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柏哲达先生来搭伙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有位先生，口袋里揣着糖果，心里藏着能得到家人生死消息的一丝希望，经常出入我家。他的名字叫柏哲达先生，从达卡来，就是现在的孟加拉首都，那时还属于巴基斯坦。那一年，巴基斯坦内战，在达卡所属的东线，人们为了摆脱西部统治获得独立自主，纷纷揭竿而起。三月份，达卡城被巴基斯坦军队攻入、焚烧、轰炸。教师们被拉上大街，丧生于枪口之下；妇女们被掳进兵营，遭到强奸。到了夏末，据说已有三十万人丧生。在达卡，柏哲达先生有一栋三层楼的住宅，一个大学植物学讲师的职位，一位休戚与共二十年的太太，以及七个从六岁到十六岁的女儿，女孩们的名字都是“阿”打头。“是她们母亲的主意。”有一天，柏哲达先生解释道，从皮夹抽出一张七个女孩在野餐的黑白照片，女孩们发辫上扎着缎带，盘腿排排坐着，正从香蕉叶中吃咖喱鸡。“真是叫不清谁是谁，阿雅霞，阿曼拉，阿米娜，阿绮莎……你瞧瞧，多费脑筋。”
柏哲达先生每星期写信给太太，给每个女孩寄连环画；不幸的是，和达卡大多数其他设施一样，邮递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柏哲达先生足有六个月和家里断了音讯。那一年，柏哲达先生滞留美国，他获得巴基斯坦政府的资助，前往美国考察新英格兰地带的植物。春夏季，他已从佛蒙特和缅因州搜集了数据，秋天，他搬到近波士顿北部的一所大学，我们就住在那里，他打算把他的发现写成小书。那份资助虽说十分荣耀，可折算成美元并不怎么可观。所以，柏哲达先生只好将就在研究生院的一间宿舍里，没像样的灶台，也没电视。于是他上我家来搭伙吃饭，看晚间新闻。
起初，我不知道他多次来我家的原因。我那时十岁，并不奇怪父母亲把柏哲达先生邀请来分享我们的晚餐，他们来自印度，在学校里也就认识几个印度人而已。校园很小，狭窄的砖石路，白廊柱的校舍，紧贴着一座仿佛更小的小镇。这里的超市不卖芥末油，医生从不上门就诊，邻居不会随便地不请自来，这些是我父母大人时常会抱怨的事情。为了发掘新同胞，他们总是一到学期开学便拿来大学通讯录，在人名栏里搜索，看到出自他们熟稔地方的那种姓氏，便给圈上。柏哲达先生的名字就是这么发现的，父母打电话给他，请他上我家玩儿。
我记不清柏哲达先生第一次来作客的情形，也记不清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不过到了九月底，我对柏哲达先生出现在我家客厅已习以为常。有个晚上我正往水罐里加冰块儿，让母亲从我还够不着的碗柜里帮忙拿第四只玻璃杯。她正在灶台上团团转，忙着对付炒菜锅里的菠菜炒萝卜，抽油烟机呼呼叫着，锅铲在她手中嚓嚓翻动，根本听不见我的请求。我转向父亲，他正倚着冰箱，在吃手里的一把香辣腰果。
“怎么啦，莉丽娅？”
“给印度先生拿只玻璃杯。”
“柏哲达先生今天不来。更重要的是，柏哲达先生早就不算印度人了，”父亲郑重其事地说，他用手拂了拂修得齐茬茬的黑胡子，掸去腰果仁上沾的盐粒，“自从印度被分割，他就不算啦！我们的国家被分了，一九四七年的时候。”
我说我还以为那是印度从大不列颠统治下独立的日子，父亲说：“当然也可以那么讲。先独立，再瓜分。”他解释说，手指在厨台上画了个“X”字：“好比一只馅饼，这块是印度教的人，那块是穆斯林。达卡再也不属于我们了。”他告诉我，自从分隔以后印度教的人和穆斯林反目成仇，纵火焚烧对方的家园。对大多数人来说，和对头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是断然不能想象的。
