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引爆世界

金融危机之后，去全球化的历史逆流下，世界格局重新调整，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愈来愈多地被国家竞争所替代，各国都在强化国家力量，国际局势剑拔弩张，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恰好顶在了杠头上，面临来自“老大”美国以及周边国家方方面面的压力。

中国顶在超级开放的杠头上

英国“脱欧”单飞，特朗普任性“退群”[1]，“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力量急速上升，而中国众望所归地成为再全球化的生力军。从现实看，中国已经开始为新全球化忙碌起来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发出“放眼长远、扩大开放”的强音；2017年7月，在G20汉堡峰会上中国以“推动联动增长”汇入“塑造联动世界”的激流，频频在国际场合表态亮相。具体行动上，“一带一路”基建已伸入到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欧洲、拉美多国，该倡议并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俄罗斯等国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欧盟的“容克计划”、越南的“两廊一圈”、波兰的“琥珀之路”相连相融，多圈层动态扩散。这是因为：

一、制造业支撑中国成为“超级全球化”的先锋。全球化主力更迭——新兴经济体取代发达经济体，并且，制造业及其活动链是一个国家能否引领全球化的依据，工业发家之后，美国遂主导了产业转移与投资，主导了全球贸易。而今，世界工业中心移至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大引资大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大国，庞大的对外活动链，助推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多极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极。

二、中国的资源禀赋、能力外溢与“超级全球化”的机理相契合。新一轮全球化将由虚线（互联网科技、金融科技）和实线（有形贸易、物理设施）铺展开来，而中国不仅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正在突破美国垄断，区块链、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实现对美国的“弯道超车”，而且土地公有制促成了超强土地融资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已使“中国基建”跃升为中国新名片，若建造世界“互联互通线路”，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美国军事”成为“全球公共品”。

三、世界亟需中国贡献“超级全球化”的智慧。美式全球化退潮，实质上宣告了“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市场主义=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定式也不再成立。而中国脑子里活跃的是复合细胞，能够寻找政府与市场、集权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点，天然地接近勾兑式、更富认同感的新模式。新全球化需要基于中国基因的普世性生态。沧海横流，方显大国担当。中国聚焦了世界希冀的目光。

在“超级开放”的潮流中，世界需要中国扬帆竞先。与之同时，中国自身也有内在动因去“搏浪击水弄潮头”。

第一，从陆地挺进海洋，需要超前开放。中国扎根大陆，在综合实力持续指向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向海洋扩张不可避免，因为陆权作用于海权，陆上优势要转化为海上优势。倘若与海洋隔绝，教训则是惨痛的——英国现代化的海军PK清政府的“海禁”，清军溃败，并由此进入被“狼群”反复撕咬的时代。不难想象，若不树立海权，陆权也将不稳固。这决定了中国必然将从江河扩张到近海，再从近海扩张到远洋，大开放、大联结是开拓海洋“第二空间”的题中之意。

第二，保障海外资源供给，需要超前开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石油和初级产品就相继转入净进口，这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背景、中国能源和主要矿产的禀赋相对不足而形成的必然结果。目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正展开着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升级，对世界资源的需求量不减反增。而伴随主要大国“再工业化”及各国经济争先从低谷走向复苏，世界资源的供求格局将会转变，各国围绕资源产生的矛盾也将增多。中国打造可行的“资源走廊”便有了迫切性，也是开辟崭新的开放之路、联动之路。

第三，主动寻找担当，需要超前开放。当前国际局势暗流卷涌，地区动乱，金融市场动荡，贫富差距悬殊……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被现实证伪，前方领跑者退后了，恰给中国留了位置，中国“当仁不让”，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向“积极作为”、从“搭便车”向“创造性介入”切换，毕竟中国外交是要服务于中国崛起的。既然要“民族复兴”，就必然去追寻主体地位和责任担当，而“中国责任”、“中国力量”、“中国贡献”只有在与别国密切对接中才得以体现。中国具有超前开放的强大诉求。

综上，在新一轮“超级开放”的浪潮中，一方面中国被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有扩大开放、深入开放的动机，两个方面共同表明“超级开放——中国被顶在杠头上”。不过，中国的再全球化绝不仅是传递“中国声音”、“中国行动”，而是有着更深的内涵：1.达成新标准。全球化1.0加剧了不平等，超越旧模式，中国将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理念，消除他国对“中国威胁”、“中国称霸”的猜疑和误解，为新型全球化塑造普惠、共享的新标准。2.缔结新规则。新标准为新型全球化定下总基调，并统领新规则。中国将携手各国，树立平等、合作、共建、共赢的规则与机制。3.促成全球化新秩序。有了新标准、新规则，从不平衡到平衡、从不安全到安全、从排他到非排他、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新国际秩序”将隐然成型。有为将有位，中国以特有的担当塑成全球治理新版本，也将在国际秩序新格局中顺势占据主导。

