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戈尔兹主动提议保管保罗和比尔的护照和居留许可证。这样一来，倘若警察正式要求EDS公司提交这些证件，EDS公司就可以让他们去找大使馆了。

另一方面，阿里·乔丹还可以借此同警察接触，查明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天晚些时候，护照和相关证件都被送到了大使馆。

第二天早上，布查登上飞机离开了伊朗。

加拉格尔打电话问大使馆情况。阿里·乔丹已同德黑兰警察局的比格拉里将军通过电话。比格拉里说，保罗和比尔被限制离境，如果试图离开的话，将会遭到逮捕。

加拉格尔问为什么。

乔丹解释，他们是作为“一项调查的重要证人”而被扣留的。

“什么调查？”

乔丹不知道。

加拉格尔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保罗，保罗十分困惑，也很忧虑。他从未卷入交通事故或者目睹犯罪，也跟中情局没什么关系……那被调查的是谁或者是什么事情呢？难道是EDS公司？还是说，调查只是个借口，真实的目的是将保罗和比尔留在伊朗，继续运行社保系统的电脑？

但警察也做出了妥协。阿里·乔丹抗辩说，警察可以没收居留许可证，因为那是伊朗政府颁发的，但他们无权没收护照，因为那是美国政府颁发的。比格拉里将军同意了。

第二天，加拉格尔和阿里·乔丹到警察局将相关证件交给比格拉里。在去的路上，加拉格尔问乔丹，保罗和比尔会不会被指控干了坏事。

“我觉得不太可能。”乔丹说。

在警察局，将军警告乔丹，如果保罗或比尔通过任何手段——例如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了这个国家，美国大使馆就必须为此负责。

第二天——12月8日，也就是撤离的日子——洛·戈尔兹给EDS公司打电话。通过他在伊朗司法部的一个“线人”，他了解到，保罗和比尔作为重要证人被牵扯其中的调查，是针对已遭监禁的卫生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的腐败指控。

得知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保罗终于松了口气。他很乐意告诉调查者：EDS公司从未行贿。他甚至认为部长没有收过任何人的贿赂。伊朗的官僚以腐败而臭名昭著，但舍科博士——这是保罗对他的简称——似乎是另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他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整形外科医生，思维敏锐，尤擅掌控细节。在卫生部，他团结了一帮年轻而有进取心的技术官员，他们能破除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他的理想是将伊朗的卫生和福利水平提升到与美国相当，而EDS公司的项目只是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保罗认为舍科博士没有借此机会中饱私囊。

如果戈尔兹的“线人”所言不虚，那保罗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但他真能高枕无忧吗？舍科博士三个月前被捕了。

保罗告诉伊朗人，如果卫生部不支付欠款，EDS公司就将撤离伊朗，之后伊朗人就突然意识到比尔和保罗是重要证人——这难道是巧合吗？

撤离行动之后，EDS公司剩下的人员都搬入了两间屋子里。12月10日至11日，也就是阿舒拉节的圣日，他们都待在屋子里打牌，一个房间里玩的赌注大，另一个玩的赌注小。保罗和科伯恩都在赌注大的房子里。他们邀请了科伯恩的“神秘朋友”——军情部门的两个联络人——加入牌局，这两人都有枪，能为他们提供保护。因为不能携带武器上牌桌，所以“神秘朋友”将枪放在了走廊里。

出乎意料的是，阿舒拉节过得相对比较平静——全国有数百万伊朗人参加了反对国王的示威，但几乎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阿舒拉节后，保罗和比尔又开始考虑逃离伊朗，但大使馆方面的反应却令他们备感意外。作为预备步骤，他们要求大使馆的洛·戈尔兹还回护照。但戈尔兹说，他如果这么做，就必须告知比格拉里将军，那就相当于告诉警察，保罗和比尔将要开溜。

戈尔兹坚称，他曾在收取护照时给EDS公司打过招呼，说之后便是使馆和警方之间的事情了。但他当时一定说得很小声，因为EDS公司没有人记得他这么说过。

保罗怒不可遏。为什么戈尔兹必须同警察达成协议？戈尔兹完全没有义务告知警察他是如何处理美国护照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工作可不是帮助警察扣留保罗和比尔！大使馆应该帮助美国人，难道不是吗？

难道戈尔兹就不能违反他那愚蠢的协议，悄悄还回护照，等保罗和比尔安全返回美国之后再通知警察吗？绝对不行，戈尔兹说。如果他同警察发生争执，警察就会给其他人找麻烦，而戈尔兹必须考虑仍留在伊朗的一万二千名美国人。何况，保罗和比尔已经进了机场警察的“扣押名单”，即便他们证件齐全，也不可能通过护照检查。