我想不通其中的道理。柏哲达先生和我父母说一口一样的话，被同一个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连长相多少都有几分相像。他们都吃腌芒果佐餐，每晚都用手抓米饭。跟我父母一样，柏哲达先生进门先脱鞋，餐后爱嚼茴香籽助消化，滴酒不沾，拿糙饼干蘸茶当饭后甜点。即便如此，父亲坚持认为我理应理解其中的差别，他还把我领到了张贴在他书桌上方墙上的世界地图跟前。父亲似乎忧心，如果我不小心说走嘴把柏哲达先生讲成印度人，是会冒犯到他的，可我实在难以想象柏哲达先生这样的人会因为任何事情生气。“柏哲达先生是孟加拉人，但他是穆斯林，”父亲开导我，“所以他家住东巴基斯坦，而不是印度。”地图上，他的手指横跨大西洋，穿越欧罗巴，沿地中海和中东，最终落在一块边缘凹凸不平的橘红“宝石”上，母亲曾告诉我这块版图像一位左臂外伸的穿莎丽的盛装女子。地图上，好几个城市画了圈，之间还划有线痕，记录了父母旅行的行程，他们还在诞生地——加尔各答——标了一颗小小银星。我仅仅去过加尔各答一回，脑子里什么印象都没留下。“来看看，莉丽娅，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地图上颜色也不一样。”父亲讲。巴基斯坦是黄色的，不是印度的橘红。这回，我发现有两片离得远远的黄色，一大一小，中间隔着大大一片印度，就好像加利福尼亚和康涅狄格要联手从美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一样。
父亲用指关节敲敲我脑袋瓜：“你呀，当然知道眼下的情形，对不对？你知道东巴基斯坦人在为主权斗争吗？”
我点点头，我对这事一无所知。
我们返回厨房，母亲正用滤锅滤干煮沸的米。父亲打开橱台上的腰果仁罐头，一边抓起一把送进嘴，一边从镜片背后眼光锐利地看着我：“他们在学校里教你们些什么？你们上历史课、地理课吗？”
“莉丽娅在学校里还有很多要学，”母亲插嘴，“我们在美国安定下来，她可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她看起来由衷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仿佛这反映了我的个性。我明白，我的一生在她看来无疑将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良好的教育在等待我，所有的机遇都将向我敞开门扉。我绝不会吃配给的口粮，绝不会需要遵从宵禁令，绝不会爬在屋顶上看暴乱，也绝不会把邻居藏在水缸里以保护他们免挨枪子儿，像我父母大人亲身经历过的那样。“想想要是在印度，得送她进一所像样的学校念书。想想没电时她得凑着煤油灯夜读。想想那么重的压力，还有家教，还有没完没了的考试。”她顺手捋了一下头发，她的头发剪得不长不短，正合适她作为半职银行出纳的工作。“你怎么能指望她知道印巴分隔的事？快把腰果拿走！”
“可有关这世界，她知道多少？”父亲把腰果罐摇得叮当响，“她在学些什么？”
当然啦，我们学习美国历史，美国地理。那年，或者说几乎每一年，我们的第一课总是温习独立战争。校车拉我们去普列茅斯之岩实地参观，走自由之路，爬上邦克山顶瞻仰邦克山纪念碑。我们拿色彩鲜艳的美术纸制作立体模型，演绎乔治·华盛顿横渡波涛起伏的达罗维尔河，我们还把乔治国王做成木头人，让他穿白绑腿，戴黑发结。测验时，卷子上印着没注明地名的十三块殖民区域，让我们填写地名、日期和首府。我闭着眼睛做都没问题。
***
第二天夜晚，柏哲达先生和往常一样六点钟就来了。尽管父亲和他早已不再生分，可他们开门见面第一个问候还是老习惯，握握手。
“请进，先生。莉丽娅，替柏哲达先生挂大衣。”
