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现代中国，舆论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广泛使用的跨文本概念，影响着世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决策。执政党的施政纲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政治家的演讲、学术研究的论著、组织的公关活动、普通人的日常交谈，我们都会频繁地看到、听到或者说到这个词语。在使用舆论这个能见度、普及度较高的概念的同时，中国人还会在其后面再加两个字：监督、压力或导向，即舆论监督、舆论压力或舆论导向。因此，从舆论与其他语词的组合上看，舆论暗含着一股可发挥强制性、约束性、导向性作用的力量性的事物。

在现代中国人的认知范畴中，舆论俨然代表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力量，蕴藏着对某个对象的威慑力，较多时候还会理解成为一种反抗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的隐性权力。处于不同立场的现代中国人，可以选择“围观”舆论，或者选择“制造”舆论，高明者“应对”舆论，“化解”舆论，失策者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任其翻滚。不禁要问，舆论到底为何方之物？当舆论风暴即将来临或者已经来临时，不同当事者既惊，又惧，成也舆论，败也舆论。从学理层面，我们首先给出如下一个二元分立的疑问：舆论力量仅是一种理论的建构，还是现实中果真存在的客观之物？

新闻传播学界的标杆式人物李普曼在1922年泼过一盆冷水，新闻只不过是人们头脑中的图像（picture in the mind），人们的舆论指向只不过来源于新闻建构的虚拟环境（pseudo environment）之中。国内学者黄旦与李普曼形成某种呼应，认为舆论“没有可能”，指出“人所神往的舆论，就这样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如神将大地悬在虚空”。然而，陈力丹提出的舆论八要素，使得抽象悬空的舆论有了一个具象的分解过程：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舆论的客体是事实、事件或公共事务，舆论的本体是公开的意见，舆论的数量即是一致性程度，舆论的强烈程度分为行为舆论与言语舆论，舆论具有持续性（或者“舆论的韧性”），舆论的功能在于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藏地影响舆论客体，舆论的质量在于含有理智与非理智成分。在于舆论可能与不可能之辩之中，伴随着“舆论的力量”某种程度的质疑性消解式的学术声音之外，更多地还是对舆论现象及其运作相当地着迷，多数学者们力图揭示其“时而沉默，时而爆发”的不可确定性的内在规律。

有趣的是，与公理、民主、人权等一系列颇具现代感意味的概念不同的是，舆论并非是19世纪中叶以降近现代中国引入的新名词、新术语。国内学者考证，舆论在中国古来有之，在各朝各代都被一定程度地使用。学人依据“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的记载认为中国的舆论思想与实践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三国时期，曹魏谏臣王朗上书文帝的奏疏中有“惧彼舆论之未畅也”一说，其意思是指谨防舆人对圣旨不解而议论纷纷。《梁书》记载：“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该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一个行为的褒贬评论，要么自我评判，要么听取他人的意见（舆论）。又如，《左传》记载，郑国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云云。及三年，又诵之云云。《明史·河渠志》中记载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进言皇帝时说道：“臣博采舆论，治河之策有四：一曰疏睿；二曰扼塞；三曰用人；四曰久任”。舆论一词到了清代，就连乾隆帝本人在上谕中也会使用：“谕，柴大纪种种款迹，德成自浙江回京，传问既有确据。琅干身膺巡抚，于柴大纪乡评舆论岂竟毫无风闻。”

正是由于舆论本身并非一个生造的外来词（这一点和近现代中国大批量新词的涌入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使得研究者往往可以便利地在现代化语境中，将舆论这个概念与旧有的古老现象与事物进行思想上的勾联与响应。例如，林语堂最早系统地用英文著书认为中国新闻舆论史首先始于歌谣，其次是联名请愿和向朝廷呈送弹劾的奏折，称这些都是中国舆论力量的有力佐证。候东阳进一步认为聚议、讲学、上疏、著说、图谶、歌谣等属于古代的舆论形式，古代舆论虽然不发达但丰富多彩，是君主专制制度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机制。此外，不少学者将谏诤看成一种特殊形态的舆论，谏诤本身即是舆论的核心部分，论证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舆论发展史不可忽略的一个必经形态。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一直追溯到宋明清，把《春秋》《左传》《国语》《战争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史鱼尸谏》《董狐直笔》《崔杼杀史》等典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等都扩充式类比为古代舆论来解读。

