经济也并未跳出传统经济的发展规律，同样从自由的野蛮生长走向规模化、体系化的垄断。
3.数据造假。尽管身披“公开、透明”的外衣，新经济造起假来也毫不手软。不仅范围更广，包括粉丝造假、阅读量造假、融资数据造假等，而且造假形式五花八门，造假程度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例如互联网农业公司一亩田，曾经出现“9小时前老板采购了1073741.82吨洋葱”的交易信息，已经超过了洋葱盛产地区西昌每年30万吨的产量；直播造假更是闹出过“13亿人同时观看”的笑话。类似这样触目惊心的造假案例比比皆是。
4.过剩。当下，都把传统经济作为过剩的主战场进行修理，殊不知新经济创造的过剩速度和能量更加猛烈。例如共享单车每个月上百万辆的市场投放量，不但新车无处安放，迭代的旧车也将无处安置。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官网报道，2016年，近20家品牌投放了约200万辆共享单车，而2017年预计投放总量可能接近2000万辆。这些单车报废之后，会产生近30万吨废金属，相当于5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不禁让人发问：这究竟是共享经济还是过剩经济？
由此来看，新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直接的诱因就是被资本所捕获，也就是说，资本用其固有的老套路把新经济诱入歧途。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很多投资玩家们根本不在意项目的发展，能不能包装找下轮、上市、卖出才是硬道理。在这种投机逻辑下，资本设下一个又一个“陷阱”：
一是制造风口。纵观热火朝天的新经济行业，融资额一个比一个庞大，融资速度也一再刷新。例如摩拜的E轮融资额达6亿美元，紧随其后，ofo也完成了超7亿美元的E轮融资；共享充电宝企业小电科技38天内完成3轮融资，累计融资超4.5亿人民币。而事实上，投资圈内的站队抱团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闪电融资，其实是有预谋的互相接盘，以资本的力量制造出“风口”。
二是制造盈利假象以做高估值。在实体经济仍待提振、金融加强监管、去杠杆、收紧资金出海通道等大背景下，新经济企业的估值却屡创新高。ofo和摩拜的估值均达到10亿美元以上，滴滴估值更是达到500亿美元，几乎是通用汽车、特斯拉等企业的水平，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不是一场虚假繁荣。毕竟，资本吹泡沫的能力不容小觑。比如在直播平台通过流水造假、经济公司给自家网红打钱等手段来获得惊人的流水数据，制造出企业的快速“造血”假象，从而提高估值，吸引接盘侠。
三是将杠杆运用到极致。以种种手段将企业做大、上市之后，资本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通过眼花缭乱的杠杆手段使企业沦为“被玩弄的羔羊”。例如曾经的“股王”全通教育，被庄家高度控盘，被一、二级市场机构联合爆炒，上市之后不断上演收购戏码，短短一年，股价冲到467元。然而，金融资本并无企业经营经验，杠杆收购也无产业整合、改善公司治理之打算，套利是其根本目的。如今，全通教育的股价较最高时已跌去90%以上。极度的泡沫破灭后，只能跌落神坛。
新经济与资本“狼狈为奸”，上演各种恶劣的老戏码，根本上折射了这些新经济领域还未发展成熟，很大程度上是披着新经济的外衣，走老套路。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经济，半真半假，才会导致群魔乱舞。事实上，真正的新经济还有待于五大要素的全面到位：
一是产能无穷大。在新经济领域，产能理应不再是限制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只有打破产能瓶颈，市场潜力才能得到全面释放。而现实发展却是诸多新经济企业技术还不够成熟，未能摘下产能的“紧箍咒”。以特斯拉为例，受限于产能问题，其上半年仅交付了4.71万辆电动汽车，已经触及官方预期的4.7万至5万辆的下限，产能受限将直接导致市场占有率受损。
二是网络。建立起互联互通的网络，打破空间的限制、行业间的鸿沟、企业间的壁垒，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而现有的新经济产业，广泛的网络还远未形成。以智慧家电为例，虽然其探索历史由来已久，但演进之路仍充满荆棘与坎坷。不同家电企业之间各自为战，不同品牌和产品之间互相限制、操作繁琐，形成无法逾越的“智能孤岛”。唯有以广泛的网络为基础，才有望打破这种制约，挤破市场“伪智能”泡沫。
三是大数据。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之一，大数据如果能加以合理利用，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但目前来看，大数据的获取和应用还远远不够。首先，我国产生的数据量极为庞大，但IDC报告显示数据中的多半信息未得到所需保护，其占比为51%；其次，存下来的数据也未充分利用。据IDC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数据利用率不到0.4%，大量的数据“沉睡”在各个角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四是位置经济。正如凯文·凯利在《新经济，新规则》一书中表述的新经济特征：其范围不再局限于地域，而已扩大到空间。这种新特征使得许多行业产生了高精准的定位需求，位置经济就显得格外重要。而新经济行业现有的定位技术对时空信息的获取还未到位。例如出师不利的共享雨伞，投放后的遗失率几乎为100%，定位系统的漏洞是其“夭折”的直接诱因。而虽然多数的共享单车均有定位功能，但因其“定位漂移”也带来了“为了骑行最后一公里，找车找了两公里”的麻烦和企业管理维护的高成本。
五是自助。在社会越来越没有“耐心”的趋势下，依托人工智能的自助设备成为承载各类“短平快”消费活动的重要载体。自助KTV、自助咖啡机等正在以爆发式的速度出现在我们身边。以各大巨头争相布局的无人超市为例，灿烂前景的另一面便是风险和挑战。根据亚马逊申报的Amazon Go相关专利内容显示，Amazon Go通过感知人与货架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货架上商品的移动来计算用户的购买。但这项技术曾出现20人以上同时进入时无法准确识别等问题，技术问题也使得其海外开店计划有所延迟。无人超市想要大规模抢占市场仍是任重而道远。由此来看，新经济的五大要素还未到位，牵绊着新经济的发展步伐，一旦五大要素全部到位，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才会全面登上历史舞台。
