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人们回归自然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传统中医药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自然、安全、有效的临床特点正越来越多地被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中医药在海外影响力日益增强。截至2006年，中医药已经传播至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针灸师超过10万人，注册中医师超过2万人，每年约有30%的当地人、超过70%的华人接受中医药保健治疗（王尚勇、孔丹妹，2006:5）。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开设了中医针灸学校，在美国，有70多所中医、针灸学校，学制也由过去业余制、半日制改为全日制。在澳大利亚、英国、泰国都在正规大学里设置了中医针灸专业（同上）。同时，我国传统瑰宝——中药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追捧，不少企业在中药出口模式、药品注册等方面探索出成功经验，中药国际化道路越拓越宽。2008年，世界草药市场的总价值已超过600亿美元，每年以10%的速度快速增长，欧洲有60%以上的人使用传统草药，占全世界草药市场44.5%的份额。

中医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国外主流市场。在美国，中医药被归为补充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一类。1992年，美国国会成立了非常规疗法办公室（Office of Unconventional Therapies），也就是后来的补充医学办公室，并于1998 年在补充医学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补充替代医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在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说自己曾经看过一定形式的补充替代医疗，每年看补充替代医生的人数甚至超过看首诊医生的人数（Institute of Medicine,2005:34 35）。2000年3月，为了回应公众对健康的需求，美国总统和国会批准成立了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The 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olicy），其任务是制定立法和行政建议，充分发挥整脊、针灸、推拿、草药、营养以及身心疗法等补充替代医学的作用，为公众健康服务。该委员会于2002年3月发布了《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最终报告》（The White House Commission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olicy, FINAL REPORT，March 2002），该报告要求增加补充替代医学的协作研究和发展，将安全有效的补充替代医疗和产品引入美国常规的卫生保健中去，对补充替代医学从业人员进行再教育和认证，为医疗保健人员和公众提供可靠有用的补充替代医疗信息等。2006年12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补充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中认为中医药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是补充替代医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补充替代医学中心（NCCAM）把“补充”医学解释为与常规医学并存，而“替代”医学则是用来代替常规医学。2014年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以《中医药在美渐入佳境》为题报道了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蓝岭山区深处的“蓝岭中医中心”，该中心创建于2006年，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家非营利性社区医疗机构，主要为民众提供健身武功、推拿、针灸等与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辅助治疗服务。据该报报道，目前，全美50个州中已有44个州批准颁发针灸执照，上百所中医针灸学院也在提供3～4年的课程，毕业后可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德国，1991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创建了魁茨汀中医医院，成为欧洲最早被当地医保认可的，并同时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的中医医院。2013年6月北京中医药大学与德国迪根道夫应用科技大学的合作，对外输出中医教育、传播中医文化。

在捷克，2015年6月17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和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市大学医院合作建立中捷中医中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捷克副总理别洛布拉代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等共同出席揭牌仪式。该中心的目标是成为一家为整个中东欧地区提供中医药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的健康中心，同时将在教育和科研领域发挥作用。

以针灸为代表的世界中医药热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各国人民对中医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外留学生来到中国的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药的知识和文化，比如来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在校长期留学生保持在千人以上，短期留学生每年也达1000余人次，这些留学生分别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或地区。

另外，我国还在海外设立了以推广和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宗旨的中医孔子学院，它以中医药为切入点推广中国文化，进而推动中医药学的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它力求通过汉语课程和中医药普及课程，在国外传播中医知识与中国文化，是国际中医药文化推广和传播的重要基地。目前，我国已在全球范围内，先后与英国伦敦南岸大学（2008）、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2010）、日本兵库医科大学（2012）和美国奥古斯塔大学（原佐治亚瑞金斯大学）（2013）建立了四所中医孔子学院，其国内合作院校分别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及上海中医药大学。

以上仅列举部分中医药国际化的事例，但已足以说明，中医药在国外越来越被认可，体现了中医药对外交流与输出的广阔空间。中医药要实现有效地走向世界的目标，除了中医药本身的疗效以外，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对中医药的翻译推介，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能够开展中医英语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中医英语翻译专门人才。

中医翻译人才培养，核心是发展其中医翻译能力。近些年来，中国翻译界已经认识到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开始关注翻译能力的培养问题（文军，2004；马会娟，2013；苗菊，2006等）。但翻译能力的研究总体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专业领域（如法律、医学等）中译外的翻译能力模式与发展方面还处于相对的空白阶段。马会娟（2013:2）总结了国内外翻译能力研究的重点，认为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翻译能力的性质、构成、特点以及翻译能力习得的过程，构建翻译能力模式；②从翻译教学的角度探讨翻译能力的构成并对其进行评价；③对翻译能力研究的模式进行梳理，尝试把翻译能力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教学法、教材开发、教师培训以及翻译测试等。国内翻译能力研究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关注翻译能力与翻译教学的关系，认识到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是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和目标，并尝试对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界定；②借鉴国外有关翻译能力的研究成果，提出旨在以培养翻译能力为目标的翻译教学模式；③基于翻译能力的翻译测试研究（马会娟，2013:3）。马会娟（2013）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汉译英翻译能力模式，并探索如何发展学习者的汉译英能力。国内学者的有关翻译能力的研究，有着自己的优势，但与国外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对于专业领域的翻译能力研究基本还是一片空白。过去，国内翻译研究重点主要关注在文学领域。诚然，文学翻译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对专业翻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比如法律、经济、医学（中医）等领域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要。所以对这些专业领域的翻译能力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

（2）对汉译英翻译能力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只有杨晓荣、王宏、马会娟等几个学者专门针对汉译英翻译能力的构成与发展做了研究，严重滞后于我国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现实需求和人才培养要求。

（3）对于术语能力也较少有学者关注。这主要也是由于我国翻译研究的视角大都以专业术语较少的文学翻译为主，较少关注具有行业特点的诸如法律、医学等专业领域的翻译研究，而术语翻译能力应该是专业领域职业翻译人员必备的能力。

（4）国内学者的翻译能力研究对于翻译伦理重视不足。肖维青（2012:55）认为原因之一是国内尚无相关的译者职业道德准则；原因之二是教师本身也轻视这方面的知识。但实际上，在翻译实践中，遵守行业规范、重视职业道德对于翻译职业是非常重要的。

（5）对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翻译教学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应用于专业领域的翻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