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近代文学研究草创期(2)
昭和前期的研究
一进入大正十年代，便出现了重新审视明治史的机运。一者，广义地看，它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兴盛有关；二者，狭义地说，它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造成许多文献资料烧毁遗失有涉。在各种思潮、动态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1924年吉野作造、尾佐竹猛等人创立的明治文化研究会所开展的活动，例如，其机关杂志《新旧时代》（1925年创刊，旋又先后更名为《明治文化研究》、《明治文化》）发行、《明治文化全集》（1927—1930年）出版发行等等。另外，木村毅的《文艺东西南北》（1926年）、《明治文学展望》（1928年），以及稍晚发行的柳田泉的《明治文学丛刊》（1935—1939年）等等成果，都是以该研究会为母体而催生，而且这些成果足以代表文学领域水准。还有，柳田泉的《明治文学研究》（1960—）被视为前述丛刊的全面改订版、增补版。另外，我们还不能忘记以下这些学者的学术贡献：积极配合明治文化研究会开展活动，致力于相关文献的收集、校订、解说并进行书志学整理等工作的齐藤昌三、神代种亮、石川岩；潜心管理成立于1930年的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新闻杂志文库、公开发行《东天红》（1930—1941年）的宫武外骨；与宫武外骨共事于同一文库、曾出版过《明治文学杂记》（1935年）的蛯原八郎；在同一文库工作的西田长寿，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出版过《明治文学研究文献总览》（1944年）等书的冈野他家夫；管理村上滨吉的村上文库、编辑了《村上文库书目》（1937年）的川岛五三郎；出版了《明治诗书总览》（1934年）的山宫允；出版了《明治大正歌书总览》（1941年）的小泉苳三；以及以《透谷全集》（1950—1955年）崭露头角的胜本清一郎，等等，他们都通过个人平凡的努力，为近代文学研究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此外，本间久雄担任总编辑的《早稻田文学》杂志社，从1925年至1927年，连续发行七册《明治文学号》，如此出版策划收获甚丰，质与量都是划时代，也有力地促进了明治文学研究机运的生成。本间久雄与村松定联袂编辑的《明治大正文学研究》（1949—1958年）显然与《明治文学号》一脉相承。另外，自大正末期至昭和初年，出现了图书出版热。先是“圆本”畅销，旋即各类讲座类图书系列陆续涌现。其中，本间久雄等人出版发行了《明治文学名著全集》（1926—1927年），新潮社出版了《日本文学讲座》（1926—1928年）系列，其中有三卷讲述的是明治文学。这些都是先驱色彩的文化动态，十分引人注目。另外，日夏耿之介公开出版了《明治大正诗史》（1929年）。后来，本间久雄还完成了《明治文学史》（1935—1937年）和《续明治文学史》（1949—1958年）等著作。
能够与明治文化研究会及以早稻田大学为核心的研究活动比肩的，是以东京大学为大本营的日本国文学界自大正末年开展起来的实证性、鉴赏性、批评性近代文学研究。其主要业绩有：汤地孝的《樋口一叶论》（1926年）、盐田良平的《明治文学史抄》（1930年）、藤村作和久松潜一的《明治文学序说》（1932年）、福田清人的《砚友社的文学运动》（1933年）、藤川忠治的《正冈子规》（1933年）以及片冈良一的《现代作家论丛》（1934年）等等。
1932年，以东京大学相关人员为核心的研究机构明治文学会成立，该会的机关杂志为《季刊明治文学》（1933—1935年，后更名为《散页明治文学》、《评论》）。另外，东京大学国文学会的机关杂志《国语与国文学》（1924年创刊）发行了《明治文豪论》（1932年）和《明治大正杰作论》（1935年）等特辑号。稍后，岩波书店的《文学》于1933年创刊，至文堂的《国文学解释与鉴赏》于1936年创刊。这些日本国文学方面的杂志上也刊登近代文学的相关论文。久松潜一的《日本文学评论史》近世/最近世篇（1936年）、成濑正胜的《明治文学管见》（1936年）、盐田良平的《山田美妙研究》（1938年）、片冈良一的《近代日本的作家与作品》（1939年）、吉田精一的《近代日本浪漫主义研究》（1940年）等，也都是以如此导向为发脚点。
