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4)

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了很长时间呢！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适当地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

每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时，就总是不知所措。

幸好，我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就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中，约翰·梅西先生成了我和莎莉文小姐共同的好朋友。有时候，我们租了有篷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吃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好似神仙。

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个夜晚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

在这些愉快的日子里，四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1904年，我顺利地拿到了德克利夫学院的毕业证书。我想，我能够完成大学的学业，当然要感谢很多人，而其中最应该感谢的，毫无疑问，是我的恩师莎莉文小姐。当时，我甚至想，她也应该得到一张毕业证书呢！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个好男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是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在一幢白色的美丽的房子里进行的。婚礼之后，梅西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去南部度假。

【热爱生活】

在大学求学的时候，我常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日后能为人类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世界上的职业何止千万种，我要选哪一种才能发挥出我全部的能量为人类造福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不过，我的朋友们倒替我想好了，他们建议我：“海伦，也许你根本不必花这么大力气接受大学教育！如果你把精力全都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一定是最大的，说不定，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呢！”

其实，在我还没有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贫民窟，在那里，我了解到许多和我有过相同遭遇的孩子，他们的眼前是一片黑暗，周围是一片寂静，甚至连一所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立下了要为盲人和在苦难中的儿童做些事情的志愿，然而，我更知道，自己必须先完成大学学业，才能有更充实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在大学毕业以后，我更加专心地思考盲人的问题了。在我看来，有两件事对盲人来讲是当务之急：第一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该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那么，盲人的受教育水平自然就可以提高了。

于是，我开始在许多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关盲人问题的文章，并且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并四处演讲，希望盲人的问题能够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那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紧接着，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像《盲人世界》、《盲人之声》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也接二连三地创办起来了。

同时，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约稿不断，甚至有点儿应接不暇了。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可是，令我失望的是，这些委员会的官员们却没有一点儿为盲人服务的真心和实际行动。在干了几个月之后，我便愤然辞职了。

但是，我心里知道，真正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通过团体的力量不可，唯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仅仅靠个人的努力是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为此，我必须重新开始练习演讲的技巧，使自己对语言的应用更加纯熟。

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塔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却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的我觉得自己犹如射出一发炮弹，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然而，我终究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的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是太难了，我有点儿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了更加勤奋的练习。直到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老人、小孩、富翁、穷人，甚至是盲、聋、哑等各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下面的许多听众和我一样不幸的时候，就极力想办法安慰、鼓励他们。虽然那时候，我的演讲是那么生涩和不自然，但每次我都能得到雷鸣般的掌声。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者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可是，真正令我着急的是，我的发音不够准确，以至于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声音低沉而又含糊。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强调某句话，想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活。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是想到自己的演讲有多么糟，而且只要感觉到现场有一点儿声响，我就不知所措，以至于语无伦次，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有时竟会情不自禁地焦躁甚至抽泣起来。

1913年，我做了两次横跨美国大陆的演讲旅行。不料，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可是却无能为力！于是，我渐渐停止了四处的演讲和奔波，并且离开了勒塞曼，我、母亲和莎莉文老师决定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此间，法兰西斯·米拉博士写来信，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并且希望我亲自参与。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认为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充满血腥与暴力的世界里引起人们对和平和善良的思考。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轻易放过呢？

可是，电影真正开拍了以后，我才知道，导演并不是完全忠于我生活的事实，他们为我的生活凭空添加了许多戏剧化的情节，结果，电影的反响很不好。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的生活由绚烂重归平静。这期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替莎莉文老师考虑一下未来了：等到她老了，用什么来养老呢？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个消息传出后，我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可是，在我心里，始终都是为了我那可敬老师的晚年。

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从一开始就感到有点儿别扭。因为刚开始时，我的名字总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儿不是滋味儿。

然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却感到了愉快。在这个圈子里，我所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豪迈爽朗，热忱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非常感动。而且，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儿都不低俗，更没有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这时候，一个全国性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1924年起，协会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共襄义举。对于那种为募一点儿钱，而必须四处奔波的日子，委实说我实在厌倦了。当我获悉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心里依然有点儿不太乐意。然而，不乐意归不乐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捐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要勉为其难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讲了。

这笔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人。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还不少呢。

从那时候开始，前后大约三年，我跑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访问过一百二十三个大小城市，参加过二百四十九场集会，对二十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集会募款，大力赞助我们的活动。

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四十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创立；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活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辉煌；第三件喜事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以统一。不仅如此，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拨出一大笔经费用来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十字会也成立了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举办了争取福利的活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一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宽慰。

1936年的10月，与我共度了五十年的莎莉文老师生病去世了。我不用过多地描绘我当时的悲痛，我只想说，虽然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思想的光明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老师却在围墙内的世界为我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使我仍然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神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却还是因为老师，我可以在夜晚欣赏满天闪烁的繁星。

此后的一年中，我曾经消沉过，停滞过，不想再奋斗了，整日沉浸在老师的去世带给我的悲痛之中。但是，当有一天，我意识到这并不是老师所期望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不！我不能停下来！在完成上帝赋予我的任务之前，我绝不休息！这也是老师的心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