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一所著名的以勒内·笛卡儿为名命名的医学院里，学生们簇拥在醒目的柱形入口处，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停地抽着香烟，尽管香烟盒上用醒目的法文写着“吸烟有害健康”。这一混乱的景象证明，人们很难为了延后的结果而去克制一些马上就可以得到的快感，尽管这些医学院的学生知道自己应该克制自己，不要吸烟。我们也可以在孩子们或者我们自己身上看到这种现象：新年伊始，我们会许下最真诚的新年决心——戒烟、经常去健身房或者是不再与爱人争吵等；可是往往在1月份还没结束时，这份决心就已经消失殆尽了。此时，我们见证了意志力的失败。我曾经荣幸地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共同参加一个关于自控力的研讨会，他对由薄弱的意志力而产生的困境写出了如下总结：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这样一群“理性消费者”——我们都认识这些人，我们当中就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带着自我厌烦的情绪掐灭烟头后发誓不再吸烟，以免因肺癌而让孩子成为孤儿。但是仅仅三个小时后，他们就会在街边找到一家商店，进去再买一包香烟。这类人明知吃高热量的午餐会后悔——一定会后悔，他们却不理解自己为何会失去自控地吃了，之后他们决定一定要去吃一顿低热量的晚餐来挽救一下，但结果是晚餐又吃了高热量的食物，然后继续后悔。这类人明知自己第二天会在一身冷汗中醒来去面临一场毫无准备，但对其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的会议，却任由自己在深夜里坐在电视机前。这些人早已决定不再为孩子们所做的那些令他们生气的事情发脾气，但依然在发脾气的过程中破坏了孩子们美好的迪士尼之旅。
尽管关于意志力是否存在的争论一直都在，人们却依然在不断地钻研它：有的人能克服困难登上珠穆朗玛峰，有的人能年复一年地自我克制、严格训练以参加奥运会或成为一名芭蕾舞明星，有的人甚至可以成功戒掉药物成瘾，也有些人能坚持控制饮食或是在嗜烟多年后坚持戒烟；然而另一些人却在同样的情境中失败了。因此，当我们仔细审视自己时，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意志力和自控力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起作用或者不起作用呢？
在1962年来斯坦福大学当心理学教授前，我在特立尼达和哈佛做有关决策制定方面的研究。我会在研究中询问孩子们是更愿意马上获得少一些的糖果，还是等一段时间后得到更多的糖果，或者把糖果换成金钱来问同样的问题（我会在第6章讨论这项研究）。但是当遇到令人兴奋的诱惑时，我们一开始做出的关于延迟的选择往往会很轻易地和我们等待的能力背道而驰。比如，当我走进饭店时，我非常确信地说：“今晚我不吃甜点！我必须这么做是因为我不得不降低胆固醇，以免我的腰继续变粗，杜绝下一次不合格的血液测试……”但是，当装满点心的小推车从我旁边经过，服务员拿着巧克力慕斯在我眼前晃动时，还来不及深思，刚才的信念立马就消失在了我的嘴边。鉴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我身上，我开始好奇并想找到一种解决自己总是放弃的有效方法。棉花糖实验成为了我研究的一项工具，它帮助我了解人们如何从延迟满足出发，一直等待，最终成功做到抵制诱惑的。
棉花糖实验的源起
从远古时期到启蒙运动，经弗洛伊德时代再到当代，孩子一直以来的特点就是任性无助，无法做到延迟满足，只会寻求即刻满足。带着这些幼稚的假设，我却为我的三个年龄相仿的女儿——朱迪、瑞贝卡和琳达的早期变化感到惊讶：她们迅速从牙牙学语的状态成长起来，学会了用巧妙的方法去影响彼此并取悦她们的父母，学会变成那种说话特别好听且又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人。仅仅几年的时间，她们已经可以安静地坐着以等待她们想要的东西，而我却还在试着弄清楚在餐桌前的我到底应该怎样做。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清楚她们是如何拥有了这种自控力，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她们可以在诱惑面前选择延迟满足，甚至在没有人监督时，她们也能展示出良好的自控力。
我想要去了解意志力