柏哲达先生步入门厅，西装、围巾穿戴得一丝不苟、无可挑剔，领口还结了一条丝绸领带。每个夜晚，他上下衣着的色调总是梅子红、橄榄绿和咖啡色的搭配。他个儿矮但敦实，有点儿八字脚，肚腹微腆，但身形拘谨，仿佛两手各提着一口大箱在平衡自己。他的耳朵被一挂下垂的灰白头发遮盖，那头发就如一道屏障，挡住了扰人的吵闹。他眼睫毛浓密，像涂了樟树油似的。他的大胡子调皮地两头往上翘，一颗扁葡萄干似的黑痣不偏不倚长在他左脸颊正当中。他头戴一顶波斯羊毛制的黑色土耳其小圆帽，用发夹固定在脑袋上，我从没见过他不戴帽子。父亲总说用车去接他来，而柏哲达先生喜欢从他住的宿舍散着步来我们家，二十分钟走路的距离，他边走边看路旁的树林和灌木。到我们家时，他的指关节已被秋天的清寒冻得发红。
“我恐怕，又有一名难民逃进印度人地盘。”
“据他们最近的估计，或许有九十万难民在印度。”父亲接口道。
柏哲达先生把大衣递给我，帮柏哲达先生将大衣挂在楼梯口的衣架上是我的任务。他的大衣是蓝灰细格呢做的，条纹衬里，牛角钮扣，一晃便飘出一股淡淡的酸橙气息。内里没有名牌商标，只有一块手缝的小布条，上面用黑粗丝线绣着“哲·塞耶西服”几个草体字。有时，大衣口袋里会插一枚桦树叶或枫树叶。他解开鞋带，把鞋排列在墙沿。他打我家前院潮湿、未耙松的草地踩踏而过，鞋尖和鞋跟粘附着金黄的湿土。脱掉了大衣服饰，他伸出粗短、颤栗的手指，轻轻摁摁我的脖子，好像一个人要往墙里钉钉子，先估摸估摸墙背后是否够坚实。继而，他随父亲进了客厅，客厅里电视已经调到本地新闻台。他们一坐定，母亲随即从厨房端出一盘芫荽酸辣酱裹的肉米饭团。柏哲达先生便捏起一颗往嘴里送。
“也只好希望——”他又伸手去拿一颗饭团，“达卡的难民有足够的食物。提醒了我。”他手伸进西服口袋，摸出一只装满鸡心月桂糖的小塑料蛋给我，“送给我们的小姐。”他说着，微微鞠了一个几乎是撇着八字脚的躬。
“真是的，柏哲达先生，”母亲抗议了，“每晚都这样，你宠坏她了。”
“我只宠不会被宠坏的小朋友。”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又担心又期待的尴尬时刻。我喜欢看见柏哲达先生温文尔雅的样子，喜欢他对我略夸张的戏剧性的奉承；然而，又怕他那样从容如流水的举动，会让我一时觉得我倒像自己家里的客人了。这渐渐变成我们之间的仪式，延续了几星期，在我和柏哲达先生彼此不再陌生之前，那是他唯一直接跟我说话的时刻。对源源而来的蜜汁糖果、树莓巧克力、酸甜圈糖，我从来都是闷头闷脑、不露声色、不吐一字。我甚至连谢谢也说不出口。有一次，我得到一根裹着深色玻璃纸、美得要命的薄荷棒棒糖，我说了声“谢谢”，不料他反问我，“这‘谢谢’是什么意思呀？银行女孩子对我说谢谢，商店出纳对我说谢谢，我还了过期的书，图书馆管理员对我说谢谢，国际话务台的接线生接不通达卡的电话也对我说谢谢。要是我埋在这个国家，毫无疑问，葬礼上人们也会谢谢我。”
我认为，胡乱吃掉柏哲达先生赠予的糖果是很不妥当的。我觊觎每个晚上的宝贝糖果，就好比渴望从古代王国出土的一串珠宝或一枚金币，我把糖块儿藏在床头一只装纪念品的檀香木镂花小盒里；这只木盒，很久很久前，在印度，父亲的母亲用它来盛晨浴之后食用的槟榔果。它是我对一位我从未见过的祖母的唯一念想，柏哲达先生没来搭伙前，我不知道该拿这檀香木盒藏纳什么东西。从此，我经常在刷牙和打点第二天上学的衣服之前打开小木盒盖，拿一颗他给的糖送进嘴。
那个晚上，和其他所有晚上一样，我们没在餐桌上吃晚饭，因为那头看不清电视。我们团团围坐茶几旁，餐盘搁于膝盖上，大家都不说话。母亲自厨房里接二连三端出几道菜：小扁豆炸洋葱，椰汁烧青豆，奶酪葡萄干鱼。我紧跟着递上水、柠檬块儿以及每月一次去中国城买来的红辣椒，那些辣椒成磅地冻在雪柜里，父母喜欢嚓啦地掰开辣椒，拌入他们的饭食。
