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一、健康传播的概念和意义

王迪在《健康传播研究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指出：健康传播是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健康传播一方面是在医疗健康领域验证、修正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与假设；另一方面是通过传播的技巧和手段，研究与健康有关的重要问题。健康传播的发展是美国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备、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多种传播方式应用日益广泛的结果，也是传播学领域日益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拓展的结果。健康传播在我国刚刚起步，也将成为我国未来传播学、社会学、医学、公共政策科学等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领域。

简单梳理一下“健康传播”的定义，大致有以下两种。第一，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这是对“健康传播”概念的广义的界定，同时也是目前在健康传播领域中应用得最广泛、最权威的定义。第二，健康传播就是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其目的是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健康传播就是有效地传递与健康有关的知识，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从而达到有效预防疾病、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的目的。

2000年，在美国国家健康计划“2010年的健康人”（Health People 2010）的目标中，将“健康传播”定义为一种技巧或者手法，通过这些来研究与健康有关的重要问题。该计划将2001年的项目报告给“健康传播”下的定义是：“研究和使用传播策略来告知和影响个人及社区的增进健康的决定”。通过对以上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现有的“健康传播”概念有两种定位：①广义概念定位。健康传播的范围很广，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涉及的主题可以多种多样。②“传播策略”定位。重视健康传播的效果，目的是说服对方，从态度的改变达到行为的改变。虽然这些定义各有侧重，传播主体和渠道多种多样，且涵盖不同传播方式，可以使用多种传播理论和假设进行研究。它可以是“撒播”，也可以是“说服”，但是都集中体现了一个目标，即传播的内容是有关健康的信息，目的是希望达到传播的效果。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健康传播领域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服务传递”（health care delivery），一是“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前者的研究议题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健康服务的提供者（providers）和消费者（consumers）通过对传播技巧的掌握和运用，更好地传播和接收信息，确定治疗方案；后者的研究议题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实施者通过说服（persuasion）的手段对消费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施加影响。作为一种实践行为，健康传播由古至今历史悠久。但作为一门学科或学术分支，健康传播却十分年轻。一般认为，美国是现代健康传播学科的发源地，健康传播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80年代走向成熟，现在已经较为完善。

关于“健康传播”这一概念的定义，学界一直缺少一个全面、完善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不同学科领域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健康传播进行界定。这些概念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不同特点。张自力是国内较早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健康传播的学者，他以研究取向为依据，将现有的健康传播定义划分为四大类别：主题取向、功能取向、传播层次取向和情境取向（张自力，2009）。

1993年，在由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一书中，对健康传播的定义是：健康传播史健康信息传输、流动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个体运用传播手段，针对目标人群或个体的健康行为问题，进行适宜的信息传播。健康传播发生在传递一项健康信息至受传者接受这项健康信息的过程，其性质和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获得在健康问题上做出决定所需要的事实、意见或态度，以利于解决健康问题和改善生存质量。这是国内研究者最早对健康传播所下的定义之一。按照张自力的划分类型，该定义应属于功能取向一类。张自力认为，健康传播学具有多元交叉性，对于任何一个健康传播问题，单一取向的研究都将是不充分的。

按照1993年国内研究者给出的概念，健康传播的主体实际上非常广，既可以是大众媒体机构（大众传播），也可以是社会组织（组织传播），还可以是某个群体（小群体传播）或个体（人际传播）。类似地，赵曙光等人的实证研究（2010）从医患、政府、社区和媒体四个维度测量了不同主体在健康信息传播中的参与程度，及其与公众的互动水平。研究发现，健康网站、报纸杂志、电视节目是公众主动搜寻健康信息的三条最主要方式；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在健康信息普及和教育中所发挥的力量要远胜于其他传播主体。但由于该研究所实施的调查缺少传统广播这一选项，所以无法看出广播健康传播被需求的价值。

张自力梳理了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健康类大众传媒的发展历史。他将近200年来中国的大众健康传播史分为五个阶段：近代健康类大众传媒的萌芽期（19世纪20年代～20世纪早期）、现代健康类大众传媒的起步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现代健康类大众传媒的发展壮大期（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健康类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探索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健康类大众传媒的专业化与数字化时期（21世纪初至今）。该历史梳理的过程偏重于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的史实记录，有关广播健康传播方面的进展记述得偏少，只提到了1995年全国首家医疗卫生专业频率山西健康之声的开播，以及新世纪初期广播专业化进程中健康频率在省级层面的增加。这与健康广播自身发展缺乏成熟感和系统性有关，也与健康广播研究和记录的匮乏有关。