，尤其是为了追求未来结果而延迟满足的人在每天的生活中到底是怎样运用它，又或者无法做到的。为了从单纯的猜测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我们需要在孩子们开始发展这种能力时就去研究。我可以在我的三个女儿身上看到这种能力的发展，那时的她们还仅仅是斯坦福大学必应幼儿园里的学龄前儿童。这个幼儿园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所，它于近期刚刚建成，是一个综合的早期教育和研究场所，同时在孩子们喜欢玩耍的一些场所都拥有大型的单向观察窗以及可以通过监视器秘密观察孩子们行为的小型的一体研究室。我们使用了其中一间作为研究室，同时告诉孩子们这个房间叫作“惊喜屋”。而在这间“惊喜屋”里发生的一切最终成为我们的实验研究。
我的研究生埃布·埃布森（Ebbe Ebbesen）、伯特·摩尔（Bert Moore）、安东内特·蔡斯（Antonette Zeiss）和我，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学生一起在“惊喜屋”里历经数月终于设计完成了这个小型实验，并仔细校对了实验的结果，其间经历了诸多来自成功的快乐与失败的打击。例如，我们曾告诉孩子们延迟的时间在5～15分钟之间不等，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时间长度会对其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设计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为他们还太小，所以完全无法体会时间长度的不同具有什么含义。那么，奖励物的相对数量会产生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奖励物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奖励物呢？我们需要去制造一种强烈的冲突：一种是孩子们非常想要立即得到、具有极大情感诱惑力的奖励物；另一种是与之在数量上有两倍之差，但需要他们至少花几分钟的等待才能获得的奖励物（延迟满足）。这种充当诱惑的奖励物必须对这些小孩子非常有意义且具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应该适合孩子，当然还要能够被简单精确地测量。
50年前，大多数孩子可能像现在的孩子一样喜欢棉花糖，但是，在斯坦福的必应幼儿园里，父母有时会制止孩子们吃糖除非他们答应事后会好好刷牙。因为孩子们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别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挑选了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的几个奖励物供他们选择。不管孩子选择了什么，我们都会给他两个选项：立即拿走一份奖励物或者自主地等待实验人员回来后拿走两份奖励物。当首次研究经费申请遭到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拒绝时，为实验研究的细枝末节而操碎心的我们沮丧到了极点。联邦政府机构的人员甚至建议我们向糖果公司申请资助，我们还一度觉得（担心）他可能是对的。
我们之前在加勒比做的实验已经表明，信任感作为延迟满足中影响意志力的一项因素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为了使孩子们信任对他们做出承诺的实验人员，孩子们会先和实验人员玩耍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感到自在、舒服为止。之后，孩子们会被安排坐在一个上面放有按铃的小桌子旁。为了得到孩子们的充分信任，实验人员假装一步步地离开房间，在孩子们按下按铃后就立即跳回来说：“你看，你的铃声把我叫了回来。”实验人员重复进行着这样的过程，直到孩子们意识到只要他们一按下按铃，实验人员就会立即回来。在这之后，被描述为一个“游戏”的自控力实验才正式开始。
尽管实验方法很简单，但是我们却赋予了这个实验一个累赘到不可思议的学术名称：“学龄前儿童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物的自我延迟满足实证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数十年后，直到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发现了这项研究并以《棉花糖实验和公共政策》的标题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媒体才将它称为“棉花糖实验”。这个名字取得很直白，尽管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以棉花糖作为奖励物的。
