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将会终结所有拥有感知力的生物的痛苦。这项工程虽然雄心勃勃，但在技术上切实可行。它不但具有工具理性，而且还是道德义务。”

——戴维·皮尔斯（1960-），英国哲学家

享乐主义者

老朽我经历过美国生活中几段“感觉好就是真的好”的不寻常时期，所以思考享乐主义时，会禁不住好奇当代的哲学家们是否与时俱进，跟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奢淫逸。哎，结果我发现，他们还真跟上了——而且远不止于此。

我认识一名年轻活泼的哲学系学生，经他介绍，我接触到了当代一位颇具前瞻性的哲学家和教主级人物——戴维·皮尔斯，也就是备受欢迎的在线读物《享乐主义的当务之急》（The Hedonistic Imperative）的作者。皮尔斯绝对是位令人振奋的思考者。他迫使我抚躬自问：生活中还有比每时每刻都感觉好到不能再好更有价值的东西吗？于是，皮尔斯先生被我收入了最近才重新翻开的笔记本。

皮尔斯那些观点的基本前提主要引自两位传统哲学家：伊壁鸠鲁和18世纪英国社会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从伊壁鸠鲁那儿引用的信条是，幸福的人生应该心神安定（ataraxia，没有恐惧）和无痛（aponia，没有痛苦）。从边沁那里引用的则是功利主义观点——一切行动都应以为最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为指引原则。皮尔斯认为，这两个原则不仅是不证自明的理念，而且还要求我们尽一切所能让全世界都充满幸福。

皮尔斯为享乐主义传统增加的是一个如何完成这一构想——创造一个人们永远没有痛苦、不会绝望的世界——的与时俱进（以及超前）的技术方案。他的理解是，“通过基因预先设定出比当下的峰值体验还要高出很多数量级的幸福梯度，我们的后代将会更具生命活力”。也就是说，以后时时处处都将洋溢着人们的笑脸。

这听起来全然就是科幻，但皮尔斯是纳米科技（利用单个的原子、分子制造各种设备，如电子线路）、基因工程和策划药[1]方面的专家。很显然，当我还在安静地品啜着伏特加汤力时，生物医学却在忙着为所谓的“情绪神经调节”，研究数量多到令人咋舌的新奇方法，包括经颅磁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修复、神经电刺激植入。

皮尔斯不但声称“终结所有拥有感知力的生物的痛苦”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且还非常自信地认为，这就在我们技术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在避开痛苦这个问题上，伊壁鸠鲁给出过他的蓝图，而皮尔斯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先进的新蓝图——高科技版的享乐主义——而已，但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

不过，考虑到人类状态的某些局限性，我的确很好奇皮尔斯的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我对纳米科技的全部了解，用一个分子就可以装下，但我倒是读过一点儿关于意识变异状态方面的文化史。

17世纪中期，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刚刚登陆英伦时，喝过茶的人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文章，歌颂这种“催眠品”[2]简直让他们欣喜若狂。有些人说喝过之后，连续几日都无法入睡，一杯这样的东西就能让他们兴奋不安、意乱情迷。根据18世纪一位评论家的叙述，由于喝茶很容易习惯成自然，所以没过多久，整个不列颠就养成了对茶的严重依赖。那么，为什么21世纪伦敦的普通女性一天喝五杯茶却看起来很淡定，远远没有达到狂喜的程度呢？因为以前的茶更浓、劲儿更大？

可能性不大。更可能的是，亢奋、恍惚、迷醉的状态总是相对于“正常的”意识观念而言，这个正常既是针对个人，也是针对他身处的文化。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所有英国人都养成了“茶的意识观念”。这倒不是因为那里每个人都喝茶，而是因为有足够数量的人喝过或者在喝，由此而来的意识观念成为了常态。从茶的意识中生发出来的文化影响着日常语言与人际互动，最终变成了成功的社交活动过程的一部分。假如几乎每个人都经常食用致幻蘑菇的话，“致幻蘑菇的意识观念”就会成为我们的常态。如果你在一个以致幻蘑菇为食的社会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他们的语言和通常理解的指示物，与你家餐桌旁的谈话是明显有区别的。这些吃蘑菇的人讲的是迷幻意识的语言，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你也很可能掌握那种意识和语言，而与你吃不吃蘑菇没有关系。同样的还有，电脑和社交媒体在我们还未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改变了我们文化的观念体系，影响了我们对于正常的注意力持久度和人际亲疏关系的惯常理解。

