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绪论：近代文学研究草创期(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文坛还有另外一位卡利斯马人物，他就是所谓的日本浪漫派盟主保田与重郎。其人的命运恰好与小林氏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战争期间疯狂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者，甘为法西斯的走狗，以致战后遭到流放。撇开这些不谈，其文体也与小林氏形成对照。他完全解构了西式标点符号，创造了一种晦涩的似原日本语的书写体，或许这正是他在战争期间得以卡利斯马化的理由。因为他迎合了疯狂至极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期待视野。为了能够与柄谷行人继承小林秀雄文体之行为相拮抗，福田和也特意效仿了保田与重郎的书写风格。
需要特书一笔的是：战争期间，小林氏、保田氏们就文学艺术以外的领域，例如政治、战争等做过这样那样违背知识分子良知的评论，为有正义感的学者所侧目。不过，他们所关注的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问题，仍然给我们留下一些启示。在昭和初期，一提及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隆盛与如何迎拒它的问题去论证的，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战后。从该谱系中涌现出一位具有特殊资质的诗人兼文艺批评家吉本隆明，他也以睿智与多产逐渐成为卡利斯马式的人物。
假若我们感到日本的文艺批评比较怪诞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就吉本氏进行思考。由政治而宗教直至心理学，吉本氏无不涉猎。而且，假如从非学术的角度来看，吉本氏可谓日本文界鼻祖。他身上有许多其他文艺批评家不具备的特点。首先，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在大学求学期间，不要说文学，就连人文学都不曾专门学习过（这一点奥野健男也相同）。还有，他还曾肆无忌惮地放言：不读外语。其次，不去外国；再次，不当大学教师；最后，不涉足文艺杂志、报纸（短时间为报社供过稿），如此等等。学界一般认为，与其说吉本氏是文艺批评家，毋宁称之为“思想家”更为贴切。但是，在学术分工极度精细化的20世纪，思想家为何能够存在？柄谷行人从前在参与戏剧杂志《Chimaira》的座谈会时，也被追加上了“作家、思想家”这种莫名其妙的头衔。这些权且不谈，浅田彰曾评价说，吉本氏的《对语言而言，何为美？》“无法解读”；莲实重彦也指出，该书“作为一册书的必然性受到质疑”；柄谷行人在该书旧角川文库版导读中也评价它为“孤独的书籍”，即便在江藤淳去世之际，柄谷氏也毫不留口德。他声称，因为自己过去在读江藤淳，所以，就避免了成为吉本氏那样的人物；还有吴智英，一边著书《读书家的新技术》[54]，推荐吉本氏的《共同幻想论》，说它“内容很重要”，一边又讥讽说：“吉本文章拙劣”。
吉本氏的初期代表作中有《转向论》与《试论马丘书》。其中，前者以“转向”现象为论述对象，体现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该现象的拘泥与执着。于今而言，实属异常。他可能是出于对身陷囹圄12年仍然坚持“不转向”，战后成为日本共产党党魁的宫本显治的自卑感而发奋著述此书的。后者《试论马丘书》也是一部有趣却非同寻常的书，他将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太传》以法语风格称呼为《马丘书》，这就等同于矫揉造作地将被称之为耶稣的人物故意说成“解救”。自不待言，作者似乎想采取论述《马太传》的形式表达一些抽象的学说。花田清辉收录于《复兴期的精神》[55]中以《女性的逻辑——但丁》为代表的随笔群、柄谷行人的《论麦克白》、松浦寿辉的《折口信夫论》等等，都属于这种“声东击西式的评论”。花田氏的著述似乎是为了抵抗军国主义，读起来比较晦涩难懂；柄谷氏自称，自己试图通过《论麦克白》拿“联合赤军”说事；说到松浦氏的《折口信夫论》，更是令人如堕五里雾中，该书中从未言及索绪尔，居然有人说它是索绪尔专论。诚然，以上述方式著述，哪里还能容学术置喙？