中国陷入战争“包围圈”？

当下中国面临的战争压力前所未有，主要的战争压力源可概括为3+2。所谓“3”，首要的压力来自于朝鲜半岛。朝鲜试射导弹一轮紧似一轮，铁了心要把核武进行到底，特朗普“嘴炮”一波狠似一波，摆出一副绝不妥协，除非朝鲜乖乖就犯，否则必将武力灭之的架势，与此前其竞选总统时赞扬金正恩“敢说敢干了不起”，希望与金正恩本人展开直接对话大相径庭。而“71岁的说话不着边际的特朗普”与“30多岁的我行我素的金正恩”斗狠，让朝鲜半岛愈发波谲云诡，局势紧张，“第二次朝鲜战争”的舆论四起。如此局面把中国也顶到了杠头上：

一方面，朝鲜的举动不断挑战中国半岛无核化的底线；另一方面，美国对诉诸军事跃跃欲试，不断放大生战、生乱的风险，大有把中国拖入战争祸水之势。其次，台湾问题日趋逼近“不能这样拖延下去”的极限。自蔡英文上台以来，其在经济上采取“新南向政策”，企图减少对大陆经济依赖；政治上与大陆对峙，始终不肯承认“九二共识”；文化上积极推动“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等，不但导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迅速降入冰点，且让台湾在“台独”的路上越滑越远。如今，“台独”与“港独”已形成勾连之势，“三海联动”（东海、南海和台海）若隐若现，让中国如鲠在喉。如此，不但外媒有观点称“大陆将在2018年武统台湾”，国内也有军界人士公开预言“2020年前军事冲突是肯定的，2020年前后要爆发台海战争，很可能一举夺取台湾”。第三，中印矛盾冲突升级到兵戎相见的风险持续放大。虽然此次中印洞朗对峙以和平的方式化险为夷，但随着中印两国各自体量持续膨胀，竞争碰撞增多，双方的利益冲突难免升级，从而很可能在情绪的发酵中爆发战争。

所谓“2”即东海和南海。随着中国的发展，如今东海和南海已经成为牵绊、遏制中国的锁链，不但与中国发展诉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加大，而且动辄成为相关国家寻衅滋事、挑拨矛盾的抓手，不断把中国逼向战争的边缘。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军已先后三次在南海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后，特朗普政府又批准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常态化的“航行自由”行动，让原本趋于平稳的南海局势再添变数。

可以说，中国埋头市场经济30多年，和平崛起后突然战争爆点四起，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崛起诉求相悖。出现这种状况，首要的原因是中国持续超级式崛起带来的“应力”。过去30多年，中国急速崛起，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迅速拉开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距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而且军事实力也跃居世界前列，让世界侧目。这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周边某些国家对中国心生恐慌，有所忌惮，因此，西方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周边同样很有市场，今年蒙古总统选举就拿“中国威胁论”说事，而日本更是在近20年来坚持在“中国威胁论”上做文章，并借此持续增加防卫军费。当然，单是周边还不足以生出如此多的事端，把中国置于战争压力的中心，毕竟，实力对比摆在那里。更大的“应力”来自于美国，即美国老大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坚决遏制老二的心态让中国难以安宁。自美国获得“一超独霸”的压倒性优势后，在强烈的自我优越感下，美国不但警惕地在世界地图里寻找敌人，更防范任何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国家。基于此，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贯“拉一派，打一派”，目的就是让对手处于弱势、动荡和内讧，以确保美国具有相对优势。对于中国，“中国威胁论”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代言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不愿看到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中唯一有可能和美国实力相当的国家，美国不希望看到这样”。因此，尽管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在内的政界人士宣称美中非零和博弈，但美国遏制中国从未手软。可以说，无论是朝鲜半岛形势陡然吃紧，还是台湾问题恶化，美国与中国骤增的战争压力都脱不了干系。

