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公精神形成的历史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都离不开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关公文化现象也是这样。关羽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具有其独具特色的历史背景。

首先，关羽的勇猛在《三国志》中有突出表现。

“白马之围”是《三国志·关羽传》较为成功地描写关羽英勇善战的故事之一：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

 

关羽在“白马之围”中的表现，是树立关羽英勇无畏形象的关键，也是后世之所以将关羽作为英雄看待的重要根据。在关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这一历史事件被无限美化，成为关羽演变成武神的重要因素。

为了体现关羽的神勇，后世还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的被杀，也写到了关羽的功劳簿上，如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中张飞云：“我也曾鞭督邮，俺哥哥诛文丑，暗灭了车胄，虎牢关酣战温侯。”不但是戏剧、小说如此，不少学者也深信此说，如宋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曾说：“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

北伐襄阳，斩庞德、擒于禁，逼迫曹操欲迁许都而避之，是关羽一生另一重要战功。

《三国志》本传载：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滥，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这是关羽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刻，在关羽短暂的一生中，很少有能够显示出其作为刘备、诸葛亮集团的重要人物认真贯彻刘备路线的军事行动。而这一次，因其与刘备联吴抗曹的整体思路基本一致，又得到了史学家陈寿“威震华夏”的高度评价，所以在历代关羽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不少论者认为这次战斗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是刘备集团匡复汉室的决定性战斗，是打败曹魏的关键战役，如果不是孙权对关羽实施了突然袭击，击灭曹魏当指日可待。

客观地说，关羽北伐襄阳的这次战斗，确实显示了其威武卓越的战斗才能，对于禁、庞德的打击，大大震慑了曹魏的军心，起到了打击敌人、宣扬军威、鼓舞军心的效果。同时，关羽选择北伐的时机，也较为符合刘备整体的战略目标，所以这次战役基本上是成功的。后代史学家、学者也大都看到了这一点，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但是，随着关羽文化的不断发展，历朝历代为了渲染关羽的英勇无敌，肆意夸大了这次战役的实际作用，把北伐襄阳说成是消灭曹魏、匡复汉室的重要转折，认为关羽被东吴所杀是导致蜀亡汉灭的直接原因 ，甚至于因孙权杀了关羽而被斥为帮助曹操的“汉贼”。这些认识都过于偏颇，夸大了关羽北伐襄阳的政治意义。

其次，关羽的忠义也受到陈寿等人的赞颂，得到时人的认可。

除武勇威猛之外，后世还把目光放在了关羽对刘备的忠义方面，这一点，在《三国志》中也有比较详细的描写：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裴注引《傅子》亦云：

 

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

 

在这里，很明显，陈寿及裴松之的态度是既表彰了不忘旧主、感怀新恩的关羽，又颂扬了曹操作为一代将领的宽宏大度。

在关公文化得以形成的漫长历史中，人们逐渐把认识关羽的目光由勇武转向忠义，并作大力提倡，其原因也主要得益于这段描写。

相对于关羽来说，陈寿对曹操宽宏大度的描写则很少有人顾及。实际上，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注释这段文字时，已经很清楚地赞扬了曹操的这些优点：

 

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遗憾的是，后人在大肆宣扬关羽忠义的时候，却把曹操的这种大度远远地抛开了。历史的偏爱最终导致了“红脸”的忠义与“白脸”的“奸相”的鲜明对比。

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不二，在《三国志》及裴注所记载的曹魏和孙吴政权的议论中都得到了说明。裴注引《蜀记》载孙权活捉关羽父子之后云：

 

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裴松之则引《吴书》说：

 

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

 

裴松之的这种判断缺乏根据，应该说，关羽被活捉后，孙权完全有时间去议定关羽的去留，作为刘备的一员大将，关羽被潘璋活捉之后，潘璋不可能、恐怕也不敢私自对关羽进行处置。因此，《蜀记》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是合乎情理的。

从《蜀记》的记载看，孙权及其臣下认为关羽对刘备是忠心耿耿的，认为当年曹操没有诛杀关羽是一大失误，并最终认为，为绝后患，关羽决不可留。

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不仅被东吴看出，当时曹魏政权中，也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三国志·刘晔传》载，黄初元年，刘晔为侍中，曹丕询问群臣刘备是否会为关羽报仇，众人均认为蜀汉弱小，关羽死后，已无力再战。独有刘晔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

 

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这种观点代表了曹魏政权对关羽的认识。

正是因为时人和后世对关羽忠义的肯定和赞颂，才使人认识到了关羽忠义的巨大价值，并进而成为统治者标榜的样板。

第三，关羽的忠义武勇得到了后世史学家和文人的称赞。

一个历史偶像的形成，除了它自身具有的基本因素之外，还需要靠许许多多外部条件的影响。具体到关羽这么一个文化样板的出现，不仅仅是他自身英勇无畏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这个复杂的大熔炉里，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表现着自己；面对纷乱的政治，每个人都在表达着属于自己的意愿，尽管这个意愿有时是不真实的。

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在思考关羽文化时，罗列出了历史上人们对关羽的钦佩和效法，其《廿二史札记》云：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刘晔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巴蜀……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于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而为人用者。”此吴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赵翼所罗列的大都是唐代以前的事例，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事情历代屡见不鲜，尤其是当关羽崇拜如火如荼、关羽文化形成一定规模以后更是如此。如北宋梁山泊农民起义英雄“大刀关胜”被视为关羽后裔而备受尊崇；元末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明末高迎样、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清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等，都把关羽作为自己奋勇杀敌的榜样和动力，把关羽作为自己取得胜利的保护神。这是关羽英武神勇的重要历史基础。

关羽的这种威勇也为历代文人所咏叹。

唐代郎士元（君胄）在其《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又作《壮缪侯庙别友人》）云：

 

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竟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裴回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勿复言，衔悲向陈迹。

 

董侹《重修玉泉关庙记》亦云：

 

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殉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

 

这些宣传与赞颂，都大大促进了关羽文化的形成。

关羽文化形成的历史因素，是决定关公精神赖以形成的最重要条件：唐前历史中，人们对关羽的高度评价，在战争期间、社会生活中对关羽英雄行为的效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景仰，共同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性的认同心态。当这种心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加上诸如统治者有意识地提倡的时候，关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迅速得以提高，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食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