回到前述话题，使得吉本氏卡利斯马化的是他于1966年出版的《共同幻想论》一书。在该书中，吉本氏破天荒地将《古事记》、《远野物语》设定为基本文本，试图在此基础之上撰写一部日文版的恩格斯式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在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概念，例如，诸如国家、共同体之类的共同幻想概念以及家族、形成男女配对的组合幻想概念等。其中，最为有魅力的最终还是“组合幻想”概念。当时，学术界尚未将恋爱当作研究对象。而且，后来社会学、文学将恋爱作为研究对象之际，竟神差鬼使地将吉本氏的如此组合幻想概念发扬光大了。
若将吉本文章拙劣当作问题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观测点当属他选择了《远野物语》作为基本文本。换言之，在吉本氏之前有一个先驱式的卡利斯马人物，他就是柳田国男。所以，在下结论说日本的文艺批评荒唐之前，我们要知道柳田国男、折口信夫或者说日本“民俗学”是荒唐的。
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文坛陆续推出了一套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系列丛书《新潮日本文学影集》。该丛书结构独特，以每位作家为单位，文本基本上以照片为核心。其中收录了柳田国男与折口信夫。这是为什么？诚然，折口氏曾经以释迢空的名义创作过和歌，也写过少量小说。但是，他并不是凭此资格入选的。另外，由有精堂出版的最新版本《日本文学研究资料新集》也是按不同作家分简章构成，其中也收录了柳田国男与折口信夫卷。
这两位都是“民俗学学者”，并非文人。假如“民俗学”也是学问的话，那么，原则上它应该被后学们给超越。可是，迄今为止，他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如何被超越的仍然没有明确表现，尽管这样，两人的全集已经被出成了文库本，进而，南方熊楠也挤进来凑热闹，世人无法考辨他们的“学问”究竟高明在何处或者何处有所不同。不知何时，他们自己反倒成了“研究对象”。诚然，在他们的言说之中也有康德研究或马克思研究，但是，哲学不像其他学问，新未必就先进。的确，在研究马克思之际，他们也兼顾到了现行经济体制的动态。但是，正如大月隆宽在《民俗学之不幸》（青弓社，1992年）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主业的民俗学反而被边缘化，其对象“民俗”在日本国内几乎消失殆尽了。因此，柳田国男、折口信夫们的文本被置于异常的状态：既是资料同时又是研究，有时他们还被当作崇拜对象。村井纪子、赤坂宪雄等人曾批判过柳田国男。可是，村井纪子文笔过于奔放，言语有些不着核心；而赤坂宪雄索性转变成了柳田国男的追随者。这样，曾经名噪一时的日本民俗学作为学问实际上被置于未完形的状态。例如，柳田国男晚年的著作《海上之路》中提到日本人的祖先为了探寻宝物从大陆来到了东瀛，但是，缺乏史实考证，最终沦为空想。尽管如此，当岩波书店将它收入大系后，大江健三郎竟然撰写导读，对其妄想的文学手法大加赞赏。这样就不可能成其为学问。先前提到的赤坂宪雄等人年轻时就已经被民俗学热误导，失去了学术辨别能力，甚至误将柳田国男氏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中的《恋爱技术的消长》当成了不可磨灭的大典。三岛由纪夫也曾对柳田氏极尽溢美之词，称其文笔颇具文学色彩。
折口信夫的文章也非常晦涩难懂。三浦雅士说过，“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几乎是文学的变种”。对此，莲实重彦断然批驳说，文化人类学是“文化”科学，断不可成为“艺术”[56]。但是，他根本没有涉及民俗学。言外之意是：日本民俗学独特，没有被“科学化”地误读。加之荣格心理学之类的神秘要素的浸润，使得人文科学的部分领域的确惨淡无光。甚至有人认为，吉本氏文章拙劣是与柳田国男一脉相承的。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江藤淳。的确，江藤氏在文体方面不存在诸如小林氏或吉本氏之类的不够鲜明的地方。而且，他也不像吉本氏或柄谷氏那样卡利斯马化过。不过，他人一去世，报纸上就会铺天盖地地报道，所以，是地道的重要文人。然而，江藤氏究竟写过什么呢？他给人的感觉是写了太多“文艺批评”之外的东西。例如，他创作过题名为《大海苏生》的低级趣味的长篇小说；从事过日本被占领时期的研究，相关文章有《一九四六年宪法——其束缚》（文春文库）、《占领史录》（讲谈社学术文库）等；因编撰《胜海舟全集》而派生出《海舟余波》（文春文库），并撰写了《南洲残影》、《昭和的宰相们》之类的政论性著作；编写自己的家族史，相关的作品有《一族再会》、《妻子与我》、《幼年时代》等；谱写自己的人生经验史，《美国与我》（文春文库）是其中的代表作；撰写过诸如《夜晚红茶》之类的大部头随笔；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诗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其博士论文《漱石与亚瑟王传说——关于〈薤露行〉的比较文学角度的研究》以及其毕生大作《漱石与他的时代》。