事实上，中国面临的战争压力是系统性的，背后做局的是美国。表面上看，上述战争压力的潜在爆发点各自相互独立，各有其特定的成因和问题，似乎矛盾、冲突的症结主要是中国与周边特定国家、地区的事情，比如，对于朝鲜半岛的问题，有些人就认为是朝鲜故意和中国过不去，有学者就曾表示，朝鲜试射导弹是“‘刷存在感’，试图在中美之间制造矛盾。中美不应掉入朝鲜挖的坑。”然而，实际上，朝鲜和美国针尖对麦芒，直观上虽然表现为美朝矛盾，但根本上是中美矛盾在朝鲜半岛的折射。同样，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钓鱼岛和黄岩岛的争端，也并非简单是两岸、中印、中日或中菲之间的事情，矛盾难以化解的根本也是美国借势做局，遏制中国发展势头。也就是说，虽然中国面临的战争压力是以一个个散点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背后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系统性反应。对于美国而言，为扰乱中国的发展节奏，将中国挑战其地位的可能性灭于萌芽，促成代理人战争一本万利，已成美国战略首选。于是，利用中国与周边的矛盾，通过代理人把中国诱入战争的泥潭，拖住中国，美国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对于美国的如意算盘，中国将如何应对？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破除压力，为今后的发展打开空间显然是终极选择，但当下中国并不想打。因此，目前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来缓解矛盾冲突，比如中印洞朗对峙，虽然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但还是通过外交协商沟通，以和平方式化解。对此，国内始终有声音认为中国对外表现太软弱。但实际上，面对日益增加的战争压力，中国隐忍不发，主要是中国匹敌美国的战争能力尚需一段时间。尽管近年来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在缩小，但中国综合实力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官方汇率折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GDP目前不到美国的70%，另外，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144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名列第28位，美国名列第3位。而在军事实力上，根据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能力开展的调查以及国防智库和政府网站提供的信息，单从空中力量、海军和导弹来看，中美差距就可见一斑。虽然有些数值是估算或是近似值，未必准确反映了各自的军事实力，但基本上可形成共识的是，基于各国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力量综合，根据相关推测，中国尚排在俄罗斯之后，还无法与美国比肩。这还只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而一旦开战的话，中国要面对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力量对比的落差显然还要大。而抹平这一落差，单是中国GDP超过美国就需要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更不要说军事力量的赶超更要假以时日。所以，中国当下“拖”是上策，以待时机。

当然，美国不会任由中国拖下去。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在任时就放出话来，“美国对华的经济战争已经打响”，“与中国的经济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如果我们继续失败，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在5年后，最多10年，就会达到一个拐点，那时我们将永世不得翻身。”正是基于这样认知，近年来，美国一方面维持与中国面上的友好，一方面加紧各种“小动作”，不断生事，对中国“使绊子”。如此下去，是否将把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战争前景来看，存在三种可能：1.挤压摩擦式冲突——大概率。基于核时代战争的毁灭性，无论中美，其实都对大打出手心存忌惮，但在竞争的驱使下，难免“小打小闹”，通过相互挤压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和发展空间。2.局部战争——中等概率。当“小打小闹”无以化解根本性矛盾，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就被放大，比如台海问题，随着“台独”势力的猖獗肆虐，诉诸军事也将成为无奈之选。3.多国大打——小概率。对战争毁灭性的忌惮会阻遏多国动武，但也不排除一旦局面失控，相关国家身不由己卷入纷飞战火。

不过，不管哪一种局面会兑现，可以确定的是，各相关国家已开始进入疯狂的扩军备战。比如，美国就在大幅削减环保、医保等福利开支用于提高国防预算，一步步兑现特朗普的“军事优先”战略，其参议院9月18日通过了总额为692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预算案，较2017年的6190亿美元增加了730亿美元，涨幅超过10%。日本也已连续5年增加国防预算，其2017年防卫预算为创纪录的5.1251万亿日元。这无疑会诱迫相关国家跟进。