中国近现代学者倾向于对舆论与古代的民谣、谏诤、清议加以联系起来研究，一方面力图说明中国舆论思想与舆论实践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可以与西方民主思想下的舆论实践相媲美，另一方面借用历史上舆论力量反抗专制权力统治的辉煌篇章，间接指导当下的舆论思想与实践，或者曲折批评当下的舆论现状与政策，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学者文人惯常使用“借古讽今”“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然而，古代舆论并非完全如同学者所理想建构中的那么的完美无憾，那么的推崇备至。事实上，根据《辞海》词条，“舆”有六种基本含义：①本谓车厢，因即指车。《老子》：“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又转义为轿子。如：肩舆。②乘坐。《汉书·严助传》:“舆轿而隃岭。”③扛；抬。《礼记·曾子问》:“遂舆机而往。”④众。如：舆论；舆情。《汉书·陆贾传》:“人众车舆，万物殷富。”⑤地。见“舆地”、“舆图”。⑥中国古代对一种奴隶或差役的称谓。《左传·昭公七年》:“皂臣舆，舆臣隶。”孔颖达疏引服虔曰：“舆，众也，佐皂举众事也”。综观这六种“舆”的基本含义，似乎贬义意味较为明显，至少没有褒扬之感。此外，《辞海》中对于“舆人”进行了三个基本含义的概括：①造车舆的工人。《考工记·舆人》:“舆人为车”。②众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③古代职位低微的吏卒。《左传·昭公四年》:“舆人纳之，隶人藏之”，舆人的形象根源于体力劳动者车夫的形象，地位限于车马卒的卑微身位。

由此推之，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内，“舆论”的核心思想本义定格于智识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的人的意见。换作较为中性的表达是，基数最大的底层民众的看法、想法与说法。仅从此层意思考察，现代中国的舆论内涵与传统中国的舆论内涵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以普通民众的名义汇聚出的一种声音与论调。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表象上的延续。众所周知，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一种本质性裂变，这种本质性裂变既是体现在观念理想层面，也体现在社会结构层面，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民众意见不再是一种被动地需要安抚的受控之物，而是一种带有主动意愿与高能姿态的变数之物。因而，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语境中，从远古走来的舆论，已经蜕变成为一种携带现代性因子的新生活体，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暧昧的、多面向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得对舆论各异的理解交织纠缠在一起，使得舆论之物象如同魔方棱镜一般变幻出难以意料的各色形态，特别是传播媒介技术的发达与普及，长期以来专制者控制社会意识的主观条件与传播渠道狭窄的客观条件的双重受限下的底层声音——舆论，其分贝越来越高，其发声通道越来越多，其演变显得更加的摇曳多姿，捉摸不定，进入现代语境的舆论，有一种“转基因”的再生之感。

当某个概念、事物或领域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神秘或暧昧的想象时，首先说明我们对它并没有完全透彻的科学认识。一番分析之后，一系列问题更加凸显在我们的面前：现代中国是如何认识并思考舆论现象与舆论理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不同时代条件下的舆论思想是否各不相同？现代中国是否对舆论存在某种程度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是否赋予舆论这个概念一定的社会理想与政治想象？舆论、公论与民意是否具有同一性？舆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是如何与西方民主思想交配在一起，形成一种暧昧复杂的意念或所指？对舆论理解的不同思想底色如何涂抹产生的？又发生了哪些偏转与演替？