最终结果就是，后来人们就把茶（或蘑菇、电脑）的意识观念当成了一种正常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更高级或优秀的状态。与亢奋的感觉产生反差的是日常的意识；我们感觉到亢奋，唯一的途径是有东西能让你觉得比平时更亢奋。那位伦敦的贵妇要想感觉更欣喜若狂一点儿，就应该试试别的东西，比如，在喝茶的时间来一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但很显然，这只在某段时间内有效，因为一段时间之后，“苏格兰威士忌的意识观念”就会成为她之后的惯常意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天天都酩酊大醉的人并不见得是特别快乐的家伙。

20世纪60年代时，我的朋友汤姆·卡斯卡特和我曾经玩过LSD（致幻药）。有一次，汤姆突然不再兴高采烈地环顾四周，而是一脸严肃地宣布：“欸，人总是可以更亢奋一点的，对吧？”

答案非常令人痛心，那就是——可以，我们总可以更亢奋一些。我们能这么做的原因是，人在某个时刻只能具备一种意识，而不管这个意识是什么，都可以被超过。虽然我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但那些玩过致幻药的人对这一点的体会会更强烈。他们能亲眼看着自己的意识以及与这一意识联系在一起的狂喜感受从一个层面跳到另一个层面上，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令人头晕目眩的意识。事实上，在我们到达这条镜子长廊的尽头之前，大脑的尺寸限制会让我们停留在超验的轨道之上。

现在的关键是，知道我们总可以更亢奋一点，是很让人郁闷的一件事。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快乐的顶点，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点。那边总会有座更高的山。对于一个寻找终极快乐的人来说，这个认识无异于当头棒喝，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不过别担心，我们现在坐着的这座山头很快就会成为新的意识常态，而我们的幸福感多多少少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实验心理学家称其为我们“幸福感的设定值”。他们的研究显示，诱发的快乐对于我们的幸福感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他们所谓的“享乐跑步机”的论点认为，对于已获得的幸福感层次，我们会不断地去习以为常，所以最后又回到了我们情感底线的那个层次。

这个“设定值”理论既让我感兴趣，又使我迷惑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大家最终都会回归到某种底线情感的话，为什么有些人的底线会比其他人高呢？而且为什么有些文化的底线也要比其他文化高呢？

在不同的社会中，幸福的整体层次显然也不同。欧洲南部的人自我评估的总体幸福感要比欧洲北部的人高出不少。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要比德国人和荷兰人更爱笑，而且更能从日常的简单事情中获得快乐，比如享受一顿不慌不忙的午餐，无所事事地坐着闲聊，等等。（这很有可能就是北欧与南欧因欧元问题在经济关系上剑拔弩张的根源所在吧。北边的欧洲人认为南边的欧洲人太懒惰，南边的欧洲人则认为那些北方人根本不懂怎么才能活得幸福。）我曾在罗马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当时从报纸上读到过一则调查普通罗马人一天都被哪些事情所占据的报道，结果发现罗马人花在吃饭、打盹儿、闲扯上的时间要比柏林人多很多。而我最喜欢的一项数据是，普通罗马人每天会腾出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听音乐。这恐怕是享乐主义最无与伦比的状态了吧！

不管怎样，皮尔斯也不会接受这个设定值理论。他指出，抑郁的人服用百忧解（Prozac）后，会感到比没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之前好很多。而且大多数人只要继续服用，就可以保持住这种感觉。还有就是，大多数人都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比抑郁的时候改善不少，心中对这种药充满了感激之情。那么，皮尔斯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都吃药，或者干脆接受神经电刺激植入，让我们一直这么好下去？或者如皮尔斯所言，让我们“感觉比挺好的还要更好一些”？他坚持认为，我们的社会和精神分析学家为愉快感和幸福感设立的基点有些太低了。他写道：“如果我们重新调适自己情绪的标准设定值，那么就可以更成功地落实最大快乐的原则，到时候连边沁的那些狂想都得靠边站。”

