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奔赴朝鲜战场(2)

在朝鲜，我第一次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因为慰问团来到朝鲜，总是带来最好的文艺节目，把祖国最优秀的剧团、最著名的演员送到前方来。我记得，我看过常香玉的《木兰从军》，那种具有高涨热情的演出，配合她那高亢嘹亮的歌喉，在森林覆盖的剧场上，掀起一阵阵的热潮。来自西安的易俗社的秦腔，最受我们这个来自西北的部队欢迎。他们演出的《游龟山》和《劈山救母》唱段，在他们走后还长时间被传唱。部队开大会时，专门呼唤能唱秦腔的出来“吼”一“吼”。也许受到大家的感染，我很喜欢秦腔的那种带有野性呼唤的唱腔，中国人的刚烈、决绝、血性都在唱腔中渗透着。越剧就更为迷人。总政越剧团的主要演员傅全香和范瑞娟演出的《西厢记》和《红楼梦》，更让人迷恋、陶醉，有了一群越剧迷。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祖国有着这样丰富多彩的戏曲。梅兰芳在开城演出，我们有机会去看的，可惜我因为值班而未能如愿，真的成为终生的遗憾。

1953年7月27日，我正在从24军军部回兵团的路上，听到停战的消息，真是说不出的喜悦。沿路的部队，都在山野里狂喊着：“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第二天，我很早醒来，站在山头上，四处望去，突然发现，好久好久不见的晨霭中的炊烟袅袅升起来了，此刻，一首诗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走回掩蔽部，随即将这首《为了炊烟的升起》，顺手写在日记里。这里，顺便提一下，在省立师范时，因受朱光潜先生影响，就开始写日记，在中央机要处停顿了一段，在朝鲜又恢复起来。这首诗，后来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南开园》中。我找了我不少老同学，都未能将这本杂志保留下来。如今，我只能记得一个大概意思：

清晨，

我站在山峦的峰巅；

松树的香气飘来，

松鼠也似乎格外的欢快。

山谷，

是出奇的宁静，

似乎可以听到

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啊，炊烟，

多年不见的炊烟

袅袅地在山谷里升起

是多么美妙的梦幻！

啊，炊烟，

为了你永远地升起

我愿荷枪

守候着这美丽的山峦！

在这里，我要说到另外的一段经历。1951年12月起全国开展“三反”运动，部队也要开展。机要处是清水衙门，于是，我也被选为打虎队员。我和另一位同志，专门负责审查管理处的屈处长。现在，想来都好笑。几乎每天都要求他坦白交代问题。他们都是经过三查三整的“老运动员”，对付这样的审查，都有一套办法：态度老实，绝不对抗，软磨硬泡，敷衍过关。他每天都提供一点多吃多占的事例。今天说，在西安办事请客，花了多少，浪费多少，自己拿了多少；明天说，部队过节给大家发食物，他用多少东西送人情，又有多少拿回家里了。一天天这样积累，向“老虎”的标准逼近。当时我们真是在认真履行职责，不过，他交代的那些事情，连我也怀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逼供给人家带来多少痛苦、多少折磨。当时把老屈关在洞子里，大约有三个月，才放出来，最后证明他并没有多少问题。

延安整风以来，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这样的运动，或整人或挨整，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肃反”运动，我才真正体会到挨整的滋味。

在我们机要处，我是唯一的高中生，而且是唯一喜欢读书的人。我的文学梦，让我把发到单位的《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还有《前线》（兵团办的）、《八一杂志》等刊物，都细心地保存，有空就看。1955年“肃反”，是从首先交代是否读过胡风分子的作品开始的。我当时如果说我没有看过，谁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看了就是看了，老老实实地说出来。那时，我觉得看过一篇小说，是不会怎样的。我说我看过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这样，我就成为第一个上钩的鱼。一旦运动起来，每一个单位总要找出运动的对象。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就成为挨整的重点了。从交代是否看过胡风分子的书开始，就像我在“三反”中让屈处长交代是否贪污过一样，追查我与胡风分子有何关系，追查历史，追查一个一个的社会关系，似乎不追出反革命的东西是不会饶过我的。这次，我发现过去交代的那些与我关系不大却有污点的人物，现在都成为我的祸源，使他们每天不停地逼问。我没有“老运动员”的经验，我在辩解，我在反抗。我似乎觉得，平时那些嫉妒我的人，现在，都找到报复的机会，似乎非把我整死不可。他们设计出一些细节，逼我承认，有时弄得我神经错乱到以为我真的做过那些事情。譬如他们说，你的一个同学有枪，你的弟弟看到过，那么，你与他关系密切，你会知道这支枪的下落，他拿枪想干什么坏事，你又参加干过什么。成天被这么折磨，是极为痛苦的。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审问犯人，也需要有证据的。而这种群众性的审查，今天看来实在是我党实行自我戕害的弊端。不但伤害同志，更伤害到党的自身。“文革”就是这种积弊的恶性大发作。