金融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

全世界到底有多少钱？HowMuch.net网站此前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全球的钱加在一起总共有83.6万亿美元，其中全球所有股票的价值总额为66.8万亿美元，实物货币价值则只有31万亿美元。而早在几年前，麦肯锡测算的数据显示：1980年，虚拟经济规模大致与实体经济相当，2000年初，虚拟经济规模是实体经济的2倍，到2010年，全球虚拟经济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的4倍了。另有机构预估，如果各个国家继续量化宽松，至2020年，全球虚拟经济规模将达到全球实体经济规模的10倍以上……毋庸置疑，无论是哪一个数据，全球金融资产体量都远远大于实体经济的体量。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将不同形式的资本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倘若说，早在工业经济萌芽时期，世界经济竞争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并靠战争掠夺积累财富；工业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竞争则主要集中在由国民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上，如资源、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并通过国际贸易以价格竞争方式进行。那么，在金融资本化的时代，劳动力、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等禀赋皆以货币计算，货币又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金融票据化等金融集成加以实现，金融集成即成为金融化程度的体现，经济竞争则“进化”为金融化程度的竞争。特别是在全球平台化背景下，掠夺他国财富根本无需炮火武器，仅仅靠股票、汇率以及股指期货等金融武器就可以轻轻松松将其他国家的增长洗劫一空。典型如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只靠着“加息”一招便通吃天下。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长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现实将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如《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逝去30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2015年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相继陷入衰退……难怪社会学家感慨“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解体，而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也就是说，金融正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核心内容，世界各国及各地区争夺金融中心、抢夺国际市场定价权或将成为国家竞争的主要战略目标！现实也确实如此，且不说，长久以来日本一边积极谋求政治强国地位，一边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欧元已成为和美元相抗衡的世界第二大货币，英镑在梅姨“全球化英国”的战略下野心勃勃，而中国则在积极布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借用当下热播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凛冬将至，金融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全球竞税大战开启

特朗普公布“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减税”计划[2]，率先挑起了减税国际竞争，其他国家普遍不淡定了，法国马克龙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英国特蕾莎·梅政府宣布将在2020年前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7%，目标是G20集团中最低，就连印度也将消费税和服务税分别下调2个百分点，个税减税惠及人口占比高达52.7%。此外，德国、日本、法国等主要经济体，也均有减税计划。全球竞税成为大概率事件，中国也未能置身事外，不仅将取消13%增值税税率，还提出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等。

“减税潮”乍一看是国家层面的竞争，以为减税势将再度驱动资本、技术等流动性生产要素由高税国流向低税国，还能掀起新一轮的国家洗牌，恰如当年的中国，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成功地利用“两免三减半”扰动了世界格局，成为外资企业最多的国家。改革之初，为了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对外资企业采取“普遍优惠”政策，尤其是实行了“两免三减半”和所得税优惠税率的特殊政策，让利外资的同时，也扩大了税基，不仅让中国飞升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还成功晋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吸引了80多万家外企入驻中国，2016年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高达8132.2亿元。

虽然国家扛起了减税大旗，但殊不知，时代变了，当下还存在世界性漏税的五大渠道：

第一是世界贸易。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生产全球化。在增强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同时，税源流动也变得愈加频繁，又由于跨国税源涉及的经营活动跨国界、跨区域、跨行业，直接导致其税源呈现出复杂化、全球化、多元化的特征，由此也造成税源分流出国家。除了出口退税外，企业税负向外转移、境外网上购物等都是税源流失的渠道。

第二是个别“免税天堂”。部分“避税天堂”因其开放的经济环境、提供离岸金融服务和宽松的税收环境，成为企业资产“洗白白”的摇篮，让企业偷税漏税有了可乘之机。又由于各国独立行使税收主权，税制差异和规则错配，愈发便利了跨国企业在国家或地区间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全球每年有4%～10%的企业所得税因跨境避税流失，每年税收损失约为1000亿至2400亿美元。仅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50家美企海外藏钱就高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主要通过1751家隐秘的离岸公司来逃避在美国缴纳的税款。

第三是企业投资国际化。GMP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宗主国税收的减少，中国也已开启了这一时代的步伐。受制于经济下行、国内投资渠道的逼仄，对外投资的疯狂并进正成为中国企业家谋出路、接轨国际的重要手段，致使“离岸注册”成为许多企业的通行做法。2016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投资额猛增246%，至2210亿美元，但投资的国际化也意味着宗主国税收的削减。

第四是层出不穷的新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经济——电商，传统税收难以覆盖。且不言，“不开发票”成为电商避税的惯用伎俩，电商刷单也造成了销售额虚增，影响税基的确定，甚至还有企业法人以自然人的名义开淘宝店，瞒报电商实际营业收入。更关键的是互联网电商打破了交易环节的界限、行业的界限，乃至国家、区域的界限，传统“以票控税”的税收管理模式，及企业税收的属地管理、环节管理、行业管理模式根本“框不住”第三方线上交易平台，电商故而成为漏税的“重灾区”。