健康广播是广播公共服务职能的一个重要面向。它以广播为介质向公众传播健康知识、提供健康帮助和服务，是广播健康传播的主要内容。因此，应该将本研究放在健康传播的整体框架下，以广播节目运行为切入口，来考察、分析我国健康广播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和解决思路等。

二、健康传播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

张自力在《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一文中提到，健康传播的研究议题是广泛的。它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还包括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展、戒烟等内容。所有这些议题的最终目的，都是提高大众的健康水平，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按性质分，健康传播研究属于“专业传播研究”，它与“一般传播研究”同属广义的传播学研究。健康传播作为传播学一个独特的分支，既有传播学的共同特点，又有特殊的要求。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新闻与传播方面的素质，而且还要掌握公共健康、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知识；只有如此，才能在实践中得心应手，获得传播的良好收效。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第一手材料的调查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设计加以运用。这对第一手材料调查和焦点群体访谈对健康传播而言，特别适用。传统传播学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并不常用。

本研究侧重从一般性传播研究的角度去观照广播媒体上的健康公共传播。整体上看，研究涉及两层语境：一是广播的语境；二是健康公共传播的语境。研究既要从广播运行的方方面面去看“健康”，又要把“健康”放在社会多元生态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观察。因此，研究本身是一个媒体与社会相关的复合命题。

张自力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重要方向，分别为：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议题的研究，健康传播史的研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的研究。

任景华在《从孕育到成熟——健康传播的历史演进与走向》一文中，对健康传播的形成与研究领域进行了较有建设性的划分。他指出，健康传播经历由古代自发的状态到现代自觉状态的转变。现代健康传播是随着人类新的健康理念的确立和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而出现的，是在重大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催生下不断成熟的。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大体分为与疾病诊疗相关的医患沟通，与提升健康水平相关的健康促进运动，以及与风险传播相关的风险健康讯息传播。现代健康传播经历重大的转变，健康传播的专业化与大众化，是健康传播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者认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将健康传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医学专业领域的研究之外，政府、社会和媒体等多个层面的健康传播成为健康传播、健康促进教育的重要研究方向。

三、健康传播在具体媒体领域的应用

李杰在《媒体健康传播对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国民健康对社会的而言，不仅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健康问题的解决本身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在现行媒介环境下，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健康知识的重要渠道。中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1%，而这些慢性病可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来预防。传染病可通过打断传染三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即能控制其流行。因此，媒体的疾病预防信息传播将指导公众远离疾病，为全民健康素养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公众了解到的世界是通过媒体“拟态”化了的，政府部门有义务、媒体有责任传播科学准确、客观公正的信息，杜绝伪科学和以商业为目的的健康信息。

汤浩在《论健康传播中的传媒角色》一文中指出：社会中健康传播的开展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通过健康议题的设置，促进公众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态度行为改变。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媒充当几种角色：社会健康环境的瞭望者，医疗健康政策制定的呼唤者和推动者，医学健康知识的普及者。

李杰、汤浩二人的研究探讨了媒介在大众健康传播、健康教育当中应承担的媒体责任，这也体现着媒体公共服务的属性和价值。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媒介体制环境和运行机制下，公共健康价值一直受到商业健康价值的冲击，所谓“伪健康”的信息传播在广播行业一直未能杜绝。因此，本研究也有必要对这一层面的问题和原因予以考察。

王宇在《广播健康频率的发展价值、问题及空间》一文中指出：健康广播发展的价值在于公众需要健康信息和服务，公众的健康素养水平偏低和健康卫生教育需要媒体助力；借健康之名的伪健康传播、节目内容的泛健康传播、健康广播的老年化传播和健康节目的去病化传播是健康广播现存的问题；健康广播的发展出路在于内容定位专业化、服务对象多元化、节目形式互动化、节目平台网络化。

董敬红在《健康节目：探寻规律中满足市场需求》一文中，从实践层面提出了健康广播发展的可行性路径：找准节目定位，增强节目的实用性、指导性，创新节目形式，弱化说教功能主持人要找准角色定位。

陈甜甜等在《健康传播视域中的中国电视健康节目分析》一文中提到，在人们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和电视分众化传播时代，以及浅阅览时代到来的背景下，电视健康节目不断涌现并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这其中存在电视节目娱乐化趋势明显、传播者专业水准欠缺等问题。在今后节目的开办过程中，应注重提高电视制作者和主持人的专业素养，使其树立正确的传播观念。同时，还应提高约请专家的专业能力，并将专业术语简单化，这样才能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提高传播效果。

