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龙舒郡本《金石录》公藏始末
——赵世暹致顾廷龙书札四通考释

今上海图书馆珍藏、由老馆长顾廷龙之子顾诵芬先生捐赠的一批文献中，有水利学家赵世暹先生1951年4、5月间致顾老的四通书札。这些六十余年前的信札提到许多古籍收藏往事，涉及宋本《金石录》的几节，真实地记录了该书发现、鉴定以及捐赠公藏的主要过程，尤为令人瞩目。关于《金石录》研究的专文已经不少，这四通未曾发表过的信件或许可以补充若干细节。我们不揣简陋，在向各位推荐这批新史料的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加以诠释与解读，以期进一步重现中国近现代藏书史上这浓墨重彩的一页。

绝世孤本惊现南京书市

《金石录》是宋代著名学者赵明诚的一部金石碑刻专著，学术价值极高。全书三十卷，其中目录十卷，正文二十卷，收录自上古三代至隋唐五季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各种碑刻文字两千种。赵明诚的夫人、著名词人李清照为该书的写作与书稿的整理、删订乃至刻印做出了重大贡献，又撰有《金石录后序》。《金石录》成稿于北宋政和年间，直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才有龙舒郡斋初刻本。该本未将李清照《后序》刻入，洪迈《容斋随笔》有记载。南宋开禧元年（1205）又出现赵不谫重刻本，所据即龙舒本，不同者加入了李清照的《后序》。可惜《金石录》这两个宋刻全本，明清以后均不显于世，清初冯文昌家藏宋刻残本十卷（即卷十一至二十），密而藏之。冯特刻“金石录十卷人家”一印，以后传至朱文石、江立、鲍廷博、赵魏、阮元、汪诚、韩泰华、潘祖荫诸人，均刻同一印记，无不视为人间瑰宝。行世的《金石录》明有叶盛、吴宽、钱谷、谢恒诸家抄本及雅雨堂刻本。可惜抄本多有失真处，雅雨堂刊本亦有“舛伪”。雅雨堂刻《金石录》舛误较多，然而自清代以来却成为《金石录》的通行本。清初有多家抄本及清顺治谢世箕刻本等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而较善者仅有吕不党抄本等一二种而已。龙舒郡斋宋刻本直到解放初期才于南京甘氏津逮楼遗书中显世。如此奇宝却不载于甘氏书目，殆以矜秘不肯示人也。

津逮楼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为江苏江宁（今南京）藏书世家甘氏的书楼。甘氏藏书经甘国栋、甘福、甘熙与甘煦、甘元焕四代人的精心搜求、整理，藏书达数十万卷。甘福、甘熙时达到顶峰。甘福平生节衣缩食，曾买舟游吴越间，辛勤搜求三十余年，积得经史子集十余万卷。津逮楼即由他出资兴建。他对费尽心血购求来的书籍极其珍视，尝自咏诗句云：“吴山越水几遨游，四十年来费苦搜。插架非徒供秘玩，研经愿与企前修。”甘氏有《津逮楼书目》十八卷传世。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津逮楼庋藏悉成灰烬，甘元焕收拾烬余，复加搜求，藏书又达万余卷。更为幸运是，其家惊人秘籍宋本《金石录》三十卷足本竟尚存其间。清末甘氏家道中落，读书者也渐渐稀少，甘元焕曾孙甘汶家虽则仍有部分津逮楼藏书，却堆积在旧宅后楼上，无人过问。1951年惊现南京书市，其中还有一段传奇故事呢。

当时甘氏旧宅出卖给某军事单位，拟先将两屋子破旧书籍卖给旧书铺。事前甘汶曾拟请其亲戚、前中央大学教授卢前（冀野）过目，不巧卢卧病在床，不能前来鉴定，特介绍旧书商人马兴安前往看货议价。几天后，马带了两位同伴同来甘宅，其中一位是水利专家赵世暹。他们径直走上后楼，挑选了一堆书，以二千元（旧币，即二角）一斤论价付款而去，其中就有这五册宋本《金石录》以及明万历刊本《江宁县志》。当时甘汶不在家，他回家后得知此情况，心有疑惑，赶到马兴安处，见该书有一本印有“嘉祐”二字，他误认“嘉靖”，回去告诉了卢前。卢说，嘉靖是明代年号，明版书不算怎么珍贵。事情就这样搁下了。马兴安与赵世暹知道《金石录》为宋本，其价值不菲，马想卖掉它，赵则坚持要留下，并归他所有。俩人还为此发生一场争执，最后书籍终于归赵世暹购藏。这是1951年3月中旬左右的事。