第五是金融业创新。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一个自娱自乐的独立产业，金融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往往就是漏税创新。本为鼓励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金融资源，但低利率环境下，金融系统却衍生出变异的资金链条，表外循环、资金空转、产品嵌套……金融业“自娱自乐”。加上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各种避税工具层出不穷，金融资产多样化使各类投存相互混合，对征税也提出了挑战。

显然，虽然国家的力量主导了减税实施，但真正落实还得落脚于行业执行操作，竞税过程中，行业力量明显压过了国家力量。进一步而言，国家间税收失衡确有政策不同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新旧经济的断层、交替导致税收结构的严重失衡。经济换挡期，旧经济秉持着“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偏态型发展免不了会陷入洗牌，旧经济的塌陷倒逼新经济崛起替代，肩担税源主体。但问题是当下新经济依然处于泡沫期、培育期，不仅难堪大任，在政策偏斜、税制约束匮乏的情况下，加剧了税收结构的失衡。尤其是劳动税负还远远高于资本税负，个人劳动所得的个税税率最高能达到45%，而资本所得税率却仅为20%，资本回报比重节节攀升，企业财富更趋于向资本倾斜，此种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使工资在国民收入结构中严重下滑，仅占六成左右，其余都是股票、投资等资本利得，与劳动有关的行业被摧残得一塌糊涂。鉴此，把税基由劳动价值转向资产价值、投机价值；由微利行业转向暴利行业，由实体转向虚拟势在必行。

实体经济由于承受了相对更多的税收成本从而形成了竞争上的劣势，税制上的不公平除了侵蚀原有的税基外，更造成了税源流失，迫切需要“暴利税”上位以平衡税收结构。因而亲劳动、亲实体的税制改革成主要方向。当下上海可谓是税源结构调整的急先锋。其税源已出现了由“四大金刚”（烟草、石化、钢铁、汽车）转为“四小龙”（租赁与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居民服务）的苗头。前者在上海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16.4%下降为2016年的13.5%；而后者则在上海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14.8%提高到了2016年的19.9%，此消彼长，既实现了结构调整，也保证了上海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税收结构调整的好处可见一斑。更何况，降实体企业税、科创企业税、降个税还是中国度过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陷阱的必由之路。毕竟，个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中产阶层，国家的课税主体也主要是实体和科创企业，而税收制度的调整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纠偏一次分配的税负不公、贫富扩大问题，助势中国跨越“双重陷阱”。以此观之，竞税的底牌，归根结底不在国家而在行业，其真命题还将是税收结构的有增有减。

进一步分析，税源结构有增有减，为了平衡减税亏空，未来投机型的虚拟行业势将成为新税的重镇。首先的就是金融业，特别是资本利得。资本利得以扩大财富差距的形式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所得税高、资本所得税低，投资盈利、股票获利等大笔收入基本不用课税，长此以往，无疑会加剧资本投机，扰乱资本市场。而资本利得税可抑制大额资本通过不当方式获取得利现象。因此，无论是为了规范资本市场，还是“重新引导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都意味着征收金融资本税是大势所趋。尤其是股票解禁后，还会对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限售股解禁转让征税。再者，数字科技。当下共享经济无法区分投资和消费，网约车也很难计税和纳税，但当人工智能加速数字科技常态化，数字化货币被大量使用，其背后数据能进行自动化信息归集时，数字科技也将纳税。还有网络经济，尤其是电商。以往由于技术不到位，加之政策扶持电商发展，电商成为税收的“法外之地”，但如今，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化的加速度迭代升级，电商之类的征税已无技术障碍。况且，电商对实体的冲击也亟待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电商规模的盈利膨胀也将倒逼网络经济纳入征税范围。德国税务部门已经计划对跨境网店征收19%的消费税。总之，国际上重构行业税收规则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再将竞税底牌纠结在国家层面显然不合时宜，行业征税的调整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中美博弈硝烟四起

军事固然是中美之争的一个维度，但军事考察不出中美盛衰的总态势，这是因为：1.中美军事总体势均力敌。现在，中国有了东风反舰弹道导弹、鹰击反舰巡航导弹、潜艇鱼雷等武器及反导、雷达、声呐、量子通信等技术，但远洋作战能力和全球军力部署能力不及美国。若在周边打，中国赢；若在远洋和远离中国地区打，则美国赢。中美军力的比拼处于胶着状态。2.军事是外在、形式上的较量。军事架构、军备设施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被“基础”决定的“应变量”，并不是推导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根本。3.军事较劲不吻合客观形势。为拯救美国，特朗普推行军事收缩；而中国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宣布裁军30万。军事竞赛不代表中美发展的主流，也分不出中美之间的高低。