得知保罗和比尔确实被扣留在伊朗后，达拉斯的EDS公司总部及其律师便开始高速运转。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没有共和党执政时那么强大，但还是有几个朋友。他们找到了鲍勃·斯特劳斯，一名能帮忙解决问题、本领超群的白宫政客，他恰巧是得州人；还找到了汤姆·摩尔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他认识现在伊朗军政府中的许多将军；以及理查德·赫尔姆斯，他曾担任过中情局局长和驻伊朗大使。在他们对国务院的联合施压下，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在同伊朗首相阿扎里将军会面时，提到了保罗和比尔的问题。

但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成效。

保罗给伊朗人的三十天付款期限到了。12月16日，他致信艾姆拉尼博士，正式终止了合同。但他没有彻底放弃。他让一批已经撤离的管理人员重返德黑兰，以显示EDS公司努力解决与卫生部之间纠纷的意愿。阿舒拉节很平静，在此鼓励下，部分管理人员甚至携带家属归来了。

大使馆和EDS公司在德黑兰的律师都没能查明是谁下令扣留保罗和比尔的，最后还是法拉的父亲马吉德从比格拉里将军那里打听到了消息。调查者是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他是检察院的一名中级官员，在一个负责处理公务员犯罪案件的部门，权力非常大。达德加正在调查已经被监禁的前卫生部部长舍科博士。

尽管大使馆无法劝服伊朗人允许保罗和比尔离境，也不愿偷偷地将护照还给他们，但至少可以安排这个达德加尽快讯问保罗和比尔，好让他们回美国过圣诞吧？圣诞节对伊朗人来说没什么意义，戈尔兹说，但新年很重要，所以他将努力在新年前促成一次会谈。

十二月下旬，骚乱又爆发了（回来的管理人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划第二次撤离行动）。大罢工持续了许多天，石油出口——伊朗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锐减，也使EDS公司收回欠款的可能性降到了零。卫生部里几乎没有伊朗人上班，EDS公司的员工无事可做，保罗只好将一半管理人员送回美国过圣诞。

保罗打包了行李，锁好房子，搬进希尔顿酒店，准备一有机会就回美国。

城里谣言四起。杰伊·科伯恩通过情报网收集了大量信息，并将有价值的向保罗汇报。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条信息来自于美国女孩邦妮·弗雷沙克，她有朋友在伊朗司法部。在美国的时候，邦妮曾为EDS公司工作，而在德黑兰，尽管她已不是公司员工，却仍与公司保持着联系。她打电话告诉科伯恩，司法部打算逮捕保罗和比尔。

保罗同科伯恩商议，这同他们从美国大使馆听到的消息不符。他们都认为，大使馆的建议当然优于邦妮·弗雷沙克的，所以决定不采取应对措施。

保罗的圣诞节与几名同事在帕特·斯卡利家平淡地度过了。斯卡利是一名志愿返回德黑兰的年轻经理。斯卡利的妻子玛丽也回来了，给大家做圣诞晚餐的就是她。保罗开始想念鲁丝和孩子们。

圣诞节过去两天后，大使馆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为保罗和比尔约到了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双方将于12月28日早晨在艾森豪威尔大街的卫生部大楼会面。

九点刚过，比尔·盖洛德就来到了保罗的办公室。比尔端着一杯咖啡，穿着EDS公司的制服——商务西装、白衬衫、素净的领带、黑色布洛克皮鞋。

比尔与保罗一样，都是三十九岁，中等身材，体型偏胖。但外形上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保罗的肤色更黑，眉毛浓密，眼窝深陷，鼻子很大。穿便装时，他经常被误认为是伊朗人，直到他张嘴说出带纽约口音的英语。比尔的脸又圆又扁，皮肤白皙，任何人一见他都会认为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信仰罗马天主教，但比尔更加虔诚，他们都喜爱美食，都接受过系统工程师的培训，并在六十年代加入EDS公司——比尔1965年入职，保罗1966年入职，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尽管保罗稍晚一年入职，现在的职位却高于比尔。比尔对卫生保健行当了如指掌，而且在“管人”方面技术一流，但他没有保罗那么强势而活跃。比尔是一个深邃的思想者和谨慎的组织者。保罗从不担心比尔会搞砸一场重要的宣讲，因为比尔总会字斟句酌，精心准备。

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保罗急躁冒进的时候，比尔就会让他停下来反思。比尔畏首畏尾的时候，保罗就会让他大胆往前闯。