赵世暹，字敦复，江西南丰人，著名水利工程专家，20世纪20年代曾在哈尔滨铁路局任职，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重要职务。他又是一位有成就的收藏家，包括图书与邮票。因专业的关系，他喜收水利方面的古籍，其他古籍兼而收之。当他得到《金石录》后，对其是否宋本尚有疑问，想请著名版本学家张元济先生加以鉴定，因不知张的住址，遂即致函上海商务印书馆转达。此函已失，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析，信中除拟请张代为鉴定《金石录》版本并撰题跋外，似已告知向国家文化部提出捐赠的意向。赵世暹的父亲赵从蕃（仲宣）清末在上海南洋公学任职时与张元济为同事，故赵尊称“张老伯”。1951年3月26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

还书，附去赵世暹来信，云：“敦复诚有心人，明日须送商务诸君签复。敦复在何机关，任何职？乞示。”赵世暹早与顾廷龙有通信交往，同年3月28日他致函顾，告以见到原刻谭评《水经注批点》等事。鉴于上述二信，顾廷龙于4月1日复函赵世暹。此函今未见，让赵送《金石录》来沪显然是主要内容之一。1951年4月6日赵世暹复函顾廷龙，并派员将《金石录》五册送至上海。

函云：

起潜我兄大鉴：

示敬悉。翰才函告彭已到沪，见过徐、柳二公，据说“书存九龙即设法取回”，仍待下回。□了谭元春《水经注批点》，可能是孤本，胡仅见清刻本《南京图书目》只作“水经注”，而无“批点”字样，当非原刻也，如何？《江苏水利全书》卖的有限，送了七八十部。尊处可不必买，霞老之后人送弟一部，谨当转赠，拟题“请转赠张菊生老伯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好吧。可能附个特别有趣之条件，菊生老伯处，乞阅后代为送去，有一大段话可省再写了。

兄对于善本书必多考究，对于《金石录》（宋板）有何高见请示，以广学识为盼。此书在部批未到未曾贡献以前，为避免麻烦起见，不愿多人知之，请暂秘勿宣，并乞代陈菊老为叩。敬颂

大安！

弟 赵世暹 再拜 一九五一·四·六·

张老伯似自己另外住，他府上还有什么人一起住？他老人家近来身体如何？均乞便中示下。弟又上。

赵“不愿多人知之”，并非秘惜珍宝外漏，而是怕“部批”下达、尚未捐出之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捐赠国家的意向，由此也可见一斑。

宋本《金石录》送到张元济先生案头，张开始鉴定。

张元济抱病鉴定并撰题跋

张元济，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壬辰（1892）进士，钦点翰林，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898年参与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他被“革职永不叙用”，后进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工作。1903年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创办编译所与涵芬楼藏书室，先后任经理、监理与董事长等要职。任职期间他主持编印各种教科书、工具书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与近代图书馆事业开拓者。1926年张退休，虽只兼任董事长一职，却仍然全力主持《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的辑编及印行工作，享誉书林文坛。1939年张元济又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著名银行家叶景葵之邀，共同发起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并各人捐出各自的藏书作为基础。顾廷龙（起潜）即此时应叶、张之请来沪主持馆务。1949年冬，张元济因脑溢血中风而半身不遂，卧于病榻，病体稍有好转即坚持读书读报，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没有停止撰文编书的工作。当他见到南京送来的《金石录》五册，惊喜万状，并找来几种《金石录》抄本、刻本，加以精心校勘。

他认为该书完全是宋刻的典型板式与字体、但无李清照《后序》，无疑即龙舒郡斋刻本。他遂邀老友冒广生（鹤亭）前来一同鉴赏，书上钤有“金陵甘福梦六氏藏”“甘福之印”“一字德基”“子孙永保”等藏印，卷末有甘福之子甘煦追摹其父画像。两位老人摩挲品评，兴味盎然。冒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美好时刻。