另外，江藤氏自幼丧母，为了逃避难以忘怀的对母亲的思念，他曾创作了自况意味颇浓郁的作品《成熟与丧失》，此作堪称极品，受到文坛与学界高度评价。还有其《近代以前》（文艺春秋）一书因尖锐地指出了近代文艺批评家只关注近代文学的盲点，而被公认为重要著述。可见江藤氏著述丰盈，涉猎广泛，是日本文坛鲜见的多产大家。不过，其著述中也是瑕玉互见的。例如，他像加藤周一、小林秀雄一样，就音乐、美术以及戏剧等并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作为跨时代的文化人竟然对日本的国粹歌舞伎不置一词，的确令人惊愕。江藤淳也没有像小林秀雄研究柏格森、柄谷行人研究马克思、其终生敌人大江健三郎研究存在主义一样，去接触西方思想家。也没有像同代人前田爱那样关注西方文艺理论。跟其同行平川祐弘相比，江藤氏也稍逊风骚，虽然两人同为文艺批评家，但是，后者既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又致力于近代日本比较思想史的探究工作，而且在意大利文学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厚的业绩。还有，江藤氏多置喙于日本现行政治，可是，他又不像日本文坛狂人石原慎太郎那样涉足政坛，尽管从年龄与资历来看，他都不逊色于石原氏。也不像中村光夫那样层出不穷地推出作家论。从研究的可能性来看，江藤氏完全有可能写一部高度评价谷崎润一郎的作家论，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有人说，江藤氏在进行占领史研究之际，身为文艺批评家，浪费了不少的能量。其实，从整体来看，他的确没有很好地分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没有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例如，他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撰写《漱石与他的时代》呢？其实，该著述虽然卷帙浩繁，但基本上是史料的重复累积，顶多只属于评传类作品。创作《大海苏生》似乎也没有必要。文学家人人都想写小说，但是，大凡学者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由于他作为文学家太过于“讲求大义”，结果，学界对之并不十分赞同。例如，福田和也在其评论《江藤淳其人》（新潮社，2000年6月）中提出了“江藤淳氏与文学之恶”之说，委婉地阐释了江藤氏写不出谷崎润一郎专论的原因。
江藤氏极其厌恶“战后”时代，尤其拘泥于战后日美关系中潜伏着的欺骗性问题。继承其如此问题意识的是加藤典洋。加藤氏的处女作《美国的影子》（讲谈社学术文库，2002年）便是以战后批判为主旨，以小岛信夫、江藤淳等文学家为案例，系统地解读了美国在战后日本文学中产生影响的实质。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两个颇有意味的问题：“何为文艺批评？”、“（日本）文艺批评家为何要拘泥于日美关系、日本的战后？”。事实上，早在1995年，时值战后五十周年之际，加藤氏就曾在《群像》上连载了论述战后日本问题的《败战后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陷入了“内向型自我”（保守派）与“外向型自我”（革新派）的“人格分裂”，为了向全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表示哀悼与谢罪，日本首先应该向本国的战死者表示哀悼，通过纠正“人格分裂”而重新将现当代日本人凝聚成完整的“国民主体”。他的这一论调立即遭到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高桥哲哉针对战后责任与“国民主体”问题，同加藤氏展开了著名的“历史主体论争”，对加藤氏的先内后外、先自己后他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并指出旨在消除耻辱记忆、主张优先哀悼国内战死者的自闭式“国民主体”的诉求，必将导致战争责任的进一步暧昧化。高桥哲哉一针见血地指出，加藤氏貌似折中的历史认识与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史观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