吃饭前，柏哲达先生总要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从胸袋里摸出一挂纯银色、没表带的表，往他遮盖在头发里的一只耳朵上贴一贴，而后拇指和食指轻快地旋三圈发条。与他腕上的表不同的是，这挂怀表是达卡时间，他解释给我听，达卡时间比我们这儿早十一小时。整顿饭，怀表就躺在茶几上他那块叠起的纸餐巾上。好像他就此再也不去看它了。
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柏哲达先生不是印度人。我开始格外细心地观察他，想看看他究竟哪儿不一样。我认为他的怀表算是一件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晚上当我看着柏哲达先生拧发条，把怀表摆弄在茶几上时，我的心一阵发紧，突然意识到日子原来是从达卡那边先开始的。我想着柏哲达先生的女儿们睡醒起床，梳头扎蝴蝶结，围坐着吃早餐，准备去上学。我们这里的饭，我们这里做的事，只不过是已经发生在那边那些事情的一片影子，是从柏哲达先生属于的地方飘游而来的一只迟到的游魂。
六点三十分，电视开始播放国家新闻，父亲拧大音量，调整天线。通常我会找本书来读，可那晚父亲要我留心看电视。屏幕上，我看到坦克碾过尘土飞扬的大街，楼房倾圮，东巴基斯坦难民逃进长着我从没见过的树木的森林里，逃到印度边境求生。我还看到张开扇形桅帆的船只漂浮在宽阔的褐色水面上，大学围筑起工事，新闻大楼焚烧成一堆废墟。我扭头瞥一眼柏哲达先生，电视的影像缩得小小地在他瞳仁里闪动。他看着，脸上掠过一丝坚定不屈，他镇定但又有些紧张，就像有人正向他指点一条目的地不明的路。
放广告时，母亲去厨房添饭，父亲和柏哲达先生言辞激烈地责难一个名叫亚亚康的将军的政策。他们谈论的复杂事情，我不甚明了；他们提及的灾难，我没有切肤之痛。“看看，像你一般大的孩子，他们靠什么活下去。”父亲在又夹给我一片鱼的时候，说。可我再也吃不下了。我窥视一眼端坐我边上、穿着橄榄色西服的柏哲达先生，他正神情安然地在米饭当中刨坑，拨出空间添第二份小扁豆。我心目中承受着如此哀痛悲苦的人不是这个模样的。我怀疑他总这么西装革履、精心穿戴，是不是为了随时能够不失尊严地接受袭来的任何消息，或者一接到通知立即奔赴一个葬礼。我甚至还突发奇想，他七位女儿是不是会突然间出现在电视屏幕里，挤在阳台上，向他微笑，朝他挥手，送他飞吻。我想象他会是多么安慰！可惜这一幕从未出现。
那一晚，当我把装满鸡心月桂糖的塑料蛋藏进床边的檀香木盒，我并没像往常一样感到一种神圣的满足。我努力不去把穿酸橙清香大衣的柏哲达先生和几小时之前在我们明净的、铺着地毯的起居室看到的电视里混乱不堪的世界联系起来。尽管如此，我脑子里有一阵子萦绕的尽是这些念头。我担心着他太太和七位女儿会不会加入电视里间断闪现的那群流浪的、哭泣的难民，我的胃抽搐不止。为了把这一幕幕情景逐出我脑子，我环视自己的小屋：我看到有黄色遮篷的眠床和相配的镶荷叶边窗帘，看到糊着白底紫罗兰花墙纸的墙面挂着镶了镜框的年级集体照，看到壁橱门边留着父亲在我每个生日用铅笔刻下的我身高的印迹。我越是努力不去想那些事，越是相信柏哲达先生家人可能差不多都死掉了。最终，我从檀香木盒取出一方白巧克力，剥掉糖纸，我做了有生以来从未做过的一件事。我把巧克力抿在嘴里，让它变软融化，最后，我慢慢咀嚼着，为柏哲达先生一家平安无恙祈祷。我还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祈祷过，没人教我祈祷，也没人要我祈祷。但我意念已定，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是我应该做的。那天晚上，我走进盥洗室，假装刷了牙，怕漱口会把口中的“祭物”冲洗掉。我弄湿了牙刷，重新摆弄了牙膏罐的位置，以防大人看出来刨根究底，临睡着时，我口中还含着甜巧克力。