以上几位研究者从现有健康广播（电视）节目的问题出发，提出了节目改进的思路和建议，尤其是涉及健康节目的供需平衡和供需质量。我们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关注到新媒体语境下，健康传播在供需、传受之间关系的转化，以及健康广播在新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可行路径。

四、关于“伪健康传播”的研究

医药节目是健康信息和广告信息的复合体，但出于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动机，广告商总是希望尽可能地压缩健康信息，而更密集地向听众推送广告信息。并且，这类节目在传播目的和健康教育的效果上，与本质意义上的健康传播亦是相去甚远。因此，一些研究者用带有批判色彩的“伪健康传播”，来指大众媒体中不以传播健康为目的或不利于公众健康素养提高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行为。有研究者将“伪健康传播”的原因归为三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媒体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受众媒体素养健康素养的缺乏。进而，针对如何杜绝“伪健康传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或建议：加快健康素养知识与技能的普及，增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等（何淼，2012；南肇胜，2011）。但是，是否媒体增强了责任感、健康知识得到普及之后，医药节目等“伪健康”节目就会自然消失呢？我们虽然不能预测性地回答这一问题，但至少可以认为，责任感和健康素养不是决定医药节目存在与否的首要或主要原因。

还有些批判是针对传播者和节目质量的。在这些“中医名家”“专家主任”中，有一些是来自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教授，有正规的学术背景和理论知识。然而，也存在一部分“专家”根本没有国家卫生部门的认证，却在媒体的宣传中自称专家、世家。这不但是对广大民众健康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从“张悟本事件”这个典型的事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郝赫，2013）基于此，研究者认为，养生类节目越来越呈现娱乐化、商业化和同质化的趋势。从提高节目质量的角度，有研究者建议：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在有限的时间里多给受众提供一些健康信息；提高传播者健康传播的专业素质；制作人在进行节目内容选择和审查时应注重信息的贴近性（陈甜甜，2013）。但是，这些基于从业者自律和业务自觉性的建议究竟应该如何操作？比如，应采取什么节目编排和组织形式来避免同质化？深入浅出、科学专业的健康知识如何与节目的耐听和耐看进行调和？如果能结合实际提供一些回答和可行思路，或许上述批判性叙述才更站得住脚。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文玲从学界的社会观点和从业人员的业界观点探讨了广告道德的问题。广播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承担着公众健康教育和知识传播的责任。但在创收压力的挑战下，广播媒体普遍选择为医药广告搭建平台，以此造成传播健康的假象。在深层意义上，这是广播行业结构性发展的问题。但从业务操作的具体层面看，这又属于广告道德或传播道德的问题，是媒介社会责任的一种集体缺失。但是，道德批判并不能解释问题和矛盾的症结。一直以来，有关媒介道德的研究很容易陷入道德批判的片面阵地，较少从“硬币的另一面”结合业务实践的实际情形，对现象进行双面的深层剖析。陈文玲的研究则关注到从业者的反馈，采用问卷的形式收集从业者的观点，以此与人文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进行比较观照（陈文玲，1992）。研究立场的客观中立与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原则一样需要维护。本研究的讨论过程中也会涉及媒体道德的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从各个侧面、各方立场去提供说理的依据，从而作出一些相对公允的解释。

郑怡卉的研究关注了新闻报道中的“伪科学”问题。研究者认为在医学和健康领域也存在伪科学议题，而且跟文化脉络有一定牵连。例如，能量、气功、民俗疗法等实际上都与中华民族的武术、道教及中医养生有关，容易引起一般民众的兴趣和信任感。其中，可能存在的伪科学，也因此会更直接地对公众造成负面影响。郑怡卉以中国台湾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四家报纸的200多条新闻为对象，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新闻报道中伪科学的议题和呈现方式进行了定量描述和解释。

五、关于医药广告的研究

如果从功能角度讲，健康传播的核心价值或功能是促进公众身心健康。这一点与我国传统广播设置健康类节目的初衷是吻合的，即通过节目宣讲实施健康教育，推广健康信息。尤其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公众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推动着传统广播对健康议题的广泛关注。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药行业盯上了广播广告的低门槛和在中老年听众中的传播力，他们将医药产品广告变相植入广播节目。广播行业面对市场化竞争的压力，不得不无奈妥协，与医药厂家合作，为医药广告挂上健康的招牌。它们一边求生存一边透支媒体信誉。