孩子们是如何抵挡棉花糖的美味诱惑的
当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这个实验时，我们并没有记录下孩子们的表现。但在20年后，为了记录棉花糖实验的过程以及呈现孩子们在等待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策略，我曾经的一位博士后莫妮卡·罗德里格斯（Monica L.Rodriguez）在智利的一所公立学校内使用了隐型摄像头去拍摄5～6岁的儿童。莫妮卡采用的步骤和我们在原来的试验里所运用的步骤一样。
“傻笑”的伊内兹
首先出场的是伊内兹——拥有一双闪亮的大眼睛的可爱的一年级孩子，她的表现非常认真。莫妮卡安排伊内兹坐在学校里一个很普通的实验室里的小桌子旁，伊内兹选择了奥利奥饼干作为她的奖励物。桌子上放着一个小按铃以及一个晚餐盘大小的塑料碟子，碟子的一端放着两块饼干，另一端放着一块饼干。因此，可以即刻和延迟获得的奖励物都留给了孩子，这是为了让孩子确信只要他们克服心理诱惑（愿意等待），他们就真的可以拿到奖励物，同时也是为了强化他们内心的冲突感。另外，桌子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也没有玩具或者其他可以使他们在等待时分散注意力的有趣物品。
在得到选项后，伊内兹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去得到两块而不是一块饼干。她明白莫妮卡不得不走出房间去做一些别的工作，但是只要她按下按铃就可以把莫妮卡唤回来。莫妮卡试着让伊内兹按了几次按铃，以证明只要她一按铃莫妮卡就会回来。之后，莫妮卡给伊内兹解释了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伊内兹能够坚持等到她回来，就可以得到两块饼干。如果她不想等待，她可以随时按下按铃，但是只要她按下按铃或者开始吃饼干又或者离开了椅子，她就只能得到一块饼干。为了确认伊内兹完全理解了实验的规则，她还被要求重复了很多遍规则。
当莫妮卡退出房间后，伊内兹马上陷入了一种痛苦中，这种痛苦伴随着的是她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以及明显可以看得出的那种不舒服感，甚至到了要落泪的地步。之后她瞥向了饼干，狠狠地盯了它们数十秒后陷入了沉思。突然，她将手伸向了按铃，但是当她就要碰到时，突然又停了下来。她的食指小心翼翼、试探性地在按铃上徘徊，将要碰到却又不想去触碰，一次又一次，像是自己在和自己玩。之后，她又把自己的小脑袋从按铃和碟子那边转了回来，开始大笑起来，好像是在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她用拳头堵住了自己的嘴，以避免自己大声咆哮，脸上洋溢着自我庆祝的笑容。所有人在观看完这段影像后都为伊内兹的这种移情能力而惊叹，甚至大笑。在结束了“傻笑”后，伊内兹又继续玩弄着那个按铃，但是现在，她开始交替地竖食指轻轻地对自己嘘声——她将食指放在了紧闭的嘴唇上，小声低语着“不要，不要”以警示自己，好像这么做就可以阻止自己似的。20分钟过去了，莫妮卡“处理完事情”回来了。但是，成功后的伊内兹并没有选择立刻吃掉饼干，而是得意洋洋地将两块饼干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带走了，因为她想把饼干带回家，把她的成功展示给自己的妈妈看。
敲椅子的恩里科
另一个小朋友恩里科年龄大一点，他穿着一件彩色T恤，有着英俊的脸庞和整齐的金色刘海，他在等待的过程中非常耐心。他把椅子挪到离桌子很远的地方，椅背靠着墙。之后他开始不停地敲打椅子，同时又以一种百无聊赖的眼神盯着天花板，急促地呼吸着，似乎正在享受着自己制造出来的响亮的撞击声。他持续击打着直到莫妮卡回来，最终得到了两块饼干。
“哑剧演员”布兰卡
布兰卡则用一种安静的如哑剧表演般的自我交流使自己保持一种忙碌状态，就像卓别林在进行一场独角戏的演出一样，她小心地指导着自己在等待过程中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甚至假装伸出手放在鼻子前去闻那根本不存在的饼干。
“科学家”哈维尔
哈维尔是个有着极强洞察力又非常聪明的男孩，他把所有的等待时间都用在观察这个谨慎的科学实验上了。他在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着一种高度专注的神情，仿佛在测试自己能够以多慢的速度在不把按铃弄响的情况下将其拿起。他把按铃拿到了头的上方，专心地斜视着它，然后又把按铃放在离自己尽可能远的桌子上，他努力把整件事做得尽可能漫长。这在心理控制层面上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他看起来就像个训练有素的小科学家，正充分展现着自己的想象力。