***
学校里没有一个人谈论这场在我家客厅里受到如此热切关注的战争。我们继续学习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学习那段只有缴税的份没有发言的份的不公正历史，背诵独立宣言的章节。课间休息时，男孩们分成两大阵营，声称大不列颠红衣卫士对垒北美殖民地战士，围着秋千架跷跷板疯野地追逐打闹。课堂上，我们的老师肯雅女士常常在黑板上方垂落的、电影屏幕似的巨大地图上指指点点，或描述“五月花”号轮的航线，或标出自由之钟的地点。每一星期，班上有两名同学要作某一段美国独立战争的报告，终于有一天，轮到我和朋友朵拉，我们被派去图书馆查找英军在约克郡投降的有关资料。肯雅女士递给我们一张列了三本书名的书单，要我们去查索引卡。我们轻而易举便找到了书，坐在一张低矮的圆桌旁，边翻阅边做笔记。可我没法集中注意力。我折回亚麻色书架中，走到刚才见过标着“亚洲”的那片藏书区。我看到许多有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书籍……终于，一本名为《巴基斯坦，大地和人民》的书跳入视线。我就坐在垫脚凳上，展开那本书。塑料包书纸在我手中嚓嚓响。我一页页浏览过去，照片上有河流、麦田、军装男子。有一章专讲达卡，我开始阅读达卡的降雨和亚麻种植。正在我细看一页人口统计表时，朵拉出现在书架间的通道上。
“你躲这儿干吗？肯雅女士在图书馆，她‘查岗’来啦。”
我啪地合上书，声音极响。肯雅女士来了，她的香水味儿弥漫了书架间的窄道，她捏住书脊一端朝上一提，像捏起粘在我毛衣上的一根头发。她瞅了一眼封面，又瞅了一眼我。
“这书，你写报告用得着吗，莉丽娅？”
“不用。肯雅女士。”
“那么，我认为就没必要阅读它。”她说罢，把书塞进一条细细的书缝里。“你认为呢？”
***
随着几个星期过去，播放达卡的新闻镜头越来越少。印巴战争的报道经常出现在第一次商业广告之后，有时也会出现在第二次之后。新闻报道被审查、删节、限制。有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重复概要综述之后，仅仅报道了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的诗人被处决，越来越多的村落被焚烧。尽管如此，一晚复一晚，我父母和柏哲达先生仍享受着悠长轻松的晚餐。看完电视，洗净擦干碗碟，他们说笑话，讲趣事，从茶里蘸饼干吃着。要是倦于已谈论过的时事政治，他们会闲聊柏哲达先生有关新英格兰落叶树木的著书进展，父亲终身教职的提名，或母亲银行里那些美国同事吃东西的怪习惯。我最终要被遣送上楼做回家作业，可透过地毯，我竖起耳朵，听他们添茶续水，听凯西尔·库玛的磁带，玩拼字游戏，为英文拼字笑闹争辩，直至夜深。我真想加入进去，一大原因是想安慰安慰柏哲达先生，让他宽心。可惜，除了以抿一块糖来保佑他家人平安，我没其他招数。楼下大人玩拼字游戏一直玩到十一点播放电视新闻，之后，差不多到午夜，柏哲达先生才散步回宿舍。因此我从没跟他说过“再见”，但每个晚上，当我迷迷糊糊飘入梦境时，我仍依稀听见楼下大人的声音，听见他们正期待着一个国家在地球的另一端诞生。
***
十月的一天，柏哲达先生一进门便发疑问：“大家门前台阶上摆着的橘黄色大蔬菜是什么东西？该是一种瓜吧？”
“南瓜，”母亲答道，“莉丽娅，别忘了提醒我，去超市时也带个回来。”
“有什么用途么？那是什么意思？”
“用来做鬼脸灯笼，”我说着，龇牙咧嘴扮凶恶状，“像这样，把人吓跑。”
“我明白了，”柏哲达先生说着，也回敬我个鬼脸，“非常管用。”
次日，我母亲买了个足有十磅重的大南瓜，肥胖滚圆，坐在餐桌上。晚饭前，父亲和柏哲达先生在看本地新闻，母亲让我用粗笔在南瓜上画眼睛鼻子，可我挺希望像我留意到邻居们做的那样，镂个鬼脸。