姚丽萍认为，电台创收过分倚重医药节目造成了广播广告结构比例的畸形。一旦医药节目在投向和投放量上发生变化，电台便会面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姚丽萍，2007）。然而，在广播产业发展不充分、广告投放占比甚微（谭天，2006）的环境下，拦腰砍断医药节目恐怕会对电台收入造成直接影响。学者崔恒勇提出，既然不能合理退出，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医药节目的客源和改造播出形式，来减少广告收入中的泡沫成分呢？（崔恒勇，2011）各个电台在这一方面所花费的气力显然不同。本研究也会从医药节目的视角去反观健康广播的发展。医药节目在本质上有违广播公共服务的职能和基本属性，但同时又是二元广播体制之下电台生存的一条依赖路径。在此条件下，电台处在对医药节目改与不改的两难境地，只有政策的外力才能助推电台医药广告整改的实施。本研究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医药节目的整改、健康广播的功能还原问题进行论述。

健康传播研究者将健康广告（Health advertising）作为健康信息的一部分进行过心理学、文化学的阐述。现代广告分为说服性广告、机械性广告、暗示性广告、投射式广告四种不同类型和模式（陈卫星，1997）。这四种模式的一个共同点是，利用语言技巧和受众的权威崇拜心理、求知心理和激励心理等心理诉求，诱导消费者信任和购买产品。医疗健康领域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而言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因此在健康广告的传播过程中，专业权威的可信度和接受度明显增高。公众对广告信息内容越陌生，权威崇拜心理就越显著（张自力，2009）。在美国，这种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媒体广告被称为DTC（Direct-to-consumer）广告。美国学者认为，药品公司可以绕开医生，直接为病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帕特里夏·盖斯特——马丁等，2006）。研究者列举了氯雷他定（Claritin）获得销售成功的案例。最初，该药通过电视和杂志的“提醒广告”介绍给公众，广告多次重复药品的名字，伴以赏心悦目的图像。但广告并没有解释这一药品的用途，只是指导消费者询问他们的医生——这样，需要的“种子”就被播下了。这样的做法与我国广播中的医药节目是吻合的，例如，反复强调药品的适应性和场外咨询（购药）电话等，以暗示听众接受和信任这些信息并刺激其购买欲望。

中国台湾地区研究者分别从传播接受和传媒广告运营的角度，提出了健康传播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民众信息来源虽然更为多元，但也使得大量缺乏实证依据的健康信息充斥其中。加上民众的健康素养仍然不足，因此一旦出现重大医疗争议（如药价、医保等），或当健康医疗议题被过度营销时，民众往往无法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或充分的消费者权益意识，可予以判断或制衡。这一点实际上跟大陆的情况是一致的，多数民众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辨别健康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当健康被越来越多的商业元素所包裹，并通过媒体传递到外界时，受众能从中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呢？恐怕“沦为”被动消费者的机会更大。

研究者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医疗营销与广告的相关法规与伦理守则，在形式上极度限制医疗广告的内容。但实际上，医疗服务提供商游走在条文规范的灰色地带，主管机关无力管理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以推销医疗业务为内容的营销或广告活动，正是这样一种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为（徐美苓，2005）。我国内地的情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方面广播电视媒体开始出现卖药广告专题，且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流行；另一方面以医药医疗广告为约束对象的法律、法规等密集出台。但是出于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自收自支的经营压力等，广播电视并没有形成自觉意识去剔除卖药节目；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它又与医药广告商结合利益共同体，在法规的灰色甚至是“红色”地带进行医药营销。

六、广播健康传播的外环境

我们将“外环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与传统广播相并列的媒体环境；二是健康传播所生存和依赖的社会环境。大卫·阿什德在《传播生态学》中指出：“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的结构、组织和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以及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邵志择，2003）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信息技术对传播生态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传播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中，除了人自身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传播媒介技术的特性。在人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传播生态逐渐形成。

支庭荣在《大众传播生态学》（2004）中把传播生态定义为：“传播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冲突及其与个体、人群、社会大环境之间的互动与演化。”我们可以认为，传播生态环境即大众传播媒介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媒介及其传播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有机系统。用生态学中生态位规律的观点看（邵培仁，2001），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Niche），即有其特殊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以及它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很少有两种媒介能长期占有同一生态位。同属时间生态位的广播和电视，广播占据的是时间中的以传播声音为主的频率空间生态位；电视占据的是时间中的以传播声画为主的频道空间生态位。