一些人在整人中发达了，一些人在挨整中死亡了，一些人病倒了、疯了，一些人离心离德。

自然，最终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但是，又该怎样对我说明呢？记得当时部队开始授军衔了，我曾拒绝接受。我们的处长找我谈话，他说，像你这样的审查，我所经历的比你还要厉害，我现在不也很好嘛！你不是也整过人吗，弄清楚了就好。

他这样将心比心的谈话，让我这个头脑简单的人，觉得也能够接受了。但是，结果我却受到惩罚。按说，我应该是被授予中尉军衔的，结果是少尉。像这样的惩罚，你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

这样的运动，本来是一种非常态的，但是，却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平常的、司空见惯的工作，以此来掩盖对人的精神创伤，掩盖党的组织的内伤。

三巨里

停战后，为了长期驻扎朝鲜，兵团司令部转移到三巨里，搬进正规的营房，而且修建了大礼堂。机要处的营房处于一个山洼处，相对的两排营房，一排是办公室，一排是宿舍。

我和张秘书住在一起。此时已经实行薪金制，我的工资是72元5角，对我来说是相当富裕了。我为自己买了一把小提琴，并为我自己和妹妹买了手表。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肃反前，我和刘懿君恋爱了。

1953年，停战之后，我正在值班，突然一个穿着军装的小姑娘来机要处报到，她说她是从安东后方办事处来。我仔细地打量她，虽然个子矮些，但显得精干，身材匀称，老实说，我对她是一见钟情了。恋爱，似乎是没有道理的。机要处的女孩子不少，那时，还没有一个让我看上的。她来了，就把我的心搅动了。我想着各种办法接近她。有时她来送报，就可以聊一聊。这年秋天，我回国开会，就顺便去看望她的妹妹，回到朝鲜，感情更接近了。那时，我们还守着秘密。星期天，悄悄地走到远处山下的小河边，散步，聊天。我觉得她很单纯，待人宽厚。我真的懂得她，是在“肃反”中。我突然受到审查，给她带来巨大的压力，她被歧视，被批评，甚至专门开她的会，逼她交代我的问题，有人甚至让她同我分手。但是，所有这些压力，她都顶住了。再没有比这样的爱情更美好、更值得珍惜了。真的，我们是患难的夫妻。

我们终于在“肃反”结束后，向兵团政治部递交了结婚报告（那时还没有婚姻法），似乎他们也没有理由再找我们的麻烦了。

但是，麻烦依然找到我的头上。处长外出学习，与我同屋居住、同一办公室办公的张秘书，被委托代理处长的工作。平时，他对我就心怀不满，冷嘲热讽。因为，处长对我的重视，是超过他的。我经常跟随处长下去检查工作，诸如总结报告等，凡是需要的书面材料，处长也是派我起草。那时，还没有“笔杆子”的说法，实际上我是处里唯一的“笔杆子”。其实，我对这些老同志是很尊重的，但是，他们的狭隘，对知识分子的偏激的看法，几乎是通病。这点，似乎也是“传统”。我后来才懂得，嫉妒，是人性中最容易激发出仇恨和报复的恶性种子。