“对，我们来镂个鬼脸，”柏哲达先生附和道，从沙发上站起，“今晚新闻就搁一搁。”他二话不说，直奔厨房，拉开抽屉，捉了把长长的锯刀，折了回来。他望着我，等我首肯：“我来可以么？”
我点点头。这是头一回，所有人——母亲，父亲，柏哲达先生和我——围聚餐桌边。我们在餐桌上铺满报纸，电视开着却没人看。柏哲达先生把西服搭在他身后的椅背上，取下蛋白石袖扣，挽起浆得笔挺的衬衣袖子。
“先要在南瓜头顶挖个口，像这样。”我发出指令，食指指点着做示范。
他下了第一刀，然后利刃一转。他剜了个圈之后，便抓住南瓜蒂，往上一提，南瓜头轻而易举地被柏哲达先生干净利落地拔了出来。柏哲达先生俯向南瓜，嗅了嗅，研究一番。母亲递给他一柄金属长勺，他接去掏瓜肚，将里面刨得干干净净，一粒籽、一丝茎都不剩。父亲则一旁从瓜肉里挑出瓜子，铺在饼干烘焙纸上，以后炒了吃。我在高低不平的瓜肚上描了两只三角眼睛，柏哲达先生小心翼翼照着镂刻，两道弯弯的月牙儿权当眉毛，另一个三角形充作鼻子，剩下的就是嘴巴啦；牙齿，是个伤脑筋的事，我举棋不定。
“笑脸还是凶脸？”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柏哲达先生说。
于是取了折中的主意，我画了一条笔直的线，一只不凶也不善的鬼脸。柏哲达先生着手镂刻，他居然没有一丝踌躇，像刻了一辈子鬼脸似的。国家新闻开始时，柏哲达先生快完工了。记者提到了达卡，我们马上竖起耳朵倾听：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宣称，除非国际社会帮助缓解东巴基斯坦难民问题，不然印度将被迫参战抗击巴基斯坦。那记者叙述着，汗珠从他脸上滚落，他没系领带也没穿西装，一身装束像是马上要上前线。他冲着摄像师大声说话，以手遮阳，保护晒得焦黑的脸。长锯刀从柏哲达先生手中松落，把南瓜脸下面划了一道深长切口。
“请原谅我的不慎！”他将一只手伸向一边脸颊，似乎那边被人扇了一记耳光。“我这是……非常糟糕。我再买一个来，我们重做。”
“没关系，没关系。”父亲说。他从柏哲达先生手中接过锯刀，把划破的切口修平，他修去了我画的全部牙齿。结果，嘴巴变成柠檬般大得不成比例的一只窟窿。于是乎，我们的鬼脸灯笼一副目瞪口呆的吃惊神情，眉毛不再露出凶神恶煞之气，弯在两只空空的大眼睛凝固了的讶异之上。
***
万圣节到了，我装扮成女巫。我的“不给糖，就捣蛋”搭档朵拉，也装扮女巫。我们套着染黑的枕套改制的黑披风，戴宽卡纸边的高帽子。我们拿朵拉母亲用坏了的眼影粉把自己的脸蛋儿涂得碧绿，为了兜糖果，母亲给我们两只曾经用来装印度长米的粗麻布袋子。这一年，父母亲觉得我已是大孩子，不必由大人带领，可以放我在邻里自行游荡。我们的计划是从我家出发，一路逛到朵拉家，从那里打个平安电话给我父母，过后，朵拉母亲会用车送我回家。父亲为我们装备了手电，我得戴上手表，和他对好时间。我必须九点之前返家。
万圣节那天晚上，柏哲达先生一到，就送我一盒薄荷巧克力。
“放这儿，”我告诉他，撑开粗麻布袋，“不给糖，就捣蛋。”
“我知道今晚你不稀罕我这份糖果。”他说着，将巧克力放进麻袋。他望着我的绿脸蛋和用细绳系在下颌的高帽子。他小心翼翼提起我的披风边缘，里面我穿着毛衣和线绒拉链衫。“你穿得够不够暖和呀？”
我点点头，结果弄歪了高帽子。
他将它扶了扶正：“最好别动。”
我家门口台阶前排了几只盛满小糖果的篮子，柏哲达先生脱了鞋，没有把鞋留在通常他放鞋的台阶上，而将它们塞进壁橱内。他开始解大衣纽扣，我就候在一边等着履行我的挂衣职责，可这时洗手间里朵拉喊我帮她脸上描颗痣。等到我们万事俱备，母亲给我们在壁炉前拍了照，而后我拉开大门，准备出发。柏哲达先生和父亲还来不及走进起居室，赶忙跑到门厅来。外面夜幕已降，空气里弥漫着潮润的草叶气息，我们自己镂的鬼脸灯笼明明灭灭，醒目地坐在门口矮树丛边。远远传来沓沓奔跑的脚步声，还有不穿戏装只戴橡皮面具的大男孩的鬼哭狼嚎，年幼小孩子们戏装的窸窸窣窣，有些小孩小到还抱在爸爸妈妈怀里，挨家挨户一路讨糖过去。
