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架构

一、生命科学与健康传播

健康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历史的概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健康教育专家鲍尔（Bauer.W.W.）和霍尔（Hull,H.G.）认为：“健康是人们身体、心情和精神方面都自觉良好、活力充沛的一种状态。”敦恩（Dunn,H）把健康视为个体的动态的发展状况，健康具有整体性，是个体生存、自我更新、创造性的调整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良好状态。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适应的健全状态，而不是没有疾病或虚弱现象。”这个通俗简洁、但又内涵深刻的健康定义，被人们视为现代健康观的经典定义而广为接受。不过，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新的社会和时代内涵不断注入其中，使现代健康观更加丰富和深刻。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又对健康定义进一步解释为：“一个只有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等四个方面都健全，才算是完全健康的人。”

人的健康状态的获取和保持，既与自身与生俱来的身体素质有关，也与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健康素养、生活环境紧密相关。而外界健康信息的获取和影响对人们后天健康素质的养成、健康状态的达成都至关重要。健康教育、健康传播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于此。

从本质意义上说，健康传播是对生命科学的关注和传播。生命科学即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是通过分子遗传学为主的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发育规律，以及各种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最终能够达到治疗诊断遗传病、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人类生活、保护环境等目的。

生命科学离不开公众。生命科学知识需要公众的理解，生命与健康技能需要公众的掌握，生命科学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健康状态和健康生活。在科学与公众、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角色，承担着科学传播的责任。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家应该做科普，要帮助媒体全面深入介绍和报道科学和科技进展。科学传播以大众媒体为核心，打破了传统的以科学共同体为核心的局面。这个传播过程是传受双方主动、互动、有反思、有反馈的传播。健康广播实际上是以广播为媒介，以公共传播服务的形式，建立了生命科学教育普及与大众健康获取之间的桥梁。

二、发展传播学视野下的健康传播

发展传播学理论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以美国学者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为标志，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功能。它是利用传播的过程、技术和媒介，帮助人们全面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及变革的手段，帮助人们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帮助人们制定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帮助人们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技术以改善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状况、提高机构的效率。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勒纳的移情理论、施拉姆的媒介功能理论、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理论等。发展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引进中国，成为中国内地发展传播学的肇始。同时，这也是中国首次引进传播学这一概念。

如何才算是一个发展传播学的研究？

徐晖明（2009）认为，“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大致有两个层次：理论框架研究和实证研究。前者建立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宏观视角，关注传播对于社会发展是否具有推动作用，以及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后者具体考察传播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多表现为专题性的研究。例如，性别与传播、健康传播、国际发展传播项目的实施成效、新传播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传播与传统文化、发展传播中的公共参与、乡村地区的传播等”。发展传播的学奠基人勒纳、英格尔斯认为，国家或个人的现代化是发展传播学的主旨所在。因此，要辨别什么样的研究是发展研究，重点要看它是不是关于个人、社群（社区）、国家的现代化有关的理论或实证研究。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陈云芝（2006）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调整，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重物轻人、唯GDP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等问题。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破解发展难题，纠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庞元正将以人为本归结为四句话：依靠人是发展的根本前提、提高人是发展的根本途径、尊重人是发展的根本要求、为了人是发展的根本目标。

美国学者格德温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应当研究传播如何才能有效地使下层参与决策过程，或者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存障碍使下层与决策过程变得困难，我们又能做什么来减少这些障碍。这对发展问题而言，远比我们迄今认识到的重要。”因此，以人为本的决策理念如何真正转向实际生活，使人们真实地感到与自己息息相关，就成为社会发展实践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健康关系每个人的生命安危，健康权是会公众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健康传播的角度看，即对人的生命状态和健康权益的呵护和保护。从这层意义出发，政府、社会和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能才能得以发挥。

三、广播媒介优势与健康传播

（一）广播的媒介功能

广播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科技发明，是唯一以音频内容（口语+音乐）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广播的唯一传播符号就是声音。“声音的非可视化”可概括为三个“看不见”：看不见说话的人、看不见所说的事、看不见与之相关的文字。广播的频率和节目的标识和内容传递主要通过口语来呈现。广播媒介的生命力在于它实现了“解放”声音为主体的有效传播。