张元济经过仔细校勘，于同年5月6日草定《金石录跋》一篇，盛赞此书的历史价值。跋云：“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宋椠久亡。世传钞本，以菉竹堂叶氏钞宋本为最善。钱罄室自言借文休承宋雕本钞完，识于第十卷后，独吴文定本，人未之见，莫知其所从出。后人重刻：清初有谢世箕本，讹舛甚多，殊不足观；缪小山得汲古毛氏本，行款均据宋刻，为仁和朱氏刊行；余家藏有吕无党钞本，曾印如《四部丛刊》。尝借瞿氏所藏顾涧宾校本对校之，二本大抵不离乎叶、钱所传录者。近是卢雅雨本最为通行，然亦仅据何义门校钞宋本，并未亲见宋刊。”“孰知三十卷本尚存天壤，忽于千百年沉霾之下，灿然呈现，夫岂非希世之珍乎！是本旧藏金陵甘氏津逮楼，世无知者。目录十卷，跋尾二十卷，完好无缺。宋时刊本凡二，初锓版于龙舒郡斋，开禧改元，赵不谫重刻于浚仪，且惜易安之跋未附，因以为殿；刘跂之序、成之序成于政和七年，必早经剞劂在前，今皆不存，想已遗佚。然窥见全豹，只欠一斑，固无伤也。滋可异者，潘本诸人题记，所引宋本文字，余取以对勘是本，多有不符。……”跋文末尾又为此书发现者兼捐献者叫好：“敦甫世讲得之南京肆中，以此罕见珍本，不愿私为己有，属代鉴定，并附题词，将以献诸中央人民政府。崇古奉公，至堪嘉尚。爰抒所见，质诸敦甫，兼就正于世之读者。”

赵世暹读了顾廷龙寄来张跋初稿，于5月10日复函顾，提出两条修正意见。第一，对跋文一处拟加二字；第二，对请张题字老人似有“误会”，从而作了解释。函云：

起潜我兄大鉴：

四·卅·片示敬悉一一。再赐书请勿再用明信片，尊札文字、书法双佳，用好信笺则更美观，弟将一一珍藏，随时取出欣赏也。张老伯（在沪住址乞便中示及）七日后附题跋稿（不劳我兄录副矣）可为该书增光不少，内有“将以献诸中央政府”一语，弟以为政府上似宜增“人民”二字，乞为进言为叩。张老伯前乞惟请安，不日弟另禀，拜祷拜祷。兄几时有空，甚盼将对《金石录》之高见另笺录示，弟当一并存之，如何如何？甘家有《申报》若干，竟卖给摊贩，弟代国家图书馆买到了15、16、17年出的约九斤，其余均为人糊了盒子，可惜可惜。

语再上，敬颂

大安！

弟 赵世暹 再拜 五·十夕

再者，弟请菊老题字是有表扬此书之意，说出“专就此书”恐老人误会，弟有俗念望酌量略为一提。同弟一起看见此书之两位南京朋友，拟请文化部印一种“南京人论南京事”之孤本著作作个纪念，弟同意此请，故在报告中述及。按照日下之时价，此书可值若干？乞示，以作印书经部同意后，提出拟请印何书时之参考也。拜祷！

弟 暹 又上

从前引张跋定稿分析，张元济先生虚怀若谷，已很乐意地采纳了赵世暹的意见，“中央政府”中间加上了“人民”二字；“专就此书”题字的文字也不见于跋稿。至于编印“南京人论南京事”纪念书是否成功，待考。