“别去任何陌生人家。”父亲叮咛道。
柏哲达先生眉心打结：“有没有危险？”
“不会不会，”母亲向他保证，“小孩子们会倾巢出动的，是习俗。”
“或许我应该陪她们一起去？”柏哲达先生提议道。他看上去突然变得又矮小又困顿，穿着丝袜的脚摆个八字，站在那儿，眼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紧张。尽管夜气清冷，我却开始在枕头套里冒汗。
“真的，柏哲达先生，”母亲说，“丽莉娅和她的小朋友绝对不会有问题。”
“万一下雨呢？万一迷路呢？”
“别担心！”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对柏哲达先生嗫嚅出这三个字。就这三个字，有好几个星期我一直想说却说不出口，只能悄悄在自己的祈祷里说。现在我说了这三个字，却是为自己的缘故，这让我羞愧难当。
他伸出一根粗短的手指摁了摁我脸颊，又盖印似的摁在自己手背上，留下一块隐约可见的绿斑。“既然这位小姐坚持。”他后退一步，微微鞠了一躬。
我们脚上穿着旧货铺买来的黑尖头鞋，磕磕绊绊上了路，走出车道时，我们挥手说再见。柏哲达先生站在门框里，矮小个子夹在父母当中，向我们挥手。
“那人为什么想跟着我们？”朵拉问道。
“他的女儿们不见了。”话一出口，我追悔莫及。我觉得这样一说事情便成真的了：柏哲达先生的女儿们真的不见了，他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她们了。
“你是说她们给绑架了？”朵拉追着问，“在公园里？在什么地方？”
“我的意思不是说她们不见了，我是说他想念她们。她们在另一个国家，他很久很久没见到她们了。没别的意思。”
我们沿小路一路走，一路挨家挨户按门铃。有人家为了装神弄鬼，熄灭了所有灯盏；有人家在窗棂上扎橡皮蝙蝠。迈克因特家大门前横着一具棺材，迈克因特先生脸上涂了白粉，从棺材中默不作声地坐起，抓一大把玉米糖塞进我们的讨糖袋。好些人跟我说他们还从没见识过印度女巫呢。有些人家二话不说，给了糖果。我们借手电筒射出的两束平行光，在马路上啪嗒啪嗒行进过去，见到大街当中扔着碎鸡蛋，小轿车抹上了刮胡子泡沫，卫生纸挂在枝丫间。到朵拉家时，我们都被沉甸甸、胀鼓鼓的粗麻口袋勒得手生痛，脚又酸又肿。朵拉的妈妈给我们拿来邦迪包扎水泡伤口，还为我们准备了热热的苹果水和糖衣爆玉米花。她提醒我给家里挂个平安电话，我打电话时听见里面传来家里电视的声音。将电话搁回座机时，我意识到朵拉家连电视都没开。朵拉的爸爸躺在沙发上，翻阅杂志，茶几上放着一杯葡萄酒，萨克斯音乐从立体声里流淌出来。
我和朵拉清点战利品，分门别类，取样品尝，还交换一番，直到我们俩都心满意足，这才由她母亲开车送我回家。我向她道谢，她等在车道上，一直等我走到门前。借着她前车灯的光亮，我看见我们家的南瓜散了架，厚厚的瓜皮东一块西一块零乱地躺在草地上。我顿时觉得泪水刺着眼睛，喉咙也突然一阵痛，像是里面填满尖利的小石子儿，我酸痛的脚每移动一步，它们就被挤压一下。我打开门，盼望他们三个大人会站在门厅，迎候我的归来，哀悼我们被毁掉的南瓜；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起居室里，柏哲达先生，父亲和母亲挨着坐在沙发里。电视关了。柏哲达先生脑袋埋在双手之中。
