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近代文学研究草创期(3)

“实证”与“精读”，都不怀疑身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自身的确实性，质言之，作品是不证自明之物，它俨然存在于研究者共同体的面前，就“文学”这种东西的大框架而言，没有什么是值得怀疑的。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标榜“实证”，还是标榜“精读”，“文学”立场的大前提没有发生任何动摇。毋宁说，只要置身于如此对立图式之中，那么，试图超越“实证”与“精读”的对立格局之类的思维，就不可能出笼。如此一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态：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自身，在其存在基础没有受到质疑的前提下，“作品论”就被大量地生产出来了。若是只想止步于大学或者研究者共同体这样的学术团体内部，做些自给自足的工作的话，或许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位先驱研究者对如此封闭性研究现状唱起了反调，他将罗兰·巴特等人的现代思想加以借鉴、吸收，积极运用于文学研究，打破了三好行雄一手遮天的局面。

由“作品”而“文本”

此人便是前田爱。原本他的研究领域是日本近世末期思想，以成岛柳北日记研究为契机，打开了近现代初期实证主义研究的大门，并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他富于知性好奇心，对与文学比邻的各领域皆不遗余力地给予关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络绎不绝地被译介到日本的西方现代思想，对他而言是强烈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们已成为开展文学研究的新思维、新素材。他自己也通过读文学理论原典的方式，开展文学研究。他尤其对以洛特曼为核心的莫斯科塔尔托学派所提倡的符号学理论抱有浓厚兴趣，据此，他以都市空间为文本着手研究，聚焦从中切分出来的元文本，即以都市为舞台的小说群，掌握了解释、记述这些文本的方法。以此为抓手，前田爱撰写出许多历史性的著名论文，如，「たけくらべ」論「子どもたちの時間」、「舞姫」論「BERLIN 1888」、「上海」論「SHANGHAI 1925」等等。不久，这些成果的结晶又结集成为著作《都市空间中的文学》。

如上所述，前田爱在此书中采用的方法，可以说是通过美国渠道从欧洲引进的，主要消化、吸收了以法国、俄罗斯以及东欧等国家、地区的符号学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潮流，并结合自己的理解，对之加以创造性的建构、展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方法。事实上，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其理论展开中，有时会生硬地出现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人的见解，有时这些理论、学说又以完全消化、吸收的形态跃入我们的视野，激发我们思考。构成前田爱都市空间与文学理论核心的是，受巴特启发而生成的“文本”理论立场。将关于现实的都市空间的各种言说的集合视为文本，聚焦从中切分出来的、身为元文本的文学文本，并对其所表象的都市空间的特征进行探究。显而易见，如此方法本身就被赋予了因“文本”概念的扩张、发展而形成的特征。

前田爱在其《都市空间中的文学》一书的序论《空间的文本文本的空间》中，援用洛特曼的空间模型，指出了文学里出现的空间所具有的境界性。这一点发展成为了一种萌芽状态的新观点，即，可以“越界”去看文学的本质。后来，它变成了支撑前田爱叙事学理论的重要论点。不过，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也即，之于文学，若要表象“空间”，你不可能像造型艺术一样，一举呈现其整体，它是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徐徐显现的。所以，“越境”的确是需要如此“时间”性的行为。

要想阐明读者在读书过程中所体验的文学“空间”的性质，那么，就不能省去对读书行为中“时间”性质的解释、说明。自不待言，前田爱本人面对此类问题时，似乎总是能够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前提下，顺利地展开理论阐发。但是，“空间”与“时间”相互作用方才形成“作品”世界里的现象，发现这一点后，我们意识到，为此，我们不可缺失这样一个向度：必须解释清楚促使文学成立的、被称之为“叙事”的元素，其功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