赵世暹无私捐献入藏北图

赵世暹的藏书大多为水利方面的文献，极富实用价值。诸如明刊本《河防考》《问水集》，抄稿本《祥泛漫工奏稿全集》《郑工启事》《河工择要》等均十分珍贵。有研究者总结赵世暹的藏书思想最鲜明的有两条：①读书与藏书——“藏以为用”。②藏书开放、藏书为公——捐赠国家和个人。上述归纳十分准确。据国家图书馆馆藏档案记载，赵世暹于1949年、1951年、1952年、1954年、1957年五年内，曾先后六次将自己的大部分收藏文献无私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总量达数百种，现均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和善本部。其中尤以1949年的捐书数量和质量为最，内容涉及水利文献资料、图表、奏稿、诗词、佛家典籍、通志、人物志、画像、对联等明清文献以及大量的名人信札，还有160枚中外各种材质钱币。近现代以来，捐出自己藏书入公藏的藏书家不少，而买书就为捐书的藏书家并不多见，赵世暹可称其中佼佼者。他作为一位收藏家，不仅仅亲身力行对古代近代文化典籍的收集整理，实践自己藏书为公的理想，还致力于以一己之力带动天下更多的人去关注抢救宝贵的文化遗产。宋本《金石录》的发现、购藏与捐献就是明显一例。

5月16日顾廷龙致函赵世暹，谈及《金石录》的捐献事宜。此函今已不存，从赵氏回信中可知顾曾问到书的原藏家甘氏的情况。赵在5月19日信里作了回答。全信如下：

起潜我兄大鉴：

近日事忙甚，夜间十一二时才能就寝，清早六时以前就起，一时不能请假。菊生老伯健康异似，极以为念，他老人家信中说过一点，弟不曾多问，甚盼兄能详示些为叩。日常还请医生看否，以往医生如何说法，他老人家每天下午什么时候坐些时，晋谒以什么时间为合式，均在念。《成氏遗书》存魏家者经马君全为买来，还有三两本重复的，另单详开一切。弟只见过《禹贡班义述》一种，陋甚，其他均收入别的丛书否，尚待兄见示，拜祷。前在甘家买到一部《宾退录》（白纸，二十行，十八字，有徐紫珊、徐渭仁、赵秉渊藏书印，《序》及第一页黑口，余皆白口，上刻字数避康熙讳、不避乾隆讳，自非乾隆仿宋刻本，不知是那家何时刻本？乞示。）在魏家，马君又代买毛钉本《石亭纪事》一册，卅六页，有两页前页仅二行“勅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二级、晋封奉政大夫赐侍读衔内阁中书 山阳丁晏撰”，无聊甚。毛钉本丁晏《四人年谱》（郑玄、陈思王、陶潜、陆贽），首有颐志斋专刻书目一页、道门周济序一页。《颐志斋丛书》是否已收，亦定为一查，拜祷。

尊事不轻巧，弟一再以琐事相扰，皇恐皇恐。张府地址亦希覆。

敬颂

双安！

弟 赵世暹 再拜 五·十九·

再启者，顷奉十六日示敬悉一一。《金石录》五册弟买得方式究竟有些不规矩，但甘家有人将此书曾翻了一阵，究连大德年号都没注意，亦大可怜耳。令友有愿看该书，千万不可听其白看，看了便他请（请他）写几句赐弟存之，拜祷拜祷。张老伯之《书录》不知有多少本，将来卖价若干，甚愿得一部也。甘氏《书目》等件容当与马兴安君一谈，若能找到必为兄录副。弟去过之甘家凡四房，所有书全卖光，住大板巷者还有些书，曾劝马君设法一看，据说有若干墨本已带到台湾去了。

弟 暹 又上 十九夕

赵对张元济的病情十分关心，希望尽快得到信息，并向顾廷龙询问张的休息规律，表示将来沪探望。赵称张菊生老伯“他老人家信”，除提到一点病情外，其他内容不详，可能即张元济为5月7日送出《金石录·跋》时所撰，我们迄今未见，《张元济全集》也未收录。是否后来赵将此信与藏书一起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我们希望有心人留意发掘。赵世暹认为“《金石录》五册弟买得方式究竟有些不规矩”，指购得时不知确为宋本，甘氏后人更不知版本常识，因而价较廉。“大德年号”问题是这样一回事：该书赵明诚《金石录序》后空白页处，有一手写题识“大德丙午二月书藏于读易斋。”大德丙午为元成宗大德十年，即1306年，由此可知元代时龙舒郡斋本《金石录》曾为“读易斋主人”所藏。甘氏后人连“大德”为哪个朝代都不知，实在可怜。赵世暹建议看此书者，“千万不可听其白看”，让他们留下一些文字，这大约就是今日该书除张跋外还有周良熙题识的缘由吧。