就是这个张秘书，在处长不在的情况下，谎报我和一军（刘懿君，改名刘一军了）如何如何，把我赶到兵团的招待所去住。

“文革”期间，处长在国防大学进修，到家里来看望我。他提起一些往事，问我现在的级别，等等。我说我依然是21级。我也顺便说到这位张秘书。他说，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呢？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他竟然如此无理！还说，难道1956年普调，没有给你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怎么不找我呢？老实说，我真的不在意这些事情。那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了，这些已经是生活对我最高的奖赏了。我想起，1958年回国后，我们的兵团战友，有的去了北大荒，有的去了大西北的原子弹基地，有的过世了。像我这样能够得到深造机会的，并不多。我对生活是感恩的。我没有什么可计较、可埋怨、可悔恨的。尤其，想到那些牺牲在战场的同志，就更没有什么可计较的了。

说到这里，我曾经读过一个学者（不点名了）对于朝鲜战争的所谓研究论文，那种欣然自得，以为掌握了一些解密的文件，就在那里说三道四，说风凉话，在那里指点江山，自以为很高明。这样的学者，是缺乏良知的，血是冷冰冰的。什么我们不该出兵，什么早该停战的，等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确我们需要建设，需要解放台湾；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强敌，面对复杂的历史形势，决定出兵朝鲜，今天看，明天看，都是在当时作出的最好的决定。我们中国人敢于面对强敌，敢于挑战霸权，终于打败敌人。这是让国人扬眉吐气的大事，也是震撼世界的大事。正是因为这一战，中国人在世界上站立起来，那时，无论美国、苏联都不敢小觑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设，那些事后的诸葛亮，还是不要当为好。你要研究朝鲜战争，你就要真正掌握全面的历史资料，还原真正的历史情境，还要综合考察其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而不是一叶障目，道听途说，肆意发挥，胡说八道。中华儿女血写的历史，换来国家数十年和平崛起的大好时机，岂是某些人口沫飞溅就抹杀得了的？！我十分感谢香港凤凰卫视，他们拍了不少关于回忆志愿军的纪录片，他们是记住那些为国捐躯的志愿军将士的少见的几家媒体之一。

人的一生，正如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为“肃反”，我不但不能再做机要工作，而且干脆处于无处可分配的状态。此刻传来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动员部队干部报考大学。这样，我的梦真的又在向我招手了。

当时讲好的条件，可以报考，考不上就不能再回部队，随即转业。对此，我毫无考虑。我的心已经飞往大学了。

我觉得志愿军司令部，对中央的政策是认真执行的。特地将所有志愿军报考的干部，都集中到河北省丰润县稻地镇转业大队，编成一个队。并在唐山市区，在铁路宿舍为我们租了住房，专门请唐山市一个中学的老师为我们复习功课。

说起来不到二十人，大部分同志，都在全力以赴。屋里连个桌子都没有，看书写字，各找所处，各施所能。有在床上趴着的，有倚着墙坐着的，有在屋外找个地方看书的，都在竭尽努力。记得，在等待发榜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那时，我真的没有把握。语文还算有点信心，而地理、历史，都是多年没有沾边了，还是上小学时的那点基础。

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因为南开大学在天津，母亲、姐姐都在天津，这样就可以团聚了。更重要的是，在天津读书时，南开就是我大学梦的指向，而且大哥就是南开的，我还考过南开。我的南开情结，让我毫不考虑就将她填为第一志愿了。录取书来了，我考中了。那种喜悦之情，洗尽了“肃反”中受到的侮辱以及种种的不快。我有一种人生的信念：只要诚实地劳动，诚实地做人，是任何力量，任何人，都不能阻拦你的前进的脚步的。我的大学梦，从少年时代就萌生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

那一天，我恨不得跑回稻地镇，向未婚妻报告这巨大的喜讯，也恨不得很快将这个喜讯告诉我的母亲和大姐。我记得，我们报考的人，买了唐山的烧鸡，买了酒，庆祝了一番。

就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和一军商量，我们结婚吧。没有仪式，没有礼物，没有任何准备，就在老乡的房子里，几个一起报考大学的兵团战友聚在一起，大家弄了几个菜，也算尽情痛饮，欢庆新婚了。我和妻子，都觉得我们的婚姻，是十分美好的。简朴，是最美的形式，也是最隆重的礼仪。

迎接我的是未来八年的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