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保罗用他知道的唯一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勤奋而坚定地工作。他并不是智力超群的天才。小时候的他发现学校的作业很难做，但身为意大利移民的父亲笃信教育的价值，鞭策他继续学习下去，他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此后，坚韧不拔的品质就一直助他攻坚克难。他还记得，六十年代EDS公司刚组建的时候，任何一份新合同都有可能让公司一飞冲天或者一蹶不振，而他和大家一起，将公司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他始终认为伊朗的项目也会成功，尤其是在杰伊·科伯恩的招聘和培训计划为公司输送了大批具有高层管理能力的伊朗人才之后。

但他大错特错了，而他才刚开始明白为什么。

1977年8月，他和家人到达伊朗的时候，石油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结束了。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那一年的反通胀计划增大了失业率，而农业歉收令更多饥肠辘辘的农民涌入城市。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削弱了国王的集权统治，政治动乱随时可能爆发。

有一段时间，保罗并不怎么关心当地的政治。他知道人们对政府心怀不满，但世界上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如此，而伊朗国王看起来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但保罗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忽视了1978年上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重大意义。

1月7日，《消息报》对被驱逐的教士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了恶毒的攻击，谴责他是同性恋。第二天，在距德黑兰八十英里[3]的城市库姆——伊朗宗教教育的中心——愤怒的神学学生静坐示威，并与前来驱散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骚乱迅速升级，接下来的两天中有七十人丧生。教士根据伊斯兰传统，在四十天后为逝者举行了纪念游行。游行中又爆发了冲突，这次骚乱中的逝者在四十天后又被纪念……于是，1978年的整个上半年，游行频繁举行，规模越来越大，冲突也越来越严重。

保罗事后才知道，这些游行打着“悼念死者”的旗号，是为了规避国王禁止政治示威的命令。但当时他并未察觉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正风起云涌。其他人也一样。

1978年8月，保罗请假回美国老家（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也一样）。保罗热爱所有的水上运动，同表弟乔·波雷卡一起参加了新泽西州大洋城的钓鱼比赛。保罗的妻子鲁丝带着女儿凯伦和安·玛丽去芝加哥探望鲁丝的父母。保罗原本有点焦虑，因为伊朗卫生部还没有向EDS公司支付六月的款项，但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延期付款，所以他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副手比尔·盖洛德，他对比尔收回这笔钱充满信心。

保罗在美国听到伊朗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戒严令于9月7日宣布，翌日，在德黑兰中心的加勒广场，士兵杀死了一百多名示威的群众。

恰帕罗恩一家回到伊朗后，政治氛围已经大不如前。保罗和鲁丝第一次在夜里听到了枪声，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殃及。罢工此起彼伏，供电常常中断。他们不得不点蜡烛用餐，保罗在办公室还要穿上大衣保暖。从银行取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员工的工资由支票改为现金。家里的燃油快见底的时候，保罗不得不满大街地寻找，直到最后碰上一辆加油车。他通过贿赂才请动了司机送油。

生意上的问题更严重。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捕，因为戒严令第五条允许检察官将任何人投入监狱而无需任何理由。副部长雷扎·勒伽巴也被投入了监狱，他是保罗工作上紧密合作的伙伴。卫生部仍未支付六月份的款项，之后的更无着落，累计已拖欠EDS公司四百多万美元。

为追讨欠款，保罗努力了两个月。他之前打交道的人都不在了，而后继者则基本不回他的电话。个别人偶尔会承诺过问此事，让他回去等电话，但空等了一个星期后，保罗再打去电话，却被告知上周与他通话的人已经离开了卫生部。安排好的会议被一次次取消，欠款以每月一百四十万美元的速度累积。

11月14日，保罗写信给负责社会保障组织的副部长海达高利·艾姆拉尼博士，向他发出正式通知：倘若卫生部不在一个月内结清欠款，EDS公司将停止项目。12月4日，保罗的老板、EDS海外公司总裁在与艾姆拉尼博士的私人会面中也发出了同样的威胁。

那是昨天的事。

如果EDS公司撤出，伊朗的整个社保系统就会崩溃。然而，这个国家已经破产，根本无力偿款的事实也愈发明显。保罗很想知道，艾姆拉尼博士现在会怎么处理呢？

杰伊·科伯恩带着答案进门的时候，保罗还在沉思。

不过，保罗一开始并未想到，警察之所以要窃取他的签证，是为了将他以及EDS公司留在伊朗。

科伯恩告知他真相后，他说：“他们这么干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马吉德不知道，法拉也不知道。”

