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错误的起源

第三章 我们的感官

一个女士曾经问我是否相信鬼怪幽灵的存在。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信，女士，我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幻觉。”

——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1818年4月，苏格兰探险家约翰·罗斯（John Ross）带领两艘船驶出伦敦，出发向西。罗斯曾在海军服役30年，这次出航是受到英国海军部的委派，准备搜寻无数人找过的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当时航道存在与否尚未知晓，但其潜藏的经济效益不容置疑。由于当年所有商品几乎全靠水路运输，欧亚之间更快速的中转无疑会掀起全球贸易的新浪潮。由此，难怪全世界都为西北航道而痴狂。这条航道是激励探索者前行的动力，是呈现新世界瑰丽远景的荧幕，也是成就或毁灭无数人声名财富的严苛考验。在1818年远征队出航前，探索家和淘金者已经花了300多年时间搜寻这条航道，在后75年时间里，英国政府还开出2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0万英镑）的长期悬赏令，要奖给任何找到航道的人。

早在罗斯出航前十年左右，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徒步穿越美国之行便轰动于世，他们的旅途证明美国东西海岸间没有可通航的河道。此后航海家都把目光北移，瞄准加拿大北极地区。这是一片罗斯从未到过的地方，他虽年仅9岁就参加军队，但在1818年以前到达过的最北部也不过瑞典而已，此外只去过英吉利海峡、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找他这么一个没有实地经验的人来担当这支重要远征队的领队似乎不靠谱儿，但当时的航行赞助者、海军部副部长约翰·巴罗（John Barrow）实在也找不到其他合适人选。自从两百年前威廉·巴芬探索北极后，基本上再也没有人从英国出发到过北极。所以，罗斯的远征堪称现代皇家海军的首次北极远航。

罗斯从巴芬的地图和报告中知道了巴芬湾及其西北部有史密斯、琼斯、兰开斯特三大海峡与其齐名。鉴于巴罗认为大范围的探险比较合适，罗斯便决定去探索这三大海峡，看看是否能从那边找到万众瞩目的西北航道。经历了3个月的海上漂行后，罗斯船队在同年7月抵达巴芬湾。此次登陆本身就是胜利，因为连同巴罗在内许多人都公开质疑巴芬湾的存在。罗斯一行发现史密斯海峡和琼斯海峡不可穿越后，把注意力转向了兰开斯特海峡。在罗斯看来，兰开斯特也是三大海峡中最有希望的一个。然而，他们在8月底到达海峡口时，却见厚雾封天，笼罩了海峡。于是只好等待。8月31日下午3点，一位军官敲开罗斯的舱门，汇报说天气转晴。这位船长拔腿冲上甲板，不一会儿便见雾气散去了。罗斯在回忆航海时写道：

“在海峡的尽头我清楚地看到陆地，地面上还有一排纵贯南北的山脉，目测距离约8里格（相当于27英里）。船长刘易斯和领航员詹姆斯·黑格记下了陆地的方位并写在日志里……而我则以海军部部长克罗克的名字，给那些横亘中央的南北向山脉命了名。”

原来，所谓的兰开斯特“海峡”竟然只是浅水湾，巴芬湾连接的并非通往太平洋的水路，而是绵延不尽的冰山，这便是水路的终点。罗斯的北极之行也至此告终，失望是必然的，但他毕竟完成了海军的使命。于是，这位司令官调头返航。

但怪事发生了。罗斯的副司令官威廉·帕里（William Parry）乘坐另一条船远远跟着罗斯，却没有看到他所谓的挡住去路的山脉。回国后，帕里把自己的所见汇报给巴罗，而巴罗作为远征的支持者和寻找西北航道的积极分子，自然倾向于帕里的说法，宁愿相信山脉不存在也不愿相信它存在。既然信了帕里的话，巴罗便断定罗斯有错。于是，罗斯很快便被怀疑和耻笑所包围。虽说按一般标准衡量，罗斯已算得上成就斐然，他最大的成就是顺利驾驶英国轮船通过危险的北冰洋东部水域而后平安回国，同时证实了饱受质疑的巴芬报告切实无误。他还为英国捕鲸业开启了通往巴芬湾之路，也记录了西方人跟因纽特人之间第一起著名冲突，还搜集了有关潮汐、冰川、磁场的重要信息，更别提带回来的生物、地理样本不计其数。可当时全世界一门心思都扑在西北航道上，这一切成就相比之下都显得暗淡无光。罗斯先是声誉受损，很快就声名扫地。在1818年远征队回国后不到一年，巴罗便派遣帕里出航再次查看兰开斯特海峡，这次帕里也看到了克罗克山脉，但他直接从两山之间穿过去了，原来那些山脉只是海市蜃楼而已。