另一方面，自大正10年代开始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对近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蓧田太郎的《由历史唯物论看近代日本文学史》[9]（1932年）和《近代日本文学研究》（1934年）、渡边顺三的《由历史唯物论看近代短歌史》[10]（1934年）等等论著公开出版，在学界引起关注。其次，1932年，神崎清、山室静等人创立明治文学谈话会，他们标榜反学术主义，在其创刊于1934年的机关杂志《明治文学研究》上，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颇高的作家特辑，内容主要涉及北村透谷、石川啄木、二叶亭四迷等等。平野谦、小田切秀雄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该会的影响。
1935年前后，早稻田大学也诞生了明治文学研究会，并创刊了不定期发行的机关杂志《明治文学》。稻垣达郎在1941年之后创造的业绩，换言之，自其论著《作家肖像》之后，所有的成果都是以该会为母体生产出来的。此外，冈崎义惠在推出《日本文艺学》之后，致力于文艺学建构，其论著《日本艺术思潮》（1943—1948年）深度探究了昭和十年代的文艺思潮，堪称学界一大收获。自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社会跌进所谓“黑暗的谷底”，学术世界里的近代文学研究，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出现了沉滞的倾向，只有少部分人在继续开展朴实的研究活动，这一点，透过当时的文献可以窥知一二。例如，岩上顺一的《历史文学论》（1940年）、中野重治的《齐藤茂吉笔记》（1942年）、早年著述过《现代日本文学序说》（1932年）的唐木顺三的《鸥外的精神》（1943年）等等，都堪称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成果，被公认为批评方面的主要业绩。还有，1940年，高见顺、平野谦、涩川晓、野口富士男、矢崎弹、稻垣达郎、川副国基、吉田精一等等创立了大正文学研究会，《芥川龙之介研究》（1942年）、《志贺直哉研究》（1944年）等等，是该会代表性成果。
昭和后期的研究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给近代文学研究带来巨大转机。战后的文学研究有这么几点特征：第一，一些批评家集结在《近代文学》（创刊于1946年）杂志周围，积极尝试重新探究近代文学乃至文学史的路径与方法，形成了文坛的有生力量。第二，以《新日本文学》（创刊于1945年）为阵地的一些作家、批评家潜心发掘并重新评价人民的、革命的文学，他们的工作也广受关注。这两种势力对战后派的研究者们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取得的批评业绩非常丰赡，例如，平野谦的《岛崎藤村》（1947年）、福田恒存的《作家的态度》（1947年）、荒正人的《败犬》[11]（1948年）、小田切秀雄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1950年）、中村光夫的《风俗小说论》（1950年）、濑沼茂树的《近代日本文学的成立》（1951年）、伊藤整的《日本文坛史》（1953年）等等。第三，来自近代史学者阵营的明治文学史研究异常活跃；第四，外国文学研究者与国文学研究者相互合作，积极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第五，自昭和前期就向外界推出成果，声名显赫的大家、前贤学者，以及与他们几乎同年龄层的学界巨擘们的业绩不可小觑。例如，吉田精一的《自然主义研究》（1955—1958年）、盐田良平的《樋口一叶研究》（1956年）、笹渊友一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1957年）和《〈文学界〉与那个时代》（1959—1961年）等等皆堪称扛鼎之作，有了这些标志性的成果，说明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主义得以确立。第六，由于受到大气候的熏染，近代文学研究者队伍快速增容，伴随着人数的增加，研究领域的分工也日益精细。开展日本文学总体研究的团体主要是成立于1946年的日本文学协会等社团组织。值得特书一笔的是，1948年，中岛健藏、太田三郎等人发起日本比较文学会；次年本间久雄、胜本清一郎、稻垣达郎、成濑正胜、吉田精一、川副国基、杉森久英、村松定孝等人创立近代日本文学会（后更名为日本近代文学会）。这两个学会分别利用机关杂志《比较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创刊于1964年）等平台，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并不断向世人推出成果。