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继续，就相当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一切——诸如世界是否是三维的、精神有九种还是十二种范畴——都要位列其后。”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哲学家

存在主义者

抱歉我先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因为我从来都没办法坐着读加缪的这段宣言。事实上，我把这段话抄到笔记本里时，正躺在一条幽暗绝望的沟渠中，放眼望去，连一颗星星都没有。不过直至今天，我都仍然相信加缪的训诫是完全正确且至关紧要的。

如果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解决个体生命是否值得继续的问题——答案就隐藏在其中。（那些发自内心相信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到底有九种还是十二种范畴的人，可以不必往下读了。）

加缪这个观点的威力始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世界的生物当中，只有人类拥有思索和清醒地做出自杀决定的能力。对那些认为鲑鱼冒着千难万险洄游至产卵地也是自杀的吹毛求疵之人，我只能回答，我敢肯定鲑鱼这么孤注一掷，绝没有经过深刻的哲学思考。而一个人若是神志清醒、活动自如，而且还算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话，就可以自由地决定自杀，然后照做。

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这种可能性。理智上，我们知道自杀是一种选择，却很可能从未真正想过，不会坐在一个灯光晦暗的房间里，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问题中去。那太可怕了。

在继续往下说之前，有一点需要郑重指出，那就是加缪忽略了自杀问题的心理学角度，即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内心可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以至于自杀成了唯一的出路、唯一的解脱。而多数心理医生会说，这类人其实有别种选择，如药物和精神疗法。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会说有自杀倾向的人本质上就不是理智的——任何自杀之人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当然，加缪会说，诚挚地思索自杀问题就是极端理性的行为。

我认识一位父亲，他的大女儿在二十几岁时自杀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女孩都刻意与社会隔绝，大多数时候都自己一个人待在树林里。她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求她去看看心理医生，但是她对旁人的关切置若罔闻。她也没有留下遗言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自杀。很多人都因她的离世而悲痛万分。

她父亲伤心欲绝，离家出走了好几年时间。直到回来之后，他才看起来差不多接受了现实。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不光希望她还活着，更希望她能找到一个活着的理由。”这位父亲勇敢而又深刻地找到了这出悲剧的根源。

于我而言，对一个人思考自杀最决然和恐怖的描述，来自格雷厄姆·格林[1]那篇令人拍案的私人化散文——《墙角壁橱里的左轮手枪》（The Revolver in the Corner Cupboard）。

由于饱受难以缓和的空虚感困扰，少年时代的格林曾偷偷拿着哥哥的手枪，跑到伯克翰斯德的公共林地里玩俄罗斯轮盘[2]：他先装入一颗子弹，再转一下枪膛，然后把枪对准脑袋，扣下扳机。当只有一声咔嚓时（他每次玩都有），他会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快感，“就像一盏灯突然点亮了……我感到人生充满了无限可能”。

加缪当然不会建议玩俄罗斯轮盘，一个原因是，这种行为最终把是否继续活着这个重要的存在主义问题，交到了命运的手中。但是，格林的行为仍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展示了为什么直面自杀可以让人找到活着的终极理由，且不论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一旦决然地明白了生存与否是自己的选择之后，就会到达要么有理由活着要么没有的关口。模棱两可结束了，选择继续活着——选择生命——就成了创造自己生命意义的前奏。我们选择继续活着是有理由的，即便这个理由没有多明确具体，仅仅是“我不想死”而已。

当加缪在《局外人》（The Stranger）[3]中写下“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你就永远没有活过”这句话时，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同一个观点：人生的意义不能靠我们去找，而是要靠我们来创造。只有通过沉思自杀，我们才能彻底见证自己创造的意义。

注释：

[1]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评论家，他的作品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善于探讨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2]俄罗斯轮盘（Russian roulette）是一种自杀式赌博游戏，据称是因19世纪时俄国狱卒逼迫囚犯玩此游戏而得名。1978年上映的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让这个概率游戏推向了全球，以致后来的电影中经常会出现类似的场景：一群参加者轮流持握只装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旋转弹膛，将枪口指向自己的头部，然后扣动扳机。

[3]作者引用的出处有误。这句话实际上出自古典书局（Vintage Books）1976年出版的Youthful Writings，主要收集了加缪年轻时（1932-1934）的一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