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3)

【我要上哈佛】

1893年10月以前，我杂乱无章地自学了许多东西：不但读了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还煞有介事地学习了一点点法语，那时，我总是试着掌握法语的发音和语法，甚至还兴趣盎然地读一些法语的著作呢！

除此以外，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的语文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我常常摸着书高声朗读给莎莉文小姐听，并且不时地背诵几段自己最喜欢的诗句；而她不断地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在哪儿断句，怎样转调。

1894年夏天，通过美国聋哑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推荐，我顺利地进入了纽约市的莱特·哈马逊聋哑学校上学。

那一年的10月，在莎莉文小姐的陪同下，我开始了学校生活。我特别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这里不但能提高语音和唇读的能力，还开设了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这一大堆让我着迷的课程。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就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在场的朋友们都很惊讶，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卫斯理女子学院，而要选择考试难度很高的哈佛大学呢？”而我的回答是：“因为卫斯理只有女生，而我要读男女生都收的学校！”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朋友的反对，偏要跟正常的女孩一争高低。我决定去剑桥女子中学，这正是通往哈佛大学，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终于在两年以后，我考入了剑桥女子中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应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正常的孩子一起求学。由于老师上课的方式都是针对正常人，所以，我只能让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用手语“翻译”给我听。

可是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却突然去世了。他一直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可以想象，在这之后，我和母亲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之中。但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的故事，正是靠着他们的资助，我得以继续上学。

在剑桥女子中学，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课余时间，她还帮我从字典里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版本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在第一年里，由于语言水平的提高，我阅读了凯撒的《高卢战记》、席勒的《钟之歌》、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等著作。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文学的巨大魅力，一个梦想也随之而来——我，一个又聋又盲的人，能不能也写出这样给人心灵以强烈震撼的文章呢？时至今日，这些书当初带给我的极大的愉快，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在一起生活的乐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有时还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我们在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丝毫感觉不到自己与她们的不同，她们中的一些女孩甚至饶有兴趣地学习了手语，使得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再也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在剑桥中学的三年学习时间里，一共要参加两次德克利夫学院的考试。如果两次成绩都达到标准，才能进入哈佛大学。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正是第一次考试的日子。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和罗马史，考试时间共九个小时。我不但顺利地通过了每门考试，而且德语和英语还得了“优”呢！

真正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些考试的方式和当时的情形。每天早晨九点，我的试卷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学院。为了公平起见，每个考生都是以编码代替姓名，我的号码是233。但由于我用打字机答卷，情况特殊，自然也就没办法隐藏身份了。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干扰别人，学校特意单独为我安排了一个房间。每道题都是校长吉尔曼先生用手语“读”在我的手心上，之后，我再来重复，这样来确定我没有误解题目的意思。

第一天考德语，校长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他先把试卷看了一遍，接着就开始一句一句地“读”，“读”完之后，我再把每个字复述一遍。第一天的考题很难，我从一开始，心里就十分紧张，唯恐时间不够。当我回答完毕时，吉尔曼先生又把我打出的答案写在我的手心里，以便我检查，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再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便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需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

检查好了之后，吉尔曼先生会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且附上一张证明：第233号考生海伦·凯勒亲自完成这份试卷，特此证明。

其他几门科目的考试，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完成的。我特别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进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这场重要的考试。

在我第一次入学考试成绩合格以后，我顺利地开始了第二学年的课程。我知道，上大学的愿望已经完成了一半，而接下来的另外一半更重要。可是，在剑桥女子中学的第二年，我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一年的课程主要以数学为主，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学、希腊文等科目。本来数学、物理、代数、几何、三角就是最令我挠头的功课，又加上我所在的班级学生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我发现，莎莉文小姐那双灵巧的手也已经实在胜任不了如此多、如此沉重的任务了，可是，求知的欲望又在强烈地折磨着我，我只能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感谢她，除此以外，什么都做不了。

本来，我必须和其他同学一样，在课堂上做代数、几何和物理的题目，但对于我来说，把题目弄明白就已经很吃力了，根本就无法跟上老师的速度。学习中这时时处处的障碍，真的令我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我还常常肆意地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老师发脾气、耍性子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好朋友，而且还是引导我前进，为我披荆斩棘的使者。