欺骗罗斯的是地球上一种奇特而迷人的光学现象。但凡炎炎夏日里坐过车的人都应该对蜃景不陌生。你远远看见公路前方似乎被水塘覆盖，靠近时却发现水塘消失了。这种蜃景叫下现蜃景（inferior mirage），也叫沙漠蜃景（desert mirage），因为在燥热多沙的沙漠中，同样的现象会导致旅人看到根本不存在的绿洲。但极少有人看到过罗斯那种蜃景，因为只有南北两极才具备形成这种蜃景的条件。而这种蜃景叫上现蜃景（superior mirage）或极地蜃景（arctic mirage）。下现蜃景反映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像地上的水洼和沙漠中的水源。而上现蜃景反映的则是存在的事物。所以，罗斯看到的山脉是真的，但那些山脉不是矗立在25英里以西的兰开斯特海峡，而是坐落于在两百英里开外加拿大北冰洋上的遥远岛屿。

毫无疑问，正常情况下看到两百英里外的山，我们不会误以为那些山就在周围。其实，若没有相当理想的条件，隔着两百英里的距离是看不到山的。但上现蜃景却让光发生了折射，把地平线以下的光线弯折到地面上，导致那些本该被地表遮挡的景色也跃入我们的视野中。这种蜃景产生于气温反常。一般来说，地表附近的气温高，往上则气温渐低。（想想看，山顶的温度是否比山底低？）可是一旦气温反常，地表温度和上空温度就会颠倒过来。地面附近（譬如海面和冰川上方）的低温空气遇到由特殊大气状况导致的上层高温空气，光线的折射率将会明显增大。在地球两极，由于地表附近空气极冷而形成极大光线折射率，几千英里以外的物体也能被反射到人类的视网膜上。本质上，这其实就是另一种鬼火，光玩了个把戏，害得粗心的游客走偏。

罗斯不是第一个受极地蜃景蛊惑的航海家，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公元8世纪，凯尔特人曾从挪威海的法罗群岛出发，在现在的冰岛靠岸。当时他们之所以起航，很可能是看到冰岛的蜃景而误以为这个小岛就在附近。依此类似，历史学家推测格陵兰岛海岸的维京人也是遥望到巴芬岛上群山的上现蜃景才会冒险出海，于公元1000年左右登陆北美洲。这些例子表明，上现蜃景里多出现山峰和大块陆地。

下现蜃景唯一的戏法是变出一个模糊不清的水塘幻象，而上现蜃景则不同。上现蜃景能展示出任何客观存在的实物，所以，从理论上讲，它呈现的内容几乎无穷，有海员声称看到过像冰山、浮冰之类较小物体的蜃景，但最难忘的还是看到其他轮船的蜃景。

要了解上现蜃景有多么真假难辨，只需看一看近代加拿大船长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的遭遇。

1939年7月16日，巴特利特从格陵兰岛起航驶往冰岛，就在航海途中，他突然望见冰岛的海岸就在眼前，距离很近，以至于他简直能看清楚许多熟悉的地标。就像约翰·罗斯一样，巴特利特估计距海岸的目测距离尚有25英里到30英里远，可他心里明白，轮船距冰岛海岸的实际距离应该在350英里左右，是目测距离的10倍多。所以，他能看到这个海岸简直就是奇事，就像在俄亥俄州看到华盛顿纪念碑一样。巴特利特记载道：“好在我清楚自己的方位，好在目的地不是雷克雅未克，否则我会以为再过几个小时就能靠岸了，海岸的轮廓和白雪皑皑的山顶看起来都近得不可思议。”

多亏这125年以来导航工具和地理知识的进步，巴特利特才没有重蹈罗斯的覆辙。但他依靠技术（包括信息技术）进步才得以推翻误判，所以只是手上的资源丰富了而已，他的感觉还是一样地被彻底忽悠了。

* * *

我们犯错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为自己的感觉所骗，有时候导致的结果还相当严重（不信你问问罗斯船长），但我们一般会觉得感官失误没什么大不了，其实还经常不把这种失误当错误。但感官的失误包含了错误的精髓，所以早期研究错误的学者詹姆斯·萨利才会把《幻觉》作为其著作的标题，也作为其他错误的范本。