保罗盯着他。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俩走得很近。为了稳定员工的情绪，保罗一直强装勇敢，但在同科伯恩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关起门来说实话。

科伯恩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法拉该怎么办？她也许遇上麻烦了。”

“她得做出某种回应。”

“表现出合作态度？”

“她可以告诉他们，尼费勒和布查已经离开伊朗了……”

“她已经说过了。”

“她可以把他们的出境签证给他们看，作为证据。”

“不错。”科伯恩犹疑道，“但他们现在真正感兴趣的是你和比尔。”

“她可以说，护照没有留在公司里。”

“他们也许知道这是谎话——法拉之前可能将护照带去警察局过。”

“就说高级管理人员不必将护照留在公司。”

“这或许说得通。”

“总之理由要站得住脚，让他们相信法拉确实无法做到他们要求她做的事。”

“好的。我会同她和马吉德谈谈。”科伯恩思索了片刻，“你知道，布查订了明天离开伊朗的机票。他大可一走了之。”

“他就应该走——他们本来就认为他不在这儿。”

“你也可以走。”

保罗沉思起来。也许他现在应该离开这里，但伊朗人会怎么做？他们也许会扣留别的人。“不行。”他说，“如果我们要走的话，我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我们要走？”科伯恩问。

“我不知道。”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都在问彼此这个问题。科伯恩已经制订了一个可以立即执行的撤离方案，但保罗始终犹豫不决。他知道他在达拉斯的最高领导希望他撤离，但这意味着放弃他苦心经营了十六个月的项目。“我不知道。”他重复道，“我会给达拉斯打电话请示的。”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莉兹在床上睡觉。电话响的时候，他睡得正酣。

他在黑暗中拿起话筒：“喂？”

“我是保罗。”

“你好。”科伯恩打开灯，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两点。

“我们要撤离。”保罗说。

“好的。”

科伯恩把电话机抱在怀里，坐在床沿上。他松了口气。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会异常忙碌，但忙完之后，那些他一直安慰操心着的人们会回到美国，远离这些疯狂的伊朗人。

他回顾了一遍他为撤离制订的计划。首先，他要通知一百三十个家庭，他们将在未来四十八小时内撤离这个国家。他已经将城市分成了若干区，每个区配一个组长——他将通知组长，再由组长去通知各家各户。他草拟了发给撤离者的传单，告诉他们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只需要将具体的日期、时间和航班号告诉他们，然后复印并分发传单。

他挑选了一名活跃而具有想象力的年轻伊朗系统工程师拉西德，委托他照看撤离德黑兰的美国人留下的家宅、汽车和宠物，并在最后将他们的财产运回美国。他指定了一支后勤小团队负责购买飞机票并运送人员去机场。

最后，他还和几个人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撤离演习。演习很成功。

科伯恩穿上衣服，煮好咖啡。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无事可做，但焦虑和烦躁令他无法入眠。

凌晨四点，他给后勤小组的六人打电话，吩咐他们宵禁结束后立刻到布加勒斯特办公室见他。

宵禁每晚九点开始，次日凌晨五点结束。科伯恩坐了一个小时，等待，抽烟，喝掉许多咖啡，温习笔记。走廊里的布谷鸟钟啼叫五次的时候，他已经来到前门，准备出发。

门外浓雾弥漫。他钻进车里，以十五英里的时速缓慢地朝布加勒斯特前进。

行驶了三个街区后，六名士兵从雾中跳出，在他的车前围成半圆，将步枪对准了挡风玻璃。

“他妈的。”科伯恩骂道。

一名士兵还在上子弹。他努力从后插入弹夹，但却怎么也弄不进去。弹夹掉在地上，他跪下来，双手在地上乱摸。科伯恩想大笑，但惊恐压制了笑意。

一名军官用波斯语对科伯恩大喊。科伯恩落下车窗，伸出手，指着手表说：“已经过五点了。”