前田爱在其遗作《文学文本入门》（筑摩书房，1988年）中，把它表述为叙事原型理论、极微故事理论。在原理上，他将叙事功能的性质加以高度抽象化把握，着重考察了普遍妥帖的“叙事”姿态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由于重病困扰，该书有些部分是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因此，未能明确详尽地说明其意图。但是，我们不难窥见，他的基本见解是，力图在言语纵横交错的、动态的联系过程中，具体地把握、记述文本的容貌。他曾试图回到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的原点，赋予文本更为具体的、整体的形象，但是，这里再次出现难以逾越的困难，也即，如何解释清楚作为文本力学根据的“时间”性问题、“叙事”的结构与功能问题。

由“空间”而“叙事”结构

凭借就《浮云》做出的惊艳解读[14]，小森阳一开始正式步入文坛主流。之后，他运用“叙事”结构理论，对一些文本进行详细的分析、大胆的推论，业绩斐然，很快受到学界的关注。幼小时代，他有通过俄语接受教育的体验，这成为他后来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武器。小森阳一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就迄今为止无人问津的日语中的人称、时制以及态等的表达方式，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分析。通过如此“叙事”结构分析，以及能够填补文本空白的推论，小森阳一完成了夏目漱石专题研究论著《「こころ」論[15]》，在主流学界引起轰动，甚至引发了「こころ」论争。而且这场论争居然把石原千秋、三好行雄等学界大家也席卷进去。

当时，各种有关“叙事”结构的理论著作纷纷被译介到日本，采用相关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呈现出一种热浪滚滚的态势。其中不乏生搬硬套外国方法，对外语语境下的文本分析手法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的现象。结果，招致人们对“叙事”结构分析方法的可能性产生了疑问。然而，小森阳一兀自开创的“叙事”结构分析理论，却得到前述各种理论、学说的支撑，其文本分析方法日益强化，最终获得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小森阳一以充沛的精力开展工作，就日本近现代文学做出形形色色的文本分析，对众多后学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东京地区的山本芳名、川津诚、岛村辉等，曾经受到前田爱熏陶过的东京大学研究生们，与小森阳一相互呼应。他们大多出生在1960年前后，思想活跃，学养丰厚。他们结成“国文读书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1987年，前田爱去世之后，他们奉小森阳一为领袖，继续深化前沿性学术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批年轻学者不断产出丰硕的成果。

90年代初，小森阳一等6位青年学者，开始系统梳理80年代匆忙引进的各类文学研究理论，他们力图以“文本”理论为中心，重新优化建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促使原本晦涩复杂的理论能够成为可供实际运用的利器。《文本解读理论》[16]就是其代表性成果。该书消化吸收了300余种理论书籍，具体列举了大量运用文本分析理论进行文本解读的案例，理论结合实际，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作为80年代理论研究集大成之作，它对此后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学人，长期形成影响，成为文学研究的必携书。该书中使用的概念、范畴、语言等成为学界广泛认可的通用话语。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三好行雄对“文本”理论持慎重态度，有时甚至发出尖锐的批判声音。1990年他去世后，从正面批判或否定“文本”理论的势力日渐销声匿迹。如此一来，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前半程暂时告一段落。20世纪90年代，“文本”理论仍然继续主导文坛，其实践与运用更为广泛地展开。与此同时，一些曾经年轻但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学者又开始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论探究工作，他们力图弥补此前被“文本”理论所忽视的维度。

90年代新潮流

“言说分析”与“文化研究”

除了“国文读书会”的研究者们之外，红野谦介也在近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用力甚勤。不过，与前者有所不同，他致力于推动关于20世纪80年代近现代文学中媒体作用的研究[17]。而且日本近代文学会的机关杂志《日本近代文学》第47集（1992）上，专门组织了一个名为《文学表现与媒体》的特辑。以此为契机，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文学周边环境中的“媒体”的状况。

此时，国文读书会吸纳了前田爱任教立教大学期间最后一批弟子金子明雄、中山昭彦等人加盟，继续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已经觉悟到自身理论建树方面的局限性，正试图另辟蹊径，在“文本”理论外部摸索出一条新路径。于是，他们注意到了红野谦介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初，以小森阳一、红野谦介、金子明雄、中山昭彦、岛村辉等人为基本成员的学术共同体结成，他们就明治30年代、40年代的媒体如何生成“文学”这一问题，持续性地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其间获得的成果，后来结集成为季刊《文学》的两个特辑。