信中提及南京甘氏藏书散失的情况，或许有助于藏书史研究。所说《成氏遗书》，似指清人成蓉镜所撰《成氏遗书》，该丛书包括《太极衍义》一卷等27种，清光绪中刊本。成蓉镜是清代扬州学派中宝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墓志铭出于常州派词人冯煦之手，墓志铭对于我们了解成蓉镜的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不无帮助。文末铭曰：“岩岩紫阳昌儒宗，越六百岁嗟晦蒙。先生崛起六艺通，学规大本不苟同。与物以诚敬宅中，时命屯蹇道则丰。我铭载之垂无穷。”《成氏遗书》显然由赵世暹代“合众”购得。

5月25日顾廷龙复函赵世暹，此函也不存，大约告诉赵张元济病情有好转，以及《成氏遗书》与沪上旧书信息各事。5月27日赵回信，云：

起潜我兄大鉴：

廿五示敬悉，谢谢！魏家骅校刊成书，兄之推测极对，冯书即托魏校刊。菊生老伯精神甚好，闻之甚慰。弟恐一时不能来。《江苏水利全书》下周内邮寄，并附抄本书五册四种、短文三种，分赠贵馆及商务。寄到时，拟乞将上菊生老伯之禀，又《县志》一种、短文三件代为陈阅为叩（冯件之亦带去）。兄对于短文等件有何高见，亦乞指示为祷。弟诚心诚意，仍望多多帮忙也。成书所刻各文有无收入其他丛书者，盼便中见示。为省时间计，在原单上作个记号即可也。事多琐碎，实不急急。沪上在旧书堆中找出明抄本，大佳事，此后必可救回古书若干。惟盼文物处范围能放宽些，参照北京办法，只要是完整的便论斤，有时且加成，收买到更可保留此矣，如何如何。敬颂 双安！

弟 世暹 再拜 五·廿七

寄书时将贴用□纪念邮票一枚，乞剪下便中掷还为盼。

赵世暹在此信中告诉顾廷龙拟寄《江苏水利全书》等书件的时间，所提“抄本书”“短文”与“《县志》”等内容不详，但无疑也都是代合众图书馆所购藏之品，双方的精诚合作值得在当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据考，宋本《金石录》张元济于1951年5月18日送“合众”顾廷龙先生处。赵世暹虽几次要求顾写点什么，而顾“翻阅再四，无可言，盖菊老跋尽极矣！”5月30日，顾访张元济，送去赵世暹南京寄来的书件。同年6月27日赵世暹来沪在顾的陪同下拜访了张元济。宋本《金石录》公藏始末三位关键人物，终于相聚畅谈为快。

关于宋本《金石录》入藏北京图书馆，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参与其事，发生又一段传奇经历。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1951年5月他正在上海视察工作，得知其事原委及购藏者拟捐赠的意向，十分高兴。不久由顾廷龙将书交到他的手上，郑欣喜若狂。6月11日，他视察工作结束启程回京，他对《金石录》书邮寄不放心，亲自随身携带上了火车。此事当年轰动一时，著名老记者兼学者张友鸾、张慧剑，年轻记者黄裳等人，都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采访。而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老学者马衡在当年6月16日日记中也欣喜异常地记道：“西谛甫归自上海，此次自沪秘籍有北宋龙舒郡斋本《金石录》三十卷，自来未见著录，有唐伯虎印。”郑振铎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专栏文章《漫步书林》中有《余象斗：列国志传》一文，特别提到：“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郑振铎代表国家表扬了赵世暹等人。后来，甘家还索性把所剩书籍、刻版、框架等装了整整三卡车，统统捐献给南京图书馆，受到当地政府的表彰。据国家图书馆档案记载，1954年赵世暹又向国图捐献宋本《金石录》夹板一副，此为后话。

1983年，中华书局将宋本《金石录》影印行世，列为《古逸丛书三编》第二种，前有冀淑英撰《说明》，后附张元济题跋等手迹。数百年绝迹之品始得化身千百，广播人寰。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为这一部绝代珍本显世做出过贡献的多位学者的辛劳。

2012年12月于上海
（本文与丁小明兄合撰，原载《文献》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