一、中美金融博弈

美国人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建立了一个金融殖民帝国，而美联储就像一台联合收割机，分分钟收割目标国家的财富。为此，美国只需要保住两点：1.不能让任何人动摇“石油美元”，谁拒绝就灭谁，如伊拉克。此外，为了具备这种震慑力，美国要确保绝对的军事第一，并且还要和军事第二的国家拉开距离，不能让其他国家的合纵连横威胁自己。2.美国的经济总体实力还要绝对地、远远地超越世界第二经济体，毕竟军事强大的背后是经济实力。可以说，一直以来，美国无时无刻不在查看世界上哪个国家或者地域的经济总量会挑战自己，一旦发现就“十八般武器齐上阵”，其中金融战效率最高。

显然，中国已然顶在杠头上。1.体量追赶美国。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六成，且平均6%的增速远远高于美国2%的增长。福卡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远远大于美国。2.市场潜力大。在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的游戏、健康、电影、新能源、体育等产业已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中国人的“买买买”遍布全球，一个不容忽视的中国市场正在爆发。3.科技井喷。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全球排名从25名提升至22名，其中单项创新表现良好。神舟上天、北斗导航、量子通信、航空母舰、高铁走向全世界、核电站占领英法等国际高端市场，全部200多个科技门类中国有很多超过日本，前沿科技领域中国十几个领先世界。

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怎会坐以待毙？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从地缘政治、贸易规则等多方面制衡中国，此后菲律宾单方面挑起南海仲裁案、日本修宪、韩国部署“萨德”，包括之前印度挑衅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说到底，美元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破坏中国经济稳增长势头，并借加息“剪羊毛”已经如“司马昭之心”。怎奈，作为世界上第二个GDP总量超10万亿美元的大国，中国对美国霸权“忍辱负重”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外汇管制制度下，美国的“一贯伎俩”在中国很难实行，另一方面，中国以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为武器，坦然应对美国的围追堵截。当然，肉搏战之外状况连连，美国做梦也没想到“小兄弟”英国任性地“脱欧”了，“帮凶”菲律宾突然“不听话”了，去年“加息”不成，还差点被中国反剪羊毛。如今，第五次中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召开，金融稳定和安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应该类似于一场（金融）战争前动员协调大会，而中美金融博弈这场激战未完待续……

二、中美科技之争

军事能力辨别不了中美胜负，华为、苹果各自的科技创新及由科技创新支撑的制造业就成为压天平的那股力量。相比于军事，制造科技、高端制造业却是中美共同的主攻方向。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中国推进“制造强国”，中美制造业PK正酣。制造科技、高端制造业还练的是中美的内功。制造科技、高端制造业是内在、本质的较量。只要是个正常国家，经济实力就决定军事实力。反过来讲，一国衰败也往往源自制造业，大英帝国最先丧失的就是工业霸权，最后一败涂地，连日不落帝国的“驰名商标”都丧失了。制造科技、高端制造业及其筑造的经济潜力才是决出中美雌雄的关键。更何况，在制造科技、高端制造业上，中美之间已强弱分明。眼下，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开放而非保守的导向（相对美国）使得阿里、华为、腾讯等中国企业的创新要素空前活跃，新经济的异常繁荣也会加速技术创新上的蓄势，这些推动技术创新的轨迹东移，中国正取代硅谷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华为开发出超高晶体管集成度的麒麟970芯片，使终端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这只是典型“标兵”。全球跑得最快、启动一分钟相当于全球72亿人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世界上集成能力最强、运行速度最快的高铁，驾驶舱能够高度智能化，意欲与空客、波音掰手腕的大飞机，世界首根10米量级铁基高温超导长线，都令美国“叫苦不迭”。基于高科技井喷式爆发，中国已自然地走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沿，产业的广度和高度被大大拓展。广度上标志着中国已形成健全的、囊括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的完整工业体系，高度上预示着中国不仅全面占领中低端更问鼎产业高端。沉甸甸的砝码加上，使中美竞争的天平明显向中方倾斜。

综上，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制造科技已逆袭超美，这决定了中国整体实力的增长，即可以说，中美天平的倾斜由华为和苹果为代表。而这种倾斜是历史的、难以逆转的大局，因为当一种社会结构出现时，是挡不住的。说得直白点，世上武功，唯快不破，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体制和庞大的人口基数，科技创新将会一发不可收拾，更迭之快、领域之广、应用之商业化，将愈发反衬出美国发展模式的守旧，而美国体制上的改进恐怕将停滞不前，鉴此，昔日的地位将不再，中美综合实力对比的拐点必然出现。

