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者序
乱世不浮生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分崩离析。根据统计，在这五百一十四年间所发生的战役大概有八百多次；也有人估计在一千六百次以上。

各国交相征伐，争的不外是权力和土地。政治和军事总是台面上最受瞩目的话题，出将入相也总是许多有志之士的人生抱负，就像吴起对母亲发过誓，要是没当上卿相，绝不返回家乡。

然而愈到战国中晚期，各国诸侯愈有一个体认：能刺穿他国的不只是剑，还有舌。运用外交手段所得到的利益，有时候不亚于运用军事手段。许多联合的军事行动，也是靠使者的言辞才在战前达成结盟的关系。各国君主重视游说之士，因此造成游说之风盛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苏秦和张仪——他们都是所谓的纵横家，也被称为“辩士”。

“纵横”一词原本表示方位，南北叫做纵，东西叫做横。到了战国时期，这个词被赋予了政治意涵。“合纵”指的是韩、赵、魏、燕、齐、楚等南北向各国联合抵抗秦国；“连横”指的是以秦国为主的东西向结盟，联合此国，攻打彼国，然后共享其利。

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他们的事业都相当成功。只不过在游说各国国君时，他们多用“诈伪”之词，往往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关于这两位“成功人士”，司马迁只欣赏他们在困境中奋发的精神，并不认同他们的权谋之术，甚至批评他们是“真倾危之士哉”。

《史记》记载苏秦和张仪是同学，说他们一起跟鬼谷先生学习。鬼谷先生虽然被后人尊为“纵横家之祖”，但事实上，他可能只是个虚构的人物。而根据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记载，张仪比苏秦早出道二十多年，跟苏秦也不是同学。

《史记》又记载子贡出使齐、吴、越、晋等国，凭着嘴上功夫造成天下局势变化之事。后人据此认为子贡才是真正的“纵横家之祖”。事实上，子贡这段事迹是当时的纵横家所假托，绝不能把它当成真正的历史。

《史记》在这些地方出现的讹误，似乎影响了它被称作“良史”的评价。但是我们若能体会太史公著史的动机，对这些“讹误”应该会有不同的看法——比起“历史真相”的发掘，太史公更在意的是典型人物所能塑造的意义。这样的用心，在《史记》“列传”的首篇《伯夷列传》里尤其表露无遗。

《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这两位贤能的商朝遗民，因“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由于《史记》中关于二人的事迹记载得太少，不足以成篇，所以没有收录在本书。自古以来，很多学者都对伯夷、叔齐两人的事迹真实性抱持高度的质疑。然而若想探求太史公在《史记》中所秉持的人物观，就不能不提这篇。

伯夷、叔齐两人称得上是“善人”，但饿死荒山；盗跖是大盗，杀人无数，却活得长寿。太史公心怀不平，以此质问：“倘所谓无道，是邪非邪？”

太史公以孔子的话来寻求解惑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即志向若与人不同，无法共事，就只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即当世界变得混浊，品行高尚之人的节操才会被彰显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把富贵看得那么轻，而世俗之人把富贵看得那么重吗？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太史公重视的是人在乱世中的表现。

“乱世浮生”是指人在乱世中，生命都会变得轻贱起来。而太史公透过自己的著作标举的恰恰是“乱世不浮生”。

“乱世不浮生”并非意味贪爱生命，而是说生命倘若终有结束的一天，那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诚如太史公在《报任少卿书》中所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对太史公来说，战国时期的魏公子信陵君和他的门客侯嬴就是“乱世不浮生”的典范。

信陵君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都以养士知名于世。但信陵君对士人的礼敬和了解，远非其他三人所能相比。

赵国国都邯郸被秦军围困，即将覆灭。魏王害怕秦国报复，迟迟不敢相救。侯嬴作为一名门客，以死激励信陵君，让他不要瞻前顾后，选择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念。于是信陵君采用他的计谋，盗取兵符，夺取兵权，率领大军前去解围。

信陵君和侯嬴所显露的情与义，正是太史公一生信仰的价值。不知太史公在写这段事迹时，心里是否流淌着眼泪？当年就是为了情与义，太史公挺身向汉武帝辩解李陵投降匈奴之事，却惨遭宫刑。

面对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就将酷刑加诸士大夫的君主，太史公想必也有“身处乱世”的感慨吧！在史册中用笔刻画信陵君和侯嬴等人的节操，正是太史公让自己的生命在“乱世”中变得不轻贱的方式。

本系列这一册的人物故事，主要是根据《史记·列传》的前十八篇加以编写。主要人物有：孙膑、孙武、庞涓、吴起、司马穰苴、子贡、商鞅、苏秦、张仪、穰侯魏冉、白起、王翦、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这些人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曾叱咤风云。读了他们的故事，读者可以大致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如何诡谲多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