1962年，通过高见顺、伊藤整、小田切进等等文坛、学界诸多有识之士的通力合作，日本近代文学馆成功创建。1959年，战后派研究者促成的近代文学恳谈会也为学界送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关于这一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尤其值得推荐的有学灯社的杂志《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的研究》（1956年创刊）的特辑号《近代日本文学研究史》（1961年10月）与猪野谦二的《明治的作家》（1966年）中收录的《明治文学研究史略》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的近代文学研究
据岛村辉分析[12]，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新动向，突出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理论的摄取、消化以及吸收上，正是在汲取文化理论的合理养分的基础之上，实现了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重新建构。
实证主义与精读文本之间的对立
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叶，围绕日本近代文学的言说主体，单纯地说，可以概括为这么一个构图：“实证学者”对“评论家”。前者工于实证文献资料，进行“人与作品”的传记研究，后者则将重心置于批评者的主体性上，以开展作品论、作家论见长。假如说，前者的代表是以森鸥外研究著称的长谷川泉的话，那么，后者的旗手则非平野谦莫属了。而片冈良一、吉田精一等等草创期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他们一方面已经意识到“实证学者”与“评论家”们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又要坚守自我，与他人相对区分开来。因此，围绕文学研究的方法，这些前贤大家们要与众多对手恶战苦斗，结果，反而培养出了一定规模的年轻的研究者族群。这些在战争中或战后时期身为大学生的年轻研究者们，以集团作战见长，在20世纪60—70年代，集中产出一批批研究成果。代表性人物有越智治雄、野村乔、平冈敏夫等集结于《文学史会》旗帜下的青年翘楚，其中，尤其大放异彩的当数三好行雄。
三好行雄是东京大学文学部国文科最早引进的近代文学专业教员及研究者，他一直在有意识地探究学术主义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研究立场。他的系统探索，最终在60年代末开花结果，其精髓集中体现在其作家论成果《岛崎藤村论》（东京：至文堂，1966）和作品论的集大成之作《作品论的尝试》（东京：至文堂，1967）这两部论著之中。直至今天，三好行雄这一时期开展的工作，一直对后学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他主张，要精细地解读作品结构，讲求卓越的逻辑性，以便将作品的内涵与外延引向深入。其方法之精妙，文体之华丽，催生了许多追随者、模仿者。而且，三好行雄对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也能够基于研究者的立场，不问何种文类，一概积极关注。他的认识论及方法论，不是囿于“近代文学之研究”对“现代文学之批评”这一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理所当然地广泛地将二者冶于一炉，从“近现代文学”的连续性发展的视野看待文学。在这种意义上，出于学术见地，在考察“近现代文学”之际，我们无法忽视三好行雄的立场。
三好行雄的如此方法论与文体，尤其是直接地、肯定地提出“作品论”命题的立场，后来遭到了实证学者阵营的诟病，被揶揄为“仅凭一册文库本小书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对此，三好行雄反唇相讥，他指出：“如果认为作品论其本质是着眼于作品内部的作业的话，那么，在尝试追问作品论之方法之际，也必须问及批评主体何时何地会飘然置身于作品的外部？”[13]，可见，虽然他对作品论的作业性质作了限定，但是，否认了“作品论”是作茧自缚、没有出口的封闭性把戏。然而，不可否认，由于三好行雄培养了一批形神兼备的追随者、模仿者，因此，这一时期“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被定格于“实证”与“精读”的对立格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