三、中美网络大战

众所周知，互联网起源于美国，雏形是1969年军方的ARPANET网，直到1996年商业化，伴随网页超级链接技术等发展，万维网才走向了世界。可走向世界，并不意味就是世界的互联网，因为直到1998年前，互联网还仍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某位教授负责管理。仅从根服务器分布看，不单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辅根服务器更有9个在美国，互联网显然深深地被打上了美国烙印——任何信息只要在互联网上，就都在美国的眼皮底下随手可得。即便当时克林顿政府迫于世界责难成立ICANN（表面是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也未脱离美国掌控。因为1998年ICANN成立时就被归于美国商务部名下，美国政府还保留监管权。直到2013年爆出“棱镜门”，斯诺登揭发美国用互联网监控全球，瞬间让各国“炸开了锅”，甚至联合国都要求美国交出域名管理权。可美国死活就不交给联合国，也不交给国际电信联盟，但为平息众怒，美国加速ICANN私有化，进而将域名管理权和IP地址登记等转交给ICANN所谓的“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社群”。可鉴于ICANN的国际化、私有化由美国亲自操刀，背后仍是美国的国际互联网协会控制，而最具商业价值的域名资产如顶级域名中最大的“.com”、排名第五的“.net”都在美国企业威瑞信手里，美国又哪里放弃了对互联网的管辖？美国所谓的转交仅仅是将权力从左手换到右手，并以主动私有化混淆视听，看似政府放弃了权力，背后却“借尸还魂”，试图将ICANN打造成互联网的“美联储”，给美国的网络霸权穿上了“皇帝的新衣”。以此观之，美国明里放弃单边垄断，实则“暗度陈仓”。

美国也只能出此下策。可现实真能如美国所愿？或许就连美国都始料未及，自己含辛茹苦养大了互联网，这孩子居然现在中国如火如荼，恰如当初美国缔造了WTO，也造福了中国。因为相比美国最早互联网化，中国虽然才发展20多年，但且不说中国崛起的人口红利，前10年基本追随美国，就迅速让互联网“生根发芽”。更为关键的是，当时中国集中精力抓工业，商业服务实在太差，以致互联网一到中国就填补这块空缺如鱼得水，居然造就了后10多年互联网的华丽崛起。2015年年末，中国基于此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高达11.1万亿元，互联网企业市值占比也超过25%。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有6家、中国4家，已然形成“狼牙”（FANG，即脸书、苹果、奈飞和谷歌）联盟与“蝙蝠”（BATN，即百度、谷歌、腾讯和网易）阵营的对垒之势。甚至，中国的互联网频频逆袭美国“高帅富”：梅姐救不活雅虎，但它在中国投资的公司成功了；eBay做死了易趣中国，可阿里和京东都成功了；携程吞并Expedia的中国据点艺龙；Uber烧了10亿美元后最终还是把中国业务交给了滴滴……这也难怪美国老师正襟危坐，生怕徒弟干掉师傅了！

于是，在中美国运一上一下的狭路相逢中，作为新经济的桥头堡——互联网领域自然成了中美必争的隐形主战场。毕竟，美国在互联网上先入为主，操控互联网，已让网络空间频频爆发主权危机。因为美国能轻而易举地清除他国根域名，伊拉克、利比亚都曾在战争时期被美国在互联网世界“抹掉”。而今各国经济、商业都离不开互联网，一旦能源、电力等网络出事，国家岂不乱套？理论上讲，美国也随时可以消除“.cn”根域名，将中国打回“石器时代”。更何况，中国的电脑硬盘来自希捷、西数，操作系统来自微软，CPU是英特尔的，诸多大型交换机是思科的，中国网络安全岂止“漏洞”这么简单！难道要继续把互联网钥匙放在美国手中？中国自主研发网络系统，取消外资进入政府采购等也只为求“自保”而已。可每次中美网络摩擦都是“美国发难、中国守势”，美国如此得寸进尺，无怪乎一旦被揪住小辫子，全球谁也不想放过。因此，中国提出网络主权可谓顺势而为，恰恰与美国所谓的网络霸权杠上了，以致中美网络大战一触即发。兰德公司去年就设想了中美网络作战行动，认为一旦中美战争爆发，中国将网袭美军后勤补给系统。而鉴于“中国军队作战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太低”，美军若对中国发起网络进攻，首选目标则将是军民共用关键基础设施，杀伤力更大。网络显然已成继海陆空天之后的第五疆域，不单中国军改提升空网战斗力，美国2010年就成立网络司令部，迄今组建133支网络战部队，频繁进行“网络风暴”实战演习，中美箭弦紧绷可见一斑。