但皮尔斯这里有点避重就轻。很大一部分服用百忧解的人需要不断增加剂量才能保证抗抑郁的疗效。那么，这有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后，他们用这种药物制造的快乐感的设定值开始让人又感到生活暗淡无光，甚至抑郁了吗？神经电刺激植入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皮尔斯并未完整回答幸福的相对性这个问题。

那好，再问一个：随时都感觉很爽的可能性有多真？若要快速回顾一下我这一生中那些最狂热喜悦的时刻，我会把性经历放在首位。但我想让自己的一生变成一个漫长的性高潮吗？哈，我可不这么觉得，而且我也不是从年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一辈子的性高潮不但会在一两个月后变成沉重的负担，更有可能变得单调乏味。我肯定会开始怀念那些不太热烈的情感。

但在这一点上，皮尔斯早就替我想好了。他声称，他的计划会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把我们的感受调整到某一时刻我们正好想要的程度。那么，当我们正处在某个人工合成出的情绪中时，就可以预先决定下一个合成制造的情绪了。我想，要我选的话，我会先来点儿纵欲狂欢，再来一段至福的小插曲。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皮尔斯这种“感觉很好”的乌托邦真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问题也仍然存在，那就是这是个好主意吗？

大多数人不会苟同，因为他们对这种人造状态首先就很反感。他们认为，如果你只是由于受了经颅磁刺激才感到快乐，那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事实上，这正是将大多数人和大部分老鼠区别开来的地方——老鼠们显然不会介意它们的快乐幸福是人为诱导的。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鼠类行为研究中，老鼠会持续不断地按下能刺激它们颅内快感中枢的控制杆，一直到昏死过去为止。而为了保持这种快感不间断，它们甚至可以不吃、不喝、不睡。

但人们在人造快乐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始终如一。举个例子，很多反对人造快乐的人，在一天的漫长劳碌之后，会给自己开个绿灯，喝几杯波旁威士忌“放松一下”。偶尔来点儿镇静剂也可以，或者下午喝杯红牛提提神。但是，经颅磁刺激？想都别想。那东西就是不正常。

在我迄今为止碰到的那些对人为诱导情感的批评中，最具说服力的来自乔治·桑德斯的短篇故事《逃离蜘蛛头》（Escape from Spiderhead）。在这个未来主义寓言中，主人公是某项实验的研究对象，该实验通过手术将一个叫“随身滴”的仪器移植到了他的后腰上，然后将可以改变思维和情绪的药物输送到他的体内。在一次实验中，他被安排和一个叫希瑟的女人同处一室。起初，他觉得这个女人很让人倒胃口，可一旦他身体里被压进去一种经过精准滴定的爱/性药物之后，他立即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希瑟也被下了药，于是两个人干柴烈火地云雨了一番。他确信，希瑟就是自己的完美伴侣、梦中情人。接着，他被人用药物实施了情感戒断，不再对希瑟有丝毫兴趣。随后，又被安排与一个叫瑞秋的女人重复同样的实验，结果他感到这个女人才是他唯一的真爱。男主角这样说道：

在我的脑海中，希瑟的双唇尝起来堪称完美。但很快，它就会被瑞秋的樱桃小口取代掉，我现在更喜欢这个味道。我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情感，虽然这些情感（我在自己意识的某个地方可以分辨清楚）与我早前和希瑟在一起时的感受一模一样，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希瑟对我来说就是一具一无是处的躯壳。我想说的是，瑞秋才是我的真爱。

至高无上的爱，找到求之不得的灵魂伴侣时的全然快乐，就这么被降格为一滴滴的药水。一旦实验对象知道这一点以后，即使他拥有的情感再强烈，他都会明白，他的爱终究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桑德斯的故事实际上绝妙地批判了那些虽没被下过药，但同样变幻莫测的人的心。）

从内心深处讲，相对于人造现实，我们最终还是更倾向于日常现实。哈佛大学已故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思维实验，名叫“体验机”（Experience Machine），希望判断出我们在选择日常现实还是人造现实这个问题上的站位：“假设有一架体验机可以提供任何你想要的体验。超级棒的神经心理学家可以刺激你的大脑，使你认为或感觉自己正在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或正在认识新朋友，或读一本有趣的书。但整个过程中，你其实是漂浮在一个水箱里，脑袋上插满了电极。那么你会一辈子都连上这个机器，预设好你的人生体验吗？……当然，你并不知道自己在水箱里，而会觉得一切都在真实地发生。……你会连上吗？”