其他人也持类似观点，只不过自己没意识到罢了。发现错误时，我们会说自己出现“幻觉”了，不再相信之前的观点，我们会说自己“幻灭”了。更常见的是，我们讨论知识和错误时必定会以视野做类比。我们形容掌握真理的人有远见、见地、洞察力、卓见；而形容无知的人是睁眼瞎。如果理解了一个问题，我们会说擦亮了眼睛、看明白了，或者说之前瞎了眼而现在看懂了。

“看见”和“明白”之间不仅存在比喻与被比喻的关系，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还相信所见所闻以及其他感觉就是事实。看到蓝色就认定是蓝色，感觉到热就认定天气热，看到棕榈树在微风中轻摇就认定有微风拂过棕榈树。此前我已提过，我们喜欢把脑中的观点当做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对于感觉更是深信不疑，这一点在后续章节中还会详加阐释。无论是天气热、棕榈树、蓝色还是微风，我们都会把这些感官直接受到的刺激当做世界的真实特征。

那么，感官是如何欺骗我们呢？就像刚才我们还看到的那样，感官是骗人的高手，尤其擅长在正常情况下蒙我们，而不仅仅是在约翰·罗斯那样的极端情况下。想想看，在星空晴朗的夜晚走到户外会发生些什么。为了达到实验目的，想象你不是在芝加哥或休斯敦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在真正漆黑的地方，比如在喜马拉雅山脉、巴塔哥尼亚高原或大峡谷的北边缘。到了那些地方抬头仰望，你会发现天空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穹顶，厚实的黑幕从地平线一端铺到另一端，又被无数的星辰刺破。站得久了，你会感觉整个天穹在转动，像神秘船闸里那些转速极慢的转向轮一样。站得再久一点，你会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奇怪地处在整个银河系的中心。你的头顶就是天穹的顶点。而你脚下的陆地（这片陆地跟天空、星辰不同，是平坦而静止的）仿佛以你为中心，往四面八方无限延伸。

不算天气恶劣的情况，不算最近100多年来人类发明的人造光源，我们人类抬头欣赏这样的夜空已经有7300万个夜晚。这幅景象自然是假的，你在虚幻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所看到、感觉到的一切都是误导。天空既不是穹顶也不会旋转，大地既不平坦也不会静止，而且很遗憾，我们人类更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这一切不仅错了，而且还错得很典型，就像泰坦尼克号打击了我们的自尊一样，这一景象嘲弄了我们的智商，留下了一道永恒的伤疤，时时提醒我们犯错的可能性多么惊人。奇怪的是，我们只需走出家门抬头仰望，就会犯下如此基本的错误，别的什么都不用做。连拜占庭式的理论归纳都不用，我们就得出了“星星在动而我没动”的概念（其实，正是拜占庭式的理论归纳逐步把我们引向对宇宙更准确的理解），我们只是简单地看到了前者就感受到了后者。

感觉之不可靠是早期哲学家的心头之痛，因为他们大多把感觉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既然感官不可信，又怎能相信那些知识呢？早期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是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就爱用这个办法，他领导的智者学派在公元前5世纪活跃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认为，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但他坚决否认感觉可能出错。你可能觉得这种观点发展下去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观，即主张世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但除非大家看待世界的眼光相同，否则这种观点毫无用处。由于每个人的看法有差距，普罗泰戈拉后来又主张极端相对主义。借用柏拉图说过的一个例子（正是从柏拉图对智者学派的广泛批驳中，我们才了解智者学派的观点）。如果一阵风吹过，我说是“暖风”，你却说是“寒风”，那么风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呢？普罗泰戈拉会说，这风对我是暖风，对你则是寒风，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客观存在”的事实供你理解或误解，感知到的就是事实。如果你我的感知恰好相悖，只能说明我们面对的事实不同。普罗泰戈拉认为每个人对世界的感知都永远是正确的。

