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公精神形成的社会因素

除了历史因素之外，关公文化得以凝聚为精神力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关羽作为武将影响之下的社会心理需求。当关羽的英武故事广泛流传于社会，当关羽的英雄形象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当关羽作为义勇双全的偶像被人们效法、模仿，甚至于顶礼膜拜的时候，关羽就不仅仅是三国英雄关云长了，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一种文化因素，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又高高地映现于生活之上的形象了。这时的关羽，既可以成为救民于水火、保佑万民康乐的神灵，又可以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手段。这个时候，关羽就成为一个信仰了。

关公精神形成的社会因素，首先与民间泛神论思想有极大关系。

当年，关羽被杀害于临沮之漳乡 ，孙权把关羽的尸身留在当阳，将关羽之首级送到洛阳，交付曹操。聪明的曹操非常清楚孙权的意图，为了表示自己没有授意孙权，曹操将关羽的首级以诸侯之礼厚葬于洛阳。

且不说关羽的威名深为众人知晓，单是关羽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就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同情。因此，关羽被杀之后，荆州地区就形成了规模日益庞大的关羽祭祀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是在中原地区葬其首级的洛阳，而是在关羽被杀的荆楚地区，这与中国古代诸神崇拜的民族心理和荆楚文化中泛神崇拜活动密切相关。

据史料记载，荆楚地区自古以来盛行奉祀神灵，且遍布民间。

据王逸《楚辞章句》解释屈原《九歌》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鼓乐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

 

这是说屈原作《九歌》之时，看到并借鉴了楚地民风，借祀神之乐，表达心中怨苦。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有“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等类似的记载。

今之学者马茂元在《楚辞选》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

 

像《九歌》这一类型的祭神乐歌之流行于楚国，并非偶然，事实上它标志着南方的文化传统，是楚国人民宗教形式的一种巫风的具体表现。所谓“巫风”，是远古人神不分的意念的残余，指以女巫主持的祭祀降神的风气。

 

马茂元先生不仅解释了楚地巫风的原因，还介绍了楚风的发展：

 

巫风起源于远古，到了殷商时代更大大兴盛起来，所以伊尹有巫风之戒。周人重农业，崇尚笃实。开国之后，周公制礼作乐，一切祭祀典礼，都有了明白的规定，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可是，人神之间的界限，却划分得清楚明白。因而在周所直接统治的北方，巫风渐渐衰减，但长江流域，甚至黄河南部地区，则仍然盛行着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生活。

 

正如马茂元先生所说，荆楚地区因其文明较为落后，存在着远古先民遗风。这种风气影响到了后世，明显地表现在泛神崇拜方面。也就是说，在荆楚地区，不管是什么人物，只要其有一定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那么，当他死亡以后，就有可能成为民间祭祀的神灵。这种情况尤其在宋代理学思想兴起之前更是如此。所奉祀的神灵有时不仅仅是人，甚至是万事万物。在古代先民眼中，任何事物都是有灵气的，都有自己的主管神灵，“万物有灵”，或许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

因此，关羽死后，因其生前的巨大影响而被荆楚地区民众奉为神祇，既表达了对关羽的怀念之情，又表现出了希望关羽能保佑一方平安的愿望。《当阳县志》载，孙吴杀死关羽之后，“邦人墓祭，岁以为常”。明代《义勇武安王墓记》亦云：“距当阳治西五里许，旧有汉义勇武安王祠，王之墓亦在焉。王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以侯礼葬此，邑人祠而祀之，创而遂废者，不知凡几。”说明后人祭祀关羽的情况，断断续续从未间断过。

当然，在荆楚地区祭祀关羽的活动中，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该地区所祭祀的鬼神中，分为两个类别，一类为“善鬼”，一类为“恶鬼”，祭祀善鬼者叫“祀正”，祭祀恶鬼者叫“祀厉”，祭祀善鬼是为了让其保佑，而祭祀恶鬼则是为了避免恶鬼的恶行祸及民间。根据此类文献判断，关羽属于“恶鬼”之列，根据民间的推断，因其暴毙身亡，当有满身怨气，谁也招惹不得，否则将招来大祸。因此，为避祸免灾，人们便供奉起了关羽。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在唐宋文献中还可以找到相关佐证，如范摅《云溪友议》、宋洪迈《夷坚志》都有记载。后者云：

 

潼州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像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执令旗，容状可畏。

 

不管是哪一种形象，关羽最初在民间享有祭祀的情况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现象直到唐代以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到北宋时期，荆楚地区已经形成了遍布江淮各地的关羽信仰了。

关羽在民间由人而神的变化、甚至由“恶鬼”到“善鬼”的转变，反映了荆楚民众对关羽的接受，在人们的心目中，关羽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时时映现、无处不在的神灵。在荆楚大地，甚至中原民间，关羽最终成为了各方面的护佑神灵，如军队里的战斗之神、遇到灾难时的驱邪之神、保佑平安的守护之神，以及希望发财的武财神等。人们在心理上已经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这就是关羽文化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其次，皇权统治的需要也是促成关公精神形成的重要社会原因。

当民间祭祀关羽的风气逐渐传播开来，当关羽慢慢地由历史走回人间，变得越来越高高在上的时候，统治者便看到了关羽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精神财富和感召力量，从此，关羽便与皇权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

实际上，在关羽被神化，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历史人物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神祇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这种力量，就是统治者的统治目的和统治手段，可以说关羽的神化，主要是由皇权出于政治目的而有意造成的。关羽的忠义武勇，与封建的统治标准极为吻合，于是他们便大肆宣扬关羽，将关羽树立为一个楷模，号召民众效法、模仿。

满族入关之前就崇奉关羽，因为努尔哈赤就是按照《三国演义》了解并学会打仗的，把关羽当作“战神”来崇拜。入关以后，实行杀戮只能激起汉民族的强烈反抗，自康熙以后，把政策调整为剿抚并重，充分晓以大“义”，加速完成了统一中国的进程。由于“义”起到了关键作用，关羽便被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后代又将这一称号不断累加，而且关羽的作用也不断被扩大，消灾治病、驱邪避恶、诛伐叛逆、保佑平安，甚至升官发财、生儿育女，都可灵验。

关于清朝统治者对关羽的崇拜，我们看一下下面一段话：

 

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原，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遵崇蒙古之意；时以蒙古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专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

 

关羽竟能帮助清朝统治者羁縻盟友、安定边陲，由此可见其作用之大！

从统治者对关羽在佛教之中的被利用，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关羽崇拜的立场。作为外来宗教，佛教能够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与统治者利用宗教的思想有莫大关系。通过大量的民间传说、历史资料等可以看出，佛教从发现关羽，到吸收关羽为护法伽蓝，最终将关羽奉为佛教最高领袖，都离不开皇权或明或暗的支持，尤其是一些笃信佛教的封建皇帝，如智觊禅师与隋炀帝的关系，武则天对神秀的优渥礼遇等，他们相信，对佛教的敬奉，将有助于使百姓更加顺从，尤其是关羽作为义勇双全的武将，一旦成为佛教神祇，将完全实现佛教的本土化，那么，这种本土化之后的宗教，其吸引力是惊人的。

佛教之外，道教也对关羽大加宣扬，尤其是有宋一代，宋真宗、宋徽宗在治理国家方面虽然是无计可施，但是在迷信道教上却花样迭出。也正是宋徽宗的功劳，才彻底奠定了关羽在道教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