在上述疑问的推动下，本书将力图用历史眼光与本土视角去重新追导、考证与思辨近现代中国的舆论思想变迁的内容与特点，力图还原舆论思想，及其思想资源与派生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揭开这个近现代史中被复活与重写的语词及其思想所携带着的神秘面纱。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随着我国现代化文明进程的推进而变得更为迫切了。因此，本书旨在研究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发展的条件、规律及趋势，揭示现代中国舆论问题以理论形式展示出来的整体性面貌。

从方法论的角度，为了尽可能深入地回答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这个难以掌控的宏大课题，主要尝试从三个学科视角展开研究：思想变迁的历史学视角，思想变迁的语言学视角，思想变迁的传播学视角。首先，将思想变迁视作为一个传播的过程，即在传播学视角的统领下，以纵向传承的史学视角为主，横向传播的语言学视角为辅；再者，既有史学宏大的叙事作为背景，也有传播学的中观考察，与语言学的细微考证。概言之，三者之间有主有次，有宏观也有微观，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共同构成一种立体式的观照三棱镜，既符合交叉式复合式研究前景，同时避免了单一学科知识视角的偏颇与限度。

鉴于上述的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框架与基本内容简要表述如下：

第一章考察何为现代中国，对现代中国进行题解。着力于对现代中国概念的思想价值与时间划分、中国现代史基本范式、思想研究的方法进行了研讨，试图在语言学转向、新历史主义、传播学等学术背景下，从方法论方面寻找一条复合多元的考察路径，定位于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语境范式，采用“大传播—小传播”交织补充的分期方式观察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过程。

第二章采取观念史梳理的方法，将舆论思想的研究推进到微观层次，避免因时代转换而误读思想家的概念。观念史的研究实质上是强调时代潮流中观念内涵的稳定共性与观念革新的时代整体性，在现代化语境下探讨舆论及其相关概念的语义变迁，研究舆论概念与其相似家族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关注舆论概念在观念内涵发生变化过程中如何与约定俗成之论及诸多疑问等发生横向互动，从而探究舆论概念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如何逐步地演化和巩固。

第三章以媒介演变为技术-时代背景，呈现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在媒介与时代演变的语境下的思维特征及逻辑框架。通过梳理前现代媒介、现代性媒介、后现代性媒介的技术条件与传播特征，强调不同的传播条件下，对政治与舆论的推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将媒介技术的演变与时代的演变的复线统一，从而交叉性观照传播科技-政治格局之间的某种历史巧合，分析媒介与时代、媒介与舆论、舆论与时代三组不同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继而在一种时代-媒介动态的视角下勾勒舆论思想变迁的轨迹。

第四章主要关注现代知识精英对舆论的研究与看法，试图回归思想现场，以思想家自身关注和思考的舆论问题为考察对象，历史地再现思想家自身的舆论思考逻辑并试图在清理重要概念和命题的过程中，把握不同时代及不同流派思想家在舆论观念上的相同、相通和互补之处，提升舆论思想的理论纯度。将解体后的士绅阶层划分为三个类别：学院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与党政知识分子，从而对不同类别的知识人与精英的舆论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知识精英与权力之间的远近关系决定着近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特点。距离权力愈近的知识精英愈倾向于对舆论进行操控，将批评性声音即舆论纳入权力可控的范围之内；距离权力愈远的知识精英愈倾向于放任舆论的发展，借助舆论的力量对权力进行解构。在控制与放任之间有一可供缓冲的妥协式的灰色地带，即为对舆论的引导，这一般会来自较为超脱的学院派精英的思想。

第五章横向考察来自于对西方的思想因子的吸纳与消化，研究视角从纵向考察转向为横向考察西方舆论思想对中国的传播，以及现代中国对西方舆论思想的选择性吸收与排斥。首先对西方舆论思想以及学术论辩进行梳理，充分了解参照物的内容特点，然后从跨语际传播与新话语输入的角度观照近代中国舆论思想中西融合与冲突的过程，研究发现，西方传统时期的舆论思想对近现代中国告别皇权专制，追求民族解放发挥了强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但舆论概念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透明性假象，归入“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来考察更为合理，“强制性附会”成为近现代中国表述和认识西方舆论思想的基本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