虽然普罗泰戈拉否认错误存在，但他毕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讨论错误的哲学家，所以依然值得嘉许。不过，大多数人会对他对感知的解释不太满意（就像相对主义在一些铁铮铮的事实面前也显得不堪一击）。比如柏拉图就认为他在胡说。柏拉图相信微风有其内在本质，不管吹到谁身上都是一样的，他还建议普罗泰戈拉买个温度计。不过，柏拉图彻底否认了感觉是知识的根本来源，之前也提到过，因为他相信原始灵魂与宇宙原本一致，人类靠着逐渐苏醒的记忆才慢慢认识到世界的基本真理。其他哲学家则像普罗泰戈拉一样相信感官是信息的重要传输渠道，但不同的是，他们承认感觉是不准确的。这种观点似乎合情合理、值得采纳。但这也提出了两个相关的尖锐问题。首先，我们的感官究竟怎样搜集关于世界的信息？其次，我们怎么分辨这些信息的真假虚实？

早期哲学家认为第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是在讨论空间关系，世界是外在的，感觉则是内在的，所以两者是如何融合在一起形成我们的认知的呢？难道是感官跑出去掰下世界的一小块，再原封不动地藏进体内供大脑思考？显然不可能。但除了梦境、幻觉、疯念之外，大部分认知又不是大脑凭空想象出来的。感官肯定用某种办法填塞了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鸿沟”，搭起了人脑和万物之间的桥梁。要理解这是怎么办到的，不妨把“感知”拆分成两步（虽然一般而言这两步密不可分）。第一步是感觉，即神经系统对外界信息做出回应。第二步是认知，即我们消化信息获得意义。换言之，认知就是对“感觉”的理解。

理解就意味着有弹性空间，不管是读书还是认识世界，都可能加入个人思考而偏离字面意义。按照这样的认知模式（感官不再被动地反映环境），则犯错是完全可能的。在理解的每一步上大脑都有可能走岔了道偏离世界，给错误可乘之机。关于认知的第二个问题（怎么分辨这些信息的真假虚实？）由此便有了答案。很遗憾，答案是无法分辨信息的真假。既然除了感官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解那些事物，自然也没有独立手段来检测感觉是否切实。是的，我们可以询问别人是否有同感，但没办法保证他们就没错。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确保自己的基本感觉是对的，就像历史上大多数人也无法确保他们弄清楚了夜空的本质。

倒不是说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认知偏离了本义反倒经常启人深思，甚至揭示出深层的真理。看一看生活中一个普通的视觉现象吧——越远的物体看起来越小。假如我们只能看，不能理解，会以为要么那些物体真的缩小了，要么我们长大了。这两种都是爱丽丝漫游仙境般的天马行空的总结。但现在我们知道物体的实际大小是固定的，只是随着距离改变而看起来会相应改变。飞机起飞后并不会变成一个点，后视镜中的楼房也不会因为我们前进而沉没到地平线下面去。

再举个例子说明“理解”的用处。想一想眼睛的盲点，我是指字面意义上的“盲点”——因为视觉神经穿过视网膜、阻碍了视觉处理而形成的那个点。假如感知是未经修饰的感觉，那么由于视觉神经的干扰，视线内应长期存在一个空白点。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大脑在整合信息时自动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果盲点周围是蓝天，那么在盲点的位置我们“看到”的也是蓝天；如果盲点周围是时代广场，那么在盲点的位置我们“看到”的是人群和出租车。不仅是这两个例子，还有其他诸多例子都说明了认知未必会扭曲世界，反而可能促使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感知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暂且不论，起码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你根本意识不到“感知”这个过程。形成感觉的机制几乎完全藏在潜意识层操作，由此导致了一个讽刺的结果——我们感觉不到自己是怎么“感觉”的。于是“元错误”的一小块便借机探头。恰恰因为察觉不到“感知”这一动作，看不到错误是怎么钻空子潜进脑海中的，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错。或者准确点儿说，我们没觉得自己有错。既然都彻底忽视了认知这个过程，我们对犯错的可能性自然麻木不仁。就这样，你、我以及世界上每个人最后都偶尔（相信你不会介意我的形容）会上约翰·罗斯的贼船脱不开身。