他们在美国就已经相识，但他们的关系在过去九个月里更加熟稔。去年三月，比尔刚到德黑兰时就住在保罗家里。直到妻子和孩子也来了，比尔才搬走。保罗很内疚，几乎想让比尔回国，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比尔，而伊朗这儿除了一大堆问题外什么都没有。

对骚乱和枪击，比尔比大多数人都忧虑——也许是因为他未在这儿待太久，也许是因为他天生就爱忧虑。他认为护照的问题非常严重，保罗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比尔甚至建议他和保罗乘火车前往伊朗东北边境，从那里进入苏联，因为没有人会想到美国商人会经由苏联逃跑。

比尔也非常想念艾米丽和孩子们，保罗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要为此负责，因为是他让比尔来伊朗的。

不过，一切就要尘埃落定了。他们将在今天见到达德加先生，取回他们的护照。比尔订了明天离开伊朗的航班，艾米丽正在策划元旦前夜为他举行接风宴会。用不了多久，这场噩梦就会结束了。

保罗笑着问比尔：“准备好了吗？”

“随时都可以走。”

“叫阿波尔哈桑来吧。”保罗拿起话筒。阿波尔哈桑是职位最高的伊朗雇员，在如何同伊朗人做生意方面为保罗提供了许多建议。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的妻子是美国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将EDS公司的合同翻译成波斯语。今天，在保罗和比尔同达德加会面时，他将担任翻译。

阿波尔哈桑立即来到保罗的办公室，一行三人出发了。他们没有带律师。根据大使馆的说法，这是一次例行会面，讯问也是非正式的。带律师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引起达德加先生的不满，让他怀疑保罗和比尔有所隐瞒。保罗希望大使馆的人也能在场，但戈尔兹拒绝了这一请求——大使馆派代表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合乎常规程序。然而，戈尔兹建议保罗和比尔携带相关文件，以证实他们来伊朗的时间、正式的职务以及职责的范围。

车在德黑兰一如既往的疯狂车流中穿梭，保罗心情压抑。能回家固然值得高兴，但他不愿承认失败。他是EDS公司派来伊朗开展业务的，而现在他却在亲手结束业务。无论怎么看，公司的第一次海外投资都失败了。伊朗政府资金短缺不是保罗的错，但如此安慰自己作用不大，因为借口是产生不了利润的。

他们沿着同美国高速公路一样又宽又直的艾森豪威尔大街前进，两侧都是行道树，最后驶入一座十层高的大楼前的院子。大楼远离公路，由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把守。这里就是卫生和社会福利部的社保组织所在地。该组织本应成为把伊朗建设为福利国家的推动者。就在这儿，伊朗政府和EDS公司携手合作，建立了社保系统。EDS公司占据了第七层的全部房间——比尔的办公室就在里面。

保罗、比尔和阿波尔哈桑出示了通行证，进入大楼。走廊肮脏，没什么装饰，整栋楼里寒气逼人——暖气又停了。一行人被领到了达德加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四面墙壁脏兮兮的，达德加就坐在一张古老的银灰色金属桌后。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透过窗户，保罗能看到隔壁房间EDS公司正在建造的数据中心。

阿波尔哈桑介绍了双方。一个伊朗女人坐在达德加桌旁的椅子里，她是诺巴什夫人，达德加的翻译。

他们都坐在破烂的金属椅中。茶端了上来。达德加开始用波斯语发言，声音轻柔但又十分深沉，脸上没有表情。保罗趁翻译的间隙仔细打量达德加。他五十多岁，又矮又胖，不知为何让保罗联想到阿奇·邦克[4]。他黑皮肤，头发往前梳，仿佛要掩盖即将秃顶的事实。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穿着一套朴素的西装。

达德加说完，阿波尔哈桑翻译道：“他警告说，如果发现你的回答不令他满意，他有权逮捕你。他还说，你最好推迟接受讯问，让你的律师准备好保释金。”

保罗对形势的变化深感震惊，但他立刻以商人的机敏做出了分析判断。好吧，他想，最糟的结果也不过是他不相信我们，然后逮捕我们——但我们不是杀人犯，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保释。但我们会被扣留在这个国家，不得不同律师商量应对之策……这并不比现在的状况更糟。

保罗盯着比尔问：“你怎么看？”

比尔耸了耸肩，说：“戈尔兹说，这是一次常规会面。提到保释金也似乎是按规矩行事——就像事先宣读你有何权利一样。”

保罗点头：“我们可不想会面延期。”

“那就不理会保释金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