中美显然纠结于争夺网络世界的权力，殊不知交战双方竟然是市场与技术，因为技术在美国、市场在中国。兰德公司分析就认为，正因研发超前的“八大金刚”（思科、谷歌等），美国在互联网上具有绝对技术优势。单在芯片上，美国硅材料能做到7nm，碳基材料1nm就已让中国望尘莫及。而据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信息技术排行榜看，中国仅排名第82位（仅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自然不是美国这个榜首的对手。不过，相较于美国在互联网技术突破上的面大量广与深度，好在中国近年已在IPV9、量子通讯等局部领域弯道超车，加之，“互联网+”等的风生水起，涌现百度、阿里等互联网巨头，以致中国互联网集中于商业模式创新，并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发展神速。到2016年6月中国网民就已达7.1亿，国内域名3698万个，网站近454万家，互联网经济占比GDP（2014年达7%）已超美国。照此发展速度，未来10年，相比美国网民占比全球不到5%，中国占比将超过20%，互联网企业也将与美国平分天下。届时，中国以市场占优，美国胜在技术，两者各有千秋、不相上下，形成中美抗衡之势。

由此，不管是互联网产业竞争还是网络安全的政治博弈，中美都避无可避地将在互联网上一较高下。只是这已非中美“你死我活”，因为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而中国也需要美国的技术，既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中美又岂能硬碰硬而两败俱伤？因此，在彼此需要又相互竞争下，中美市场与技术的敌对双方又会因利融合交织而不分彼此。毕竟，相比工业时代“铁公机”的乘数效应，互联网已是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新基础设施，或将带来幂数效应，却仍属法外的“蛮荒之地”。难道谁技术先进、实力雄厚谁就能窃听攻击、发号施令？就连自由市场经济最终都被证明走不下去，当下互联网完全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自然也将无法“一条道走到黑”。美国此次域名管理权的移交已是一种标志，在网络空间上美国不能再独断独行。即便美国极力维护互联网主导权，并推出类似网络空间战争法则的《塔林手册》，但“动网即可动武”遭到诸多国家反对，上合组织成员国2011年就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到今天提出中国“网络主权”，未来网络空间的游戏规则显然将在大国博弈下进入规则重塑。其实，互联网自诞生就为超越国家，实现全人类自由共享的技术平台。说到底，互联网不是国家的市场，而是世界的市场。

中美在科技、金融、互联网上竞争与博弈，将顺势带来国际格局新的变化：

1.整个世界由“去中心”到“再中心化”。世界因为互联网而“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结果必将消灭所有强树起来的权威，未来的权威是靠自己挣的，中国以其模式的灵活性、巨大体量以及“互通互联”的网络，将成为世界“新中心”。

2.新秩序逐渐成形。从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开始，世界进入秩序重构的周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速这一重构进程。而“新中心”的形成就意味着新秩序的诞生，中国以其与世界经济的互补性、协同性贡献新规则，缔结新秩序。

3.中美关系将寻找新的平衡点。美国政府自以为“全球化”已不再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中国却充分利用全球化，从美国及其伙伴那里吸取大量财富，所以改弦更张。而结果中国却取代美国重建“新国际秩序”，因此美国肯定将对“中国秩序”甚为抵触。不过，势比人强，客观形势是美国只有与中国合作而非对抗、融合而非孤立之中才能找到出路，况且“中国秩序”是非排他性的，鉴于此中美关系或将寻找新的平衡点，向贸易合作主义回摆。如此一来，世界新秩序将更加均衡、更加安全、更加可持续。

注释：

[1]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带领美国多次“退群”。2017年1月23日，即上任第三天，闪退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6月1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10月12日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前美国已中止向该组织缴纳会费长达6年之久，共欠费5亿美元之巨。特朗普还扬言终止或者重新谈判与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贸协定，并声称将退出伊朗核协议。

[2]特朗普政府将此前企业最高税率35%降到20%，低于发达国家约22.5%的平均税率，美国个人所得税从七档简化为三档，基本抵扣额增加了一倍，由6000美元增加至1.2万美元；夫妻合并申报所得税起征点从12700美元提高至24000美元，提高近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