其中，1993年，《文学》冬季号组织了一个题为《媒体的政治力》的特辑，刊登了前述成员的一组论文，主题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以报纸为核心的新闻报道界是如何编造言说的。这个特辑引起关注，好评如潮。受此激励，他们又乘势推出《文学》夏季号，这次特辑的名称为《媒体的造型性》，还是前述作者们缀文共襄盛举，主要探讨了日俄战争前后媒体的特征。

“国文读书会”的许多成员，以及包括红野谦介等人在内的“明治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此后继续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开展相关研究，1997年结集出版了《媒体·表象·意识形态——明治三十年代的文化研究》一书[18]。

此书出版的背景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英美文学研究为核心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令人瞩目。欧美世界围绕新闻报道界的言说编造，以及亚文化的形成等问题开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陆续被译介到日本。受此刺激，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了创新性研究，一改从前那种囿于文学领域的封闭性研究风格，走向广泛地探究“言说分析”、“文化研究”的新路子。质言之，《媒体·表象·意识形态——明治三十年代的文化研究》一书，就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界年轻的中坚力量对时代召唤做出的中期回应。

当然，虽说“言说分析”与“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新航向，但是，其内涵并未固化，具体的方法、路径也是丰盈驳杂的。在形形色色的言说中，不承认“文学”文本的特权性，这一前提是广泛受到认可的。但是，在实际作业层面存有疑问：究竟是将通过操作庞大的资料所获得的结论归咎于“文学”方向，还是将“文学”消解成普通的言说？对此，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持最激进立场的当数以山本芳明、大野亮司等为代表的一股潮流，尽管他们自身不愿被人相提并论，但是，在标榜剔除“文学”的“文学研究”这点上，可谓异曲同工。在他们看来，“文学”终究是带引号的东西，人们应该把它还原成一种社会现象，在同时代言说的流通体系内，探究其发生、维持并扩大的机制。因此，在极端的场合，例如，就像山本芳明的《石川啄木》论、大野亮司的《志贺直哉》论等著述那样，行文中一概不引用作品内容，只顾埋头于推理论证。另外，几乎属于同一年龄层次的研究者一柳广孝，与前者也属同一方阵。他以有关“狐狗狸占卜”、“催眠术”等文化现象的言说编造为主题，开展所谓的文学研究，可是，绝不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直接对象[19]。

与此同时，如此研究也日益增多：虽然手段并不极端，但是却将既往的“文学”概念相对化，为此，将“言说分析”作为方法引入研究。例如，岛村辉的著作《临界的日本近代文学》[20]的绪论中就引入了“言说分析”的方法，尽管作者本人自称：“那最终是为了强调作家小林多喜二表现意识的呈现”[21]。针对如此折中方法，也有人颇有微词，认为这是从激进的“言说分析”流派那里假借“言说分析”方法，去帮助既往“文学”概念，让它们得以温存，得以苟延残喘[22]。

就既往的“文学”概念，从“文本”外部重新探寻其轮廓，这就是“言说分析”。如此方法蕴含着解体“文学”特权性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过激的、危险的方法。因为“言说分析”方法，原理上不承认“文学”语言的特权性，这是“言说分析”的出发点或曰立场，这样一来，结果必定是，可以不采用所谓的“文学”研究的方式。使用“言说分析”的方法，分析也包含“文学”在内的语言现象，而记述分析过程与结果的语言，就根本不能保证其自身是“文学”性的。因为其分析的路径，记述的方法，都在质疑作为一切之前提的“文学”的不证自明性。自不待言，许多研究者是不情愿站在否定“文学”特权性的立场上的。果真如此的话，原本倾注创造热情的本职工作即“文学”研究，就会遭到全盘否定。然而，归根结底，对那些一边就“文学”开展创新性研究，一边又怀疑其自明性的研究者而言，无论他采取何种立场，也无法规避这个辩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