那天夜晚，和那以后的许多夜晚，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越来越趋向战争。边境两侧战营壁垒，达卡坚持要独立。战火将在东巴基斯坦领土燃起。美国站在西巴基斯坦一边，苏联则与印度以及即将成立的孟加拉国一条阵线。十二月四日，双方正式宣战，十二天后，巴基斯坦军由于军需供给得从三千里之外飞行运输，兵力不济，在达卡溃败投降。所有这些事实我至今才明了，因为它们后来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任何一册历史书里，都向我敞开着。可那时，绝大部分史实是头绪万端的远距离秘密。在那延续十二天的战争日子里，我只记得父亲不再叫我跟他们一块儿看电视，柏哲达先生不再带给我糖果，母亲晚餐除了煮鸡蛋、米饭外，不再做任何其他饭菜。我记得有几个晚上帮着母亲在沙发上铺被单被子，好让柏哲达先生在沙发上过夜；记得听见父母半夜三更高声打电话给加尔各答的亲戚，探听具体情况。总之我记得那段时间里，他们三个大人行动起来像一个人，同吃一顿饭，同一个身体，同一种沉默，同一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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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一月，柏哲达先生飞回了他在达卡那栋三层楼的住宅，去看劫后余生的家。年末那几星期里我们很少见到他，他忙于手稿的收尾，我们则去了费城，和父母的朋友共度圣诞。正如我不记得他的初次来访，我也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在一个我上学的下午，父亲驱车送他去了机场。很长一段时间他音讯全无。我们的晚上一如既往，边吃边看新闻。唯一不同的是柏哲达先生和他那只多余的怀表不再跟我们待在一起。据报道，达卡在新组阁的议会政府之下慢慢复原起来。刚从监狱获释的新领袖夏克·穆吉·拉曼向其他国家求援，希望得到建筑材料好重修十万多栋战争期间毁坏的民宅。无数难民从印度重返家园，迎接他们的，我们听说，却是失业和饥荒的威胁。我时常仔细研究挂在父亲书桌上方的地图，想象柏哲达先生冒着汗，出现在那一小块黄色区域里。我想象他身穿西装，到处寻觅他的家人。当然，那时那张地图已经过时。
终于，几个月后，我们收到柏哲达先生寄来的一张贺卡，恭祝穆斯林新年，还有一纸短笺。他和家人团聚了，他写道，和太太以及七位女儿。一切都好。他们在去年战乱的日子里躲到他妻子的祖父母在西隆地区的庄园里避难。七位女儿都长高了些，他信里说，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变，他仍然无法顺溜地叫出她们各自的名字。信尾，他谢谢我们的款待，附了一笔说，尽管他现在明白了“谢谢”两个字的意思，但这两个字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他的感激。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母亲那晚预备了特别晚餐。我们在茶几边坐定，举起水杯道贺，可我并没沉浸在喜庆的心绪里。虽然我已有几个月没见到柏哲达先生，唯有那瞬间，我才感觉缺了他。唯有那瞬间，当我为柏哲达先生举起水杯，我才尝到什么叫作对远人的思念，就如他长达数月地思念太太和女儿们。他没有任何理由再回到我们身边，父母实事求是地预言道，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自从一月份以来，每天晚上临睡前，为柏哲达先生一家的缘故，我都要从万圣节讨来的糖果里拣一颗含在嘴里。那个夜晚，我不必再那么做了。最终，我扔掉了那些糖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