虽然不能把你赶到北极去看上现蜃景，但是要让你看到实际不存在的事物还是很容易的。请看：

这是我最爱的一幅错觉图，不是因为它复杂炫目，而是因为它令人抓狂。图中的秘密在于方块A跟方块B的颜色其实是同样深浅的灰色，没开玩笑，真的。其实，你若把这幅画当成象棋棋盘的话，那么所有笼罩在圆柱体阴影中的白格子（譬如B），跟所有阴影外的黑格子（譬如A）都是一个颜色。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因为你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理由很好，凭目测你知道黑白格子是完全迥异的颜色。其实，这一结论不是眼睛告诉你的，而是你在经过一系列认知活动后推导出来的，如我此前所述。认知活动之所以会插足，是因为每当我们要判断周围物体的颜色时，仅靠视觉系统来推测会过于不切实际。单纯依赖视觉，只能测量出物体反射的光的波长。这样一来，就像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言，我们会把阳光下的煤炭看成是白色的，而把暗屋中的雪球当成是黑色的。但现实中考虑到光线的存在，我们会纠正这个问题，所以看到的煤炭本质上依然是黑的，而雪本质上依然是白的。

纠正的办法之一是四周对比。如果某物比周遭环境要亮，它的颜色可能就要浅一些，跟是否有光照无关。这就是为什么在上图的错觉中，我们把方块B当成是浅色的（它比四周方块要亮）。而我们又会自觉把阴影纳入考虑，认为阴影盖住的任何物体颜色其实都没有那么深，经过了这些认知活动后，我们对“方块B是浅色的”更加深信不疑。

这些视觉“纠正”留给我们的是难以撼动的幻觉。第一次看到这幅图，我死活不信那个答案，最后找了一把剪刀把图片剪成几片。可是，看哪！方块A跟方块B并排排列后，居然一模一样。为了打消你撕碎本书的念头，我特地提供了第二张图。

这幅图可能不如剪切拼贴来得有说服力，不过好歹能看到个大概[如果你非要剪了图片才信服的话，不妨告诉你，在本图设计者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原图，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趣图。这位设计者是麻省理工大学视觉科学的一名教授，名叫爱德华·安德森（Edward Adelson）]。

这幅错觉图最烦人也最迷人的一点在于，就算明白了它的骗术，你还是不自觉地会上当。看多少遍解释也没用，剪多少幅图片也枉然，反正那两块灰色在你看来是截然不同的。罗伯特·巴特利特明白他离冰岛尚有350英里远所以才没迷路，但要让他看不到眼前渐近的冰岛海岸却只能徒劳无功。幻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顽固性，哪怕你认识到自己受骗，还是避免不了“看花眼”。第二大重要特征是持续性，每次我们都栽倒在同一个地方。第三大特征是普适性，这是全世界的通病，所有人都会产生同样的错觉。

既然幻觉产生于人类潜意识中共有的认知活动，所以具有以上特征其实很好理解。但重要的一点在于，面对幻觉时，这些认知活动虽然令我们铩羽而归，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我们的得力助手，这就是为什么全球顶尖学术机构的科学家要以设计错觉图为业。安德森研究的目的不在发现幻觉本身，而在找出产生幻觉的过程。若不是这些认知过程偶尔意外地出错，研究起来可就难如登天了（甚至你根本就无法了解有这么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既然幻觉人人都有，而非孩童或病人特有，所以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在健康成熟的人脑里视觉感知是怎样进行的。因此，科学家研究幻觉并非为了了解视觉系统哪点失败，而是为了弄懂它何以成功。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犯错往往是正确系统的副作用，还记得大小恒常性吧？我们会根据物体的远近而自动调整其目测大小。在99.99%的时候这种调整都是有利的，剩下0.01%的情况则是特例。譬如我们乘船至北极圈时，看到巍峨的山峰便误以为群山就在附近就是特殊情况。这时候，通常可靠的系统反而会把我们引入歧途（下面将讲到的其他例子也是这个原理）。这就是为什么错觉，乃至广泛意义上的错误都来得不可思议、不可预测，不仅它们产生的时候我们毫无知觉，而且制造它们的机制在正常情况下还是有益无害的。

这么说，幻觉是正常（且正常情况下有利的）认知活动产生的偏差结果，不仅适用于视觉处理，也适用于木偶表演。木偶表演也是一样的骗术，不同的是在看木偶表演时，潜意识自动整合了视觉和听觉的信息。（所以，你看到嘴巴开合听到有人说话，就以为说话声必然是从那张嘴巴里发出来，也不管这嘴巴是在三尺高的木偶人身上。）另一种听力幻觉就更常见了。如果你有部手机，或者有个宝宝，你肯定经常听到手机铃响或者宝宝哭闹，一跑过去才发现手机（或宝宝）安静着呢（终于安静了一回），原来是幻听。另外，我们也会有触觉幻觉，迄今为止，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幻肢——被截肢的病人总是强烈地感觉到失去的肢体仍在身上。而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幸运儿有时候则会感觉到“幻帽”。没跟你开玩笑，该感觉类似于“幻肢”，不过更傻一点。把紧套头上的饰品、绷带或衣帽取下，哪怕过了好一阵子，我们仍然感觉脑袋像被套住了似的，这就是“幻帽”感觉。