吉尔曼先生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11月17日，我因为有点儿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我只是有一点儿小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以至于我不能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我和莎莉文小姐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和妹妹一起从剑桥退学。

其后的八个月，母亲为我安排了剑桥女子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家庭辅导老师，指导我继续学习。基思先生每星期来到我家，教授我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不但比在班级里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的地方。

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他课程要多。但即使这样，基思先生也教得兴趣盎然，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慢慢地，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调教下，我的思路逐渐变得清晰，推理也越来越严密，最终竟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找到答案了，我再也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我终于可以学好数学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尽管有时我笨得连自己都难以容忍，但他却总是非常温和并富有耐心地指导我。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入学考试的终试，也是我进入大学的最后一关！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特地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的盲文。当我知道不是我熟悉的莎莉文小姐为我翻译时，我本来就紧张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虽然历尽艰难困苦，我的入学考试总算结束了，我随时可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然而，家人和朋友都建议，我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思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我的大学梦才得以实现。

进入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至今令我记忆犹新。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对于我这样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来说，大学就像个遥不可及的梦。虽然我曾经怀抱着无限的期望，期待梦想成真，但当它真正变成现实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按捺不住地激动与感激！我知道，将来的生活还会有许多障碍，然而我却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生命充满奇迹。

我热切盼望的大学生活终于开始了。在我面前，是一个美丽而光明的新世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心灵上像别人一样自由。

大学第一年的功课有法文、德文、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法文方面，我欣赏了许多名家的作品；德文方面我读了歌德和席勒的诗歌。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我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米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帝卡》。

其实，时至今日，我仍然常常怀疑自己是如何克服进入大学后的种种困难的。在教室里，我只有一个人，教授好像遥不可及，莎莉文尽可能将教授讲课的内容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匆忙之中，讲课人的个性特点却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望尘莫及。

我无法记笔记，因为我的手正忙于听讲。通常回家后，我才把脑子里记的东西赶快写下来。我的练习、作业和各种考试都是用打字机完成的。

还有，我所学习的各种教材很少是盲文本的，因此，不得不请别人将内容拼写在我手中，于是预习功课的时间也就要比别的同学费时得多。有时，一点儿小事要付出很多的心血，不免急躁起来。一想到我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几个章节，而别的同学都在外面嬉笑、唱歌、跳舞，更觉得无法忍受。但是没过一会儿，我又会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一个人要想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任何捷径，那么，我就得走自己迂回曲折的小路。

在这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滑落过好几次，跌倒、爬不上去，甚至是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我曾经发过脾气，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不甘屈服。我想征服命运，以至于我每取得一点儿进步，心灵便受到一份鼓舞。它越来越热切，我便越发地奋勇攀登，渐渐地，我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我常常鼓励自己，如果再加一把劲儿，我就能到达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而那里正是我希望的顶峰。

大学二年级是我最快乐的一年，我所学习的功课都特别有趣：英文写作、英国文学、圣经、美洲和欧洲的政府制度、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

可大学生活中最恐怖的要算各种各样的考试了，虽然我已顺利通过了许多次，把它们打翻在地，但它们每次总能爬起来，张着一副狰狞的面孔再次朝我扑来，吓得我灵魂出窍。考试前几天我拼命地往脑子里塞进各种各样神秘的公式和无法消化的年代资料——犹如强行咽下那些无法入口的食物，我那时真希望能同书本一起葬身海底，远离尘世。

在进入德克利夫学院以前，我把大学生活想象得十分浪漫，如今这浪漫主义的光环已经消失。但在从浪漫主义向现实的过渡中，我却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耐心，我们接受教育，要像在乡村散步一样，从容不迫，悠闲自得，胸怀宽广，兼收并蓄。这样得来的知识就好像无声的潮水，把各种深刻的思想毫无形迹地冲到我们的心田里。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就可以分辨真伪、区别高低、掌握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种思想和业绩，也就触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生活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少女时代》了。当时，这些只是我每星期作文课上都要写的一篇作业而已，而且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把它们整理出版。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的方式刊登，请多多提供帮助。”

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件事也知道？”

“哈，谁叫我干这一行呢？”主编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

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