曹璐提出，广播媒介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传播优势：①广播是伴随性强的媒介，可以“解放”双眼、双手，让听众边做其他事情边听广播。在一天24小时当中，除睡眠时间外，人与时间的关系可以体现为必需时间——工作8小时为主；必要时间——工作和生活所需的必要付出时间；休息时间——生活质量和社会化程度的集中体现。广播在以上三种时间关系中，都可以做到不同程度地嵌入听众生活。②传播的即时性。电波传播几近与事件发生同步，广播的直播传播使频率成为开放性的“时间版面”。广播的持续滚动播出实现了理想中的即时传播与接受。③非可视化和听觉感染力。当听众从无意注意进入有意注意的专注性收听和持续收听后，广播可以带来听觉上的联想、形象和感悟。④收听状态的移动性。当今已进入空间升值、时间贬值的流动社会，从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到汽车社会，移动收听进入升值时期。⑤音频媒介成本相对低廉，技术门槛较低、易操作。⑥广播是高存活性媒介。尤其是半导体广播靠电池供电，可以离开电源，灵活机动地收听。在公共事件突发时，广播的这一优势在信息传播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广播声音传播与生俱来，往往是潜在性的，只有广播从业者有效开发、成熟驾驭，才能实现广播所特有的人本价值和社会价值。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在自我实现需求之后，还有一层自我超越需求。虽然，通常不被认作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必要的层次，但近年来被更多地应用于积极心理学的建设当中。积极的社会心理包括了一些人类重要的美德和力量，比如智慧、勇气、人性、正义、节制、灵性超越等，这些美德恰恰是所谓社会正能量的来源和动力。作为一种“心灵媒介”，广播除了提供信息服务这一基本价值之外，它更具有营造积极社会心理的深层利用价值。尤其是体现为对弱势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边缘人群、困难群体的尊重、体贴和呵护。因此，广播成为社会转型期心理疏导和情感交流的平台。

（二）对广播的常态依赖与特殊依赖

1976年，美国学者狄弗勒（M.L.DeFleur）和博罗奇（Ball-Rokeach）正式提出媒介系统依赖理论（Media-system dependency）。其基本思路是把媒介作为“受众—媒介—社会”这一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联结了受众与社会结构。这一理论认为，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个人、群体、媒介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媒介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既是信息传播和媒介运作的客观存在，也是用来描述及解释大众传播现象与规律的可靠途径。

听众对广播媒体的依赖首先表现为常态依赖或日常依赖，即广播通过日常提供的信息满足听众的基本需求。就健康广播而言，即提供听众想知、欲知、未知的健康信息，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健康信息，以及健康节目中的健康养生知识、健康理念、疾病防治原理和健康服务等。

其次，听众对广播媒体的依赖还表现为异常依赖或特殊依赖。即当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时，受众迫切需要从媒介获取信息，了解事态情况变化，以便进行判断、决策和行动。媒介系统依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动态的观点解释人们形成各自媒介组合的过程。它指出，当情况（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为自己构造的媒介系统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在一场危机时期，我们构成一种将能最好地服务于当时最重要的个人目标的媒介系统。当危机结束时，我们也许会恢复我们日常的媒介系统，重新建立适合于达到日常目标的媒介依赖关系。”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灾难性事件中，电视、网络媒体受制于其传播技术的相对复杂，往往不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而广播则可以成为灾情中的“生命线”。

2003年“非典”的发生，让中国公众认识到了公共健康以及健康传播的重要性。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广播媒体利用便捷、高效的传播优势在卫生防疫救助信息发布、心理救援建设等方面都提供了大量健康服务，体现出广播公共服务的人本精神。2013年四川省芦山地震发生后，中央台第一时间启动“国家应急广播”报道程序，是首次以“国家应急广播”为呼号，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对灾区民众定向播出的应急频率。“国家应急广播”在芦山地震当中，除了及时播报政府公告、救援信息、听众热线、专家访谈、记者连线外，还特别有针对性地提供了灾害互助热线、救援知识、实用卫生科普信息等，成为震区最快捷的沟通渠道和最具人文关怀的心理抚慰。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会得到激发。灾区群众急须获取生命救援、灾后传染病防治、灾区公共卫生服务、心理健康救援等方面的信息，于是形成对广播媒体的在特殊时期内的特殊依赖。广播在此时成为公众必听必备的应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