从这份简短的列举中可以看到多数的感官幻觉其实无关紧要，此前我也提过这一点。除非你是视觉科学家、截肢者或约翰·罗斯船长，否则这些幻觉都无伤大雅。不过，极少数时候认知系统的扭曲也会导致我们犯下更严重的错误，就拿忽视性盲视（inattentional blindness）举例。这方面有一个实验相当惊人（可惜我得剧透），实验要求被试看一群人玩儿快节奏球类游戏的视频并数清楚传球次数，视频没播放多久，一只大猩猩（准确点儿说是一个人扮成大猩猩）就上场站立一会儿，数次捶胸并下场。神奇的是，大概有33%～50%的被试没看到那只大猩猩。我想我该重复一遍：在这组受命要仔细观看录像的被试中，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的人都没看到场地中间有过一只捶胸的大猩猩。

这就是忽视性盲视在作祟。调查发现，如果我们安排别人去寻觅细节，他们便会严重地把握不准全局。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认知怪癖就被人记载了下来，但当时还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直到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和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设计出那个实验后，才证明忽视性盲视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某些学者想象的逻辑极限。（如果想看那段录像，可以登录伊利诺伊大学视觉认知实验室的网站。不过请注意，读过本文后你肯定会看到那只黑猩猩。这就相当于我没叫你数传球次数，而数黑猩猩的个数一样。但是，如果请朋友们来看这段录像的话，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还是会上当。）

忽视性盲视跟其他那些自发进行的认知活动一样，在一般情形下都是有益的，倘若没有忽视性盲视，我们也不可能屏蔽掉周遭的噪声而集中精力做手头的事情。不过，一旦忽视性盲视跟我们作对，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1972年，美国东方航空（Eastern Airlines）401号班机准备在迈阿密着陆时，碰巧起落架上的灯泡没亮。驾驶舱内的三位机组人员都一门心思地想解决灯泡问题，全然没注意到飞机在自动驾驶仪的控制下继续降落……最终该班机坠毁在沼泽地里，造成一百多人遇难。调查人员分析飞行录音时发现，三个飞行员都对危险惘然不觉，直到坠机的前几秒才猛然回过神儿。同样，忽视性盲视也是诸多车祸的诱因，尤其在“车撞人”、“车撞单车”等事件中更扮演了主要角色——因为不管行人和自行车多么显眼，司机的重心毕竟不在他们，所以看到他们的概率也小一些。盗窃团伙也经常利用忽视性盲视做案，他们团体合作，先分散目标的注意力，再顺手牵羊捞一笔。要不是因为受害者分心，应该不难察觉盗窃团伙的行窃举动。

蓄意利用这种系统性认知失误是古已有之的做法，历史上还颇有一些不光彩的时刻。宗教和政治就是两个典型。于1833年发表《自然魔法之信函讨论》（Letters on Natural Magic）的苏格兰博学家大卫·布儒斯特（David Brewster）是早期记录幻觉操纵的人，他感兴趣的是“古代统治者以各种手段控制人民的思想，从科学、艺术、自然界现象和力量中获得帮助，以维持对臣民的影响”。你是否好奇过“障眼法”一词的来源？布儒斯特详细地阐述过。如果用一些凹面的银片，把人影投射到烟雾背景之上，看起来就像神、统治者或敌人在火堆中心乱舞（或扭动）一样。布儒斯特还列出了一些听力幻觉现象，并解释了现象背后的机制，包括“特尔菲神庙里回响的金色圣女的魅人呼唤；帕克托罗斯河里吓跑盗贼的小号音石头；莱斯沃斯岛上会传达神谕的头颅；黎明时分与朝阳攀谈的门农巨像”。