士兵们讨论了一会儿，然后一名军官出现，让科伯恩出示身份证件。

科伯恩焦急地等待着。如果他被捕的话，那今天就太倒霉了。那名军官会相信科伯恩的表还是他自己的？

最后，士兵们让出了道，军官挥手示意科伯恩可以走了。

科伯恩舒了一口气，慢慢驶离了现场。

伊朗就是这样。

2

科伯恩的后勤小组展开了工作——订飞机票，包租巴士将人员送往机场，复印分发的传单。上午十点，科伯恩将各个分区的组长叫到布加勒斯特，让他们开始通知撤离者。

他为大多数人订下了泛美航空12月8日星期五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剩下的人——包括莉兹·科伯恩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将在同一天乘汉莎航空的飞机去法兰克福。成功订票后，EDS公司总部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梅夫·斯托弗和T.J.马尔克斯将从达拉斯前往伊斯坦布尔迎接撤离人员，领他们去酒店，安排下阶段回国的航班。

那天，计划出了点小变动。保罗仍然不愿放弃伊朗的项目。他建议十名左右的高层骨干留下来，保证项目缓慢进行，以期伊朗的局势能平息，EDS公司能最终恢复正常工作。达拉斯方面同意了。自愿留下来的人有：保罗自己、他的副手比尔·盖洛德、杰伊·科伯恩，以及科伯恩指定的撤离后勤小组的大部分员工。另有两个人是不得不留下来的：卡尔·康芒斯和他的妻子维姬。维姬已怀有九个月身孕，只能在孩子出生之后离开。

星期五早上，科伯恩的小组实际上“接管”了德黑兰西部的梅赫拉巴德机场的一部分。他们口袋里都揣着一万里拉尔（约一百四十美元）的钞票，用以行贿。科伯恩的人有的在泛美航空的柜台后登记机票；有的在检查签证；有的在候机室；有的在处理行李。飞机其实订位超员了，科伯恩通过贿赂确保没有一个EDS公司的人会被赶下飞机。

一切都很顺利，但也有两次危急情况。一名EDS员工的妻子携带的是澳大利亚护照而无法拿到出境签证，因为发放出境签证的伊朗政府部门都在罢工（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有美国护照，所以不需要出境签证）。丈夫抵达检查护照的柜台，将他和他孩子的护照以及其他六七个人的护照叠成一摞递了过去。警卫刚要一本本查看，排队的EDS公司员工就开始推搡拥挤，制造混乱。科伯恩派出的人围在柜台周围，大声质问着，假装对拖延无比愤怒。持澳大利亚护照的女人趁乱穿过了候机室，未遇到任何阻拦。

另外有一个EDS员工家庭，他们收养了一名伊朗婴儿，却未能给孩子领到护照。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可以趴在母亲的前臂上，头朝下睡觉。孩子的养母凯西·马基托斯是个特别大胆无畏的人，她将熟睡的孩子放到前臂上，用雨衣盖住孩子，将其带上了飞机。

然而，登机之前大家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两个航班都延误了。机场买不到食物，撤离者饥肠辘辘。于是，在宵禁之前，撤离小组的一些人开车到城里搜罗一切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他们将街角几个贩卖糖果、水果和香烟的杂货铺扫荡一空，然后进入一家肯德基，买走了库存的所有小圆面包。他们返回机场，将食物分发给候机室的EDS公司的人，差点儿被等候相同航班的其他饥饿的乘客打劫。回来的路上，有两组人因为宵禁开始后还在外面而遭到拦截拘捕，但一辆试图逃走的汽车转移了士兵的注意力，当士兵朝着汽车开枪时，他们得以朝反方向溜走。

午夜零点过后不久，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起飞了。三十一小时后，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也起飞了。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撤离小组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他们就算回家也没有家人可陪。

科伯恩在指挥撤离行动时，保罗则在努力查明是谁出于何种目的要没收他的护照。

他的行政助理里奇·加拉格尔是一名擅长同伊朗官僚机构打交道的美国年轻人。加拉格尔主动要求留在德黑兰，他的妻子凯茜也没走，她在驻德黑兰的美国军队中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因此，加拉格尔夫妇不想离开。而且，他们只养了一条名叫布菲的贵宾犬，没有孩子可担心。

警察让法拉上交护照的那天——也就是12月5日——加拉格尔同保罗·布查一道拜访了美国领事馆。布查正是警察要没收护照的人之一，他已经不在伊朗工作，但碰巧有事重返了德黑兰。

他们见到了总领事洛·戈尔兹。戈尔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事，年过五十，偏胖，秃顶，垂在额前的短发都花白了——他扮起圣诞老人来一定很合适。戈尔兹身边还有大使馆的一名伊朗员工阿里·乔丹。

戈尔兹建议布查赶紧坐飞机离开。法拉已经告诉警察——她完全不知道布查又回来了——布查不在伊朗，而警察似乎信了她的话。布查完全可以偷偷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