舔奶油的罗伯特
莫妮卡把同样的要求给了罗伯特——一个穿戴非常整洁的6岁男孩：他穿一件米黄色的学生夹克，黑色领带搭配着白色衬衫以及一头精心梳理的头发。莫妮卡一离开，罗伯特就迅速打量起了那扇门，以确认门是否紧闭。之后他迅速地“调查”起了放饼干的小盘子，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拿起了离自己最近的那块饼干。他小心翼翼地把饼干掰开，白色的奶油从中流出，然后他歪着头开始用舌头一丝不苟地舔着奶油，其间，他曾有一秒的停留，用微笑的神情赞许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将里面的奶油都舔干净后，他非常有技巧地将饼干的两半又合了起来，再将这空心的饼干小心地放回盘子里。此时，他的脸上更是掩饰不住的喜悦。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剩下的两块饼干。在将饼干内部清空后，罗伯特马上将它们放回盘子里，并仔细地对饼干进行摆放，努力使它们回到原来的位置，并保持原状。同时，他还检查了周围的环境，确认一切都和原来一样。就像一个拥有卓越技巧的演员，罗伯特慢慢地把头沉了下去，用右手手掌拖着倾斜的下巴和面颊，手肘靠在桌子上。之后，他又将自己的表情转变为一种完全无辜的样子，用他充满信任感的大眼睛，带着童真的美好，充满期待地望着门。
罗伯特的表现使得每一个观看视频的人都忍不住为之大笑、欢呼鼓掌。有一次，一位来自一所美国顶级私立大学的教务长也发出了赞许的欢呼声：“以后他有能力考到我们学校的话，我会考虑给他一份奖学金！”我可不认为他是在开玩笑。
一颗棉花糖真能预测未来吗
棉花糖实验最初并不是被设计成一个“测试”。事实上，我一直对大多数试图预测真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未来行为的心理测试充满质疑。我经常会指出一些性格测试里的诸多偏颇之处，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测试。我和我的学生设计这个实验并不是为了去测试孩子们的表现有多优秀，而是为了弄清楚，如果他们想要延迟满足，或者当他们想要延迟满足时，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到的。我没有任何理由来期待一个学龄前儿童为了棉花糖或者饼干而等待的时间长短，可以为预测他们数年后的发展情况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这种试图通过早期心理测试去预测之后长期的生命历程的尝试，已经被许多实践证明明显失败。
然而，在棉花糖实验开始多年后，我才开始思考孩子们在实验中的表现是否与他们日后的表现有所关联。我的女儿们也在必应幼儿园就读，多年后我时常会问起她们那些从幼儿园里出来的孩子们都表现如何。与系统性的后续追踪不同的是，这只是一次晚餐时段的闲聊：“黛比怎么样了？”“山姆最近在做什么？”当这些孩子成长为青年时，我开始要求她们根据这些人在社交和学业上的表现，从0～5分进行打分。由此我才发现，这些孩子在棉花糖实验中的表现和我的女儿们对他们取得的进步的简单打分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通过把这些评分与棉花糖实验中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比，我发现了其中很明显的相关性，并且我意识到我和我的学生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这种相关性。
那是在1978年，菲利普·K.皮克（Philip K.Peake，目前是史密斯学院的高级教授）刚刚成为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他工作严谨，常常不知疲倦地与其他研究生搞研究，尤其和安东内特·蔡斯及鲍勃·蔡斯的工作关系非常亲密。皮克在设计、启动以及从事延迟满足这一实验研究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研究日后变成了斯坦福的纵项研究。1982年，我们的研究小组开始投放问卷给那些可以联系到的曾经参与过实验的学龄前儿童的家长、老师及学业导师。我们的问题涉及了可能与冲动控制有关的全方位的行为及性格，其中既包括孩子们计划与思考未来的能力，也涵盖了应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技能和效率（比如他们和同事相处得怎样），以及与其学业表现有关的问题。