卢毅刚（2011）认为，对一个地区传播生态的研究应该从两个层面做出定位。其一是传播气候，即弥散、渗透在该地区的大传播背景。比如，流行的传播方式、普遍的传播观念、外来的传播行为影响等。其二是传播氛围，即该地区特有的文化、经济、受众等因素凝结而成的具有区域传播特性的多维时空概念。例如，地区的区域性、地区的民族性、与其他地区形成差异的性征等。传播生态是一个整体互动的概念，蕴含受众、媒介、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的内容。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郭良文，从自我认同、团体认同、社会阶层与制度认同、跨文化与全球化认同等四个维度，结合具体案例和理论支撑，分析了现代广告中的“认同”（identity）行为和内涵（郭良文，2000）。这种由内而外的传播层次包含关系，也在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中得到了呼应。韩晶等人（2012），从传播原生态、内生态、外生态三个层次分析了健康传播在微博平台上的传播现象。其中，“去中心、多元化传播和浅阅读”是微博健康传播的原生态因素。这一因素强调的是自媒体的技术特征和传播特性，与大卫·阿什德对“传播生态”所下的定义是相契合的。

胡百精（2012）关于健康传播“知信行”范式的研究，也突出了原生态的层面。胡百精认为“信息飞沫化”“传者去中心化”和“大众生活社交媒体化”三个新媒体传播特征直接挑战了由知识传递、态度改变和行为达成三个要素构成的健康传播“知、信、行”的经典范式。即在认知层面，信息飞沫化导致单向灌输机制的弱化和失灵；在态度层面，去中心化正在消解传统意义上受者对传者的信任、信心和信念；在行为层面，健康促进需要适应新媒体主导的大众生活轨道，而这些轨道时空交错、节点纷繁。因而，推动单向宣传自上而下的健康教育发展为双向交互平等对话的健康传播，是新媒体为“知信行”提供的新方向。换言之，原来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应当成为对话者，展开双向平等均衡的公共讨论。

韩晶所说的内生态因素指的是受众需求和文化供给，政策、国情则是所谓外生态因素，这二者实际上是健康传播社会人文环境的构成部分。我国于2008年正式提出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蕴含着全民健康、人人参与的大健康理念。有学者提出，个人健康化向社会健康化的转变，意味着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观念既应放在宽广的文化处境下考察，又要从动态发展和历史变迁的角度去看待，要从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层面去思考（刘继同，2005）。具体到本研究而言，医药节目所处的内生态环境，一是基于公众日益强烈的健康需求而逐渐升温的“养生热”；二是受众的健康接受能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而外生态环境则体现出更延展的一面，它不仅受国情的影响，还受地域文化、气候环境、经济和消费水平、广电政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论述和分析过程中不能局限在广播电台的单一层面，也应当把裹挟在广播节目之外的若干生态因素一并纳入讨论，以期得出相对深刻的解释和结论。

七、健康广播研究尚待加强

我们目前对健康传播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传播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较为简单粗浅。韩纲在《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一文中，以健康传播研究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历史为视角，通过对1991—2002年国内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回顾和分析，从论文发表年份及期刊分布、作者单位、主要研究议题和主要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研究发现，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主要刊登在医学、卫生专业期刊上；主要研究者为医学、卫生专业（研究与实务）人员；实证研究是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是传播效果及大众媒介的编辑、报道业务。该文章揭示，传播学者的缺席是12年来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特征。

喻国明等在题为《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的研究中，收集了刊载于1999年1月～2009年12月CNKI核心期刊中全部健康传播相关学术论文，采用目标抽样方法，样本量为412。作者对这些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对1999年以来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路径及发展趋势进行结构化梳理。研究重点为1999年以来的健康传播研究始终保持高度的实践应用导向。新闻传播学者的相关研究蹒跚起步，新技术对健康传播的影响、改变和促进开始受到关注。研究主题为，以个人层级知识、态度、行为和人际层级健康教育为重点，“艾滋病”相关研究独领风骚，公共政策层级亟待关注。研究方法为调查法、控制实验、个案研究最常运用。新闻传播学者使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比例严重不足，体验总结式文章贯穿始终。作者分析了当前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是：①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有预见性和操作意义的研究成果少。②医学、公共健康学者占绝大多数，新闻传播背景比例偏低，学科合作少。③议题关注范畴窄，大多集中在艾滋病防控、大众媒体传播效果、媒体报道框架分析上。

本研究是以健康传播为视角切入中国健康广播的发展环境，并结合中国社会健康、媒介管理体制、新媒体语境等多角度的规定性，探讨健康广播的现实形态、既存问题和发展出路。现有研究对健康传播的功能和目的已作了十分清晰的说明，即科学有效地传播健康信息，帮助人们改进健康意识和观念，进而提高其健康水平。那么，广播作为健康传播的渠道和手段，应当如何在现实社会生态、体制环境、新媒体发展等多重语境下，进行健康公共传播并体现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本研究要关注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