这些例子反映出对感官的控制就是权力，这条真理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甚至在布儒斯特自己生活的时期就有一个绝佳的事例可以佐证，这个例子也是非洲殖民时期的注解。19世纪中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遇到阻碍，当地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利用其地位和所谓的超自然力量，鼓励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殖民统治，由此引发了难以平息的叛乱。拿破仑三世决定以毒攻毒，于是请来让·欧仁·罗伯特·胡迪尼（Jean Eugène Robert-Houdin）帮忙。这位曾经的钟表匠，后来成为创意无穷、以假乱真的魔术大师。[胡迪尼是公认的“现代魔术之父”。后来，他的一个象征性的“嫡子”为这项荣誉赋予了更完整的意义。1980年，满腔热血的年轻魔术师艾瑞其·怀兹（Ehrich Weiss）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胡迪尼”以向偶像致敬] 拿破仑派遣胡迪尼去阿尔及利亚，命他取得比神职人员更神圣的地位。胡迪尼不辱使命，他搬出了现代魔术的全部法宝——从魔术帽里掏出加农炮弹、用牙齿接住子弹、把伪装得十分逼真的族长变消失……就这样，魔术师让观众相信，帝国一方有更高一等的神相助，所以不要小瞧了法国人。

这样看来，我们的认知失误容易被政客和扒手利用，可能给自己和别人造成危险，就像美国东方航空401航班空难一样；可能混淆视听，无论轻微（比如我们把棋盘上的阴影亮度判断错误）还是严重（比如我们以为地球是太阳旋转的中心）；可能后果恶劣（比如虚幻的山脉断送了你的前程），抑或无关痛痒（比如地上的一摊水随你走近而消失）；最后还可能逗你一笑，比如我们蜂拥去看魔术表演和因为错觉而目瞪口呆。

虽然一开始看来认知失误跟错误毫不相干，但是有了危险、混淆、恶劣、轻微、愉悦等特点，就能看出认知失误具有错误所有的现实影响和情绪波动。早先我提到过错误和失误都是犯错的两个典型，原因之一正在于此。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幻觉教会了我们如何看待错误。理智层面上，幻觉告诉我们即使看似无懈可击的“现实”，也未必是现实，而潜意识中的认知活动（虽然一般不会出错）给了犯错可乘之机。情感层面上，幻觉是引导我们承认人性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自己犯错也不能原谅别人犯错，至少先试着接纳这些人人不能幸免的认知失误。

幻觉不仅教会我们承认错误，还教会我们享受错误。我们只能以乐观思路看待感官失误，因为悲观思路是不把幻觉当错误的。换成乐观思路，我们就会发现感官失误有趣、愉快且魅力无穷。幻觉的这种魅力自小就已体现出来[比如小学生最爱的“敲门笑话”（knock-knock jokes）就是利用了错觉]，而且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换句话说，不仅全世界的人都有错觉，而且全世界的人都爱错觉。

错觉的这种吸引力颠倒了我们与错误的传统关系。一般来说，当我们自以为了解、掌握周遭环境时，心情是最开心的，可是有了海市蜃楼这种幻觉，我们不禁感慨自然的神奇远胜于我们，想到世界的奇异无穷无尽，我们为此而开心。平时我们都爱正确，但有些时候，比如在看爱德华·安德森的棋盘时，我们不仅会上当，而且稀里糊涂地上了当，于是等真相揭晓时发现自己居然有犯错的空间，为此而又惊又喜。一般来说，我们讨厌纠结在两种矛盾的理论之间，但在看著名的“花瓶或人脸”、“老妇或少女”等错觉图时，摇摆于两幅截然不同又同样逼真的图画之间正是乐趣所在。一般来说，犯错后我们不愿过多谈论错误，哪怕不得不反思错误我们也不情愿。可是，错觉牢牢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鼓励我们来了解它，也了解大脑的成功和失误之处。

毫无疑问，不涉及利害关系的时候，在错误中发现乐趣要更放松，至少相对而言是这样。不过也不尽然，因为我们都有过为区区小错发无名大火的经历。之所以对幻觉另眼相待，主要还在于我们接纳它。虽然还不确切地知道自己会怎么犯错，但是知道肯定会犯错，所以坦然面对、欣然接纳。

其实，大体上也可以说生活同样如此。我们不知道下一个错误潜藏在哪里，也不知道错误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但可以肯定错误正在伺机而动。就像对待幻觉一样，我们应该期待跟错误的会面，虽然自尊心可能会略受打击，不过很快好奇心就会占上风，惊喜随之而来。然而，从简单的感官失误过渡到更复杂更严重的错误后，我们未必都能保持这种心态。但是只要你愿意，接纳错误总是可以的。其实，这可以说是幻觉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的确有可能从错误中收获比正确时更多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