显然，当下新经济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各种问题的出现在所难免。然而，目前面对新经济产生的问题有关部门还是按照以往的方式来解决。譬如网约车立法，顶层设计的思维是开放的、宽容的，但是由于政策惯性和路径依赖，某些地方制订出的细则往往变了味，企图将传统出租车的管理方式套在网约车身上，反而对其发展形成了制度阻力。事实上，新经济更要有新政治相匹配。首先，面临新经济颠覆性的创新，建立包容性的审慎监管制度不可或缺，从而为其发展创造更大空间。例如英国政府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于2015年提出了具有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的“监管沙盒”。中国作为新经济发展的肥田沃土，要鼓励其发展，也需要有类似的机制支持。其次，作为裹挟了多种因素的新鲜事物，新经济的横空出世往往伴随着极大的冲击力。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有相关的预案措施以防被新经济“杀个措手不及”，即便难以未雨绸缪，当新业态出现后，从监管思维到监管框架的有效应对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共享单车小蓝计划登陆美国旧金山之时，当地交通局及公共工程局负责人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即联名给小蓝CEO写信，对小蓝提出了提供运营方案、在道路上安装设施须先获许可、确定投放日期后提前通知相关部门等要求，以防出现在中国式的先投放再监管的野蛮生长。最后，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监管步伐同样需要紧跟其发展轨迹，一旦出现问题，可及时分析其特点，创新化解机制，而不是沿固有路径、用传统套路去解决，让自身异化为新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如此，才能推动新经济更好地发展，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
金融与实体究竟是什么关系？
金融虽无好坏之分，但金融的快速发展确实与实体经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适应，引发两者关系的质疑。偏向实体的一方认为，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对金融的本质要求。因此，金融不能够背离实体经济，若脱离实体自我循环、以钱炒钱，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偏向金融的一方也很无奈，因为金融想为实体服务，但问题是实体经济低迷，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金融何以提供服务？这固然有金融自身的问题，但更多是实体经济结构扭曲的问题。因此，扭曲的金融对应扭曲的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又岂能单方面说是金融的错？而中立的第三方则认为，金融无实体则不存，实体无金融则不旺。金融与实体就像一对孪生兄弟，相生相克。金融与实体相生之时，其乐融融；金融与实体相克之际，则危机重重。更有专家认为，金融与实体的边界早已日益模糊，因为经过几十年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持续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实体早已不同程度地被金融化和“类金融化”，以致经济虚实难辨。更何况，金融业是服务业，服务业本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因而有学者认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争辩不相上下，但现实是金融虹吸社会财富愈演愈烈。麦肯锡研究表明，经济危机爆发后的8年里，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占比，后四年比前四年大幅攀升，2015年中国金融业利润占比超过80%，为全球最高，而美国仅约20%。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业的利润是美国的4倍，中国金融界以不过558万的就业人群赚得了7.7亿人创造出来利润的80%。而且，中国的脱实向虚还在加速。因而，尽管社会普遍呼吁让金融服务实体，但鉴于金融已自成体系，很难“乖乖就范”。一边，金融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确实会疏远实体；另一边，实体在市场经济原罪下必然过剩，如今恰是实体去产能之时，别说风险累积让金融望而却步了，就是实体绑架银行，并随着去产能、去杠杆，就已把银行拖下水。因此，从理论上讲，金融与实体确实密不可分。因为实体经济决定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金融决定其加速度，虽然是手段却同样创造财富。但若实体真的很糟糕，还让金融不顾风险为其服务，那是有违资本逐利本性和市场规律的。毕竟，金融业本身就是调动别人的钱，使其“钱尽其用”，这也是金融创造财富所在。加之，虚拟（金融）和实体本就是经济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相互争斗，又有彼此扶持。因此，与其一概而论地让金融“为实体服务”，不如让“钱尽其用”，只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管它是虚拟（金融）还是实体？因此，在实体去产能下，虽不能指望金融到处救火，但至少“金融空转”并未达到“钱尽其用”，也需合理地引导资金流向，如流向新经济、科创、实体等，至少对社会进步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