结果，大部分参与这个假想情形的人最终都觉得，自己不想连上机器，因为他们希望真真切切地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仅仅拥有做它们的“感觉”。人们还是对日常现实有一种起码的忠诚，认为这才是唯一真实的现实。

但皮尔斯对那些人造快乐的反对者没多少耐心。他很愿意指出的是，麻醉药在19世纪中期开始被用在手术上时，人们也发出过强烈的抗议，认为它很邪恶。有个产科医生就坚决拒绝将“麻醉气体疗法”用在痛苦的分娩上。他写道，分娩之痛“象征的是最令人向往、敬佩和符合传统的生命力”，而麻醉剂并不是生命力的表现；它不自然，所以不正当。皮尔斯的这则逸事，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人类在面对新方法时那种与生俱来的执拗，但在我看来，却并没有切实回应我们对“真实”的日常现实的偏好。

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启发出的一个观点，可以有力地驳斥皮尔斯的这个美丽新世界。在阿道司·赫胥黎虚构的未来社会中，人们过着幸福无忧的生活，而这些全都要拜一种名为“唆麻”的麻醉药所赐。赫胥黎用辛辣挖苦的笔调写道，这种药“拥有基督教和酒精的一切好处，却没有它们的坏处”。好吧，有一个坏处，那就是服了“唆麻”之后，人会变得呆滞、懒惰和缺乏想象力。批评皮尔斯的人担心，他所谓的普遍享乐主义，造就出来的就是这种社会：从地球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一堆又一堆的木头脑袋。

基本上，这种“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的论据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各种情感（如挫败感、好胜心及焦躁不安），因为它们是发明之母，是进步之母，是人生长远观念之母——比如说，担心全球气候变化或者自然资源耗竭的人生观念。要是这些情感缺席的话，我们还一动不动地坐在这边心满意足、欣喜若狂呢，地球在那边早陷入一片困顿了。

但事实是，情况远比这个复杂。根据很多心理学家的研究，人们越开心，他们的友谊、婚姻、工作表现、健康和收入就会越令人满意。简言之就是，没有痛苦，但收获更多。

经年悲观成瘾的哲学家亚瑟·叔本华为我们提供了“没有痛苦”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观点。他信奉的是一种类似“没有痛苦，会更痛苦”的情形。叔本华认为，像皮尔斯所述的这种心满意足的世界，最终只会让我们变得比以前还绝望。他在《悲观主义研究》（Studies in Pessimism）一书中写道：“如果世界是一个奢华、舒适的天堂，土地上流淌着牛奶和蜂蜜，每个王子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公主的芳心，那么人要么会无聊死，要么会把自己吊死。”

或许在皮尔斯这种感觉良好的乌托邦中，某种深具存在主义的东西真的危在旦夕。大概我们还需要忍受一些痛苦，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吧——比如，意识到我们终有一死的那种痛苦，意识到我们的局限性和失败都在所难免的痛苦，意识到存在本身的诸多神秘之处的痛苦。没有了这类意识，我们就是些傻呵呵的动物，而我们的生命在存在主义的层面也将会空无一物。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阳光灿烂的话，谁还在乎存在主义的那些玩意儿。

有时候，皮尔斯那种人类能幸福美满的论点，看起来就像是享乐主义吃错了药，让人觉得他憧憬的更多的是一个疯狂的幻想世界，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都已不再是真真正正的人类。不过，也恰恰因为这一点，我才认为这位年轻的哲学家简直卓尔不群。因为在我知道的哲学家中，还没有哪一位像皮尔斯这样，能迫使我们思考享乐主义的根基——难道我们生命中想拥有的，就只有快乐吗？

对任何人生哲学而言，这恐怕都差不多算是首要问题了。

注释：

[1]策划药（designer drug）又称设计师药物、化合致幻药。这种药品的化学结构或功能类似于受管控的药物，如某些毒品或兴奋剂，但是经过了专门的合成和结构设计，可以避免在常规的药物测试中被检测出来。

[2]催眠（hypnotic）中的“眠”有一定的误导意义。催眠状态指的是一种意识恍惚的替代心理状态，与睡眠有着根本的不同，被催眠者并没有睡着，但是其自主判断、行为能力非常微弱，极易受到外界指示的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