在1968—197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必应幼儿园的孩子们中，有超过550位参与了棉花糖实验。我们在实验后对这些被试做了样本追踪，并通过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了评估，这样的评估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2010年，他们大约都到了40岁；2014年，我们继续收集了他们的相关信息，包括职业发展、婚姻状况、身体情况、财力以及精神健康状况。这些发现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感到惊讶，现在仍然如此。
青春期：更有竞争力和更好的学习成绩
在首期的跟踪研究中，我们给被调查者的家长们以邮件的形式发去了一小部分问卷，问他们：“如果把您的孩子与他周围的伙伴们进行比较，比如同学或者其他同年龄段的孩子，您觉得您的孩子表现如何？”他们被要求按1～9的等级进行打分（代表着从“非常差”到“表现一般”到“非常好”）。我们也从孩子们的老师那里获得了他们在学校里有关认知技能及社交技能的类似评分。
自控力洞察
那些在棉花糖实验里能够坚持更长时间的孩子在过了数年成长为一个青少年后，在面对困境时往往能够展现出更强的自控力，不为诱惑所动，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更加聪明、独立、自信，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们在面对压力时比起那些没有坚持多长时间的孩子来说更加不容易垮掉，也更加不容易变得唠叨、行为混乱或是重复一些不成熟的表现。同样的，他们的规划能力也更强，当被激励时，他们更加有能力向目标发起冲击。他们做事也更加用心，更有能力使用及回应自己的动机，他们面对挫折时不会轻易做出妥协。简而言之，他们公然反抗成为那种典型的执拗的问题青少年（这是大多数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们留给社会的普遍刻板印象），至少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眼里是这样。
为了能够准确测试出孩子们的真实学习情况，我们要求他们的父母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他们在SAT考试中的英语和定量成绩。SAT是美国的大学申请考试中的一项常规测试。为了评估父母提供的成绩的可靠性，我们同时联系到了组织SAT考试的机构——教育测试服务中心。总体来看，那些能够坚持更长时间的学龄前儿童大都获得了更好的SAT成绩，而其中，那些坚持时间最短的孩子（最后三名）比起那些坚持时间最长的孩子（前三名），总体分数整整差了210分。
成人后：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社交能力
自控力洞察
在25～30岁期间，那些曾在实验中坚持更长时间的人自我报告说，他们更有能力去追逐并达到长期目标，更少地使用有风险的药物，也达到了更高的教育水平，体重指数也明显低很多。他们在面对人际交往问题时更加游刃有余，更容易适应，同时可以更好地维系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会在第12章阐述这个问题）。
当我们继续花了数年时间跟踪实验被试后，来自必应幼儿园的研究发现在全面性、稳定性和重要性上都让我们越来越惊讶：如果在学龄前进行的棉花糖实验中的样本行为可以对其日后的表现做出预测（在统计学上的检验水准），那么公共政策以及教育方面的影响就必须对这种能力加以考虑——获得这种自控力的关键技能是什么？这种技能可以被教授吗？
但是，我们所发现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侥幸，或仅限于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事情，那段时期正是反主流文化和越南战争的鼎盛时期。为了检验这一点，我和我的学生针对不同群体展开了一系列其他研究，我们选取的人群并不是特别针对斯坦福大学内部，而是把实验对象的选择范围扩展到了有着明显差异的各种社会群体和不同的生活年代，其中就包括纽约的布朗克斯南部的一些公立学校，这项调查在斯坦福大学的那项研究过去数十年之后才进行。我们通过这项研究发现，尽管孩子们的背景各有不同，但似乎所有事情都在按照某种类似的规律发展，我会在第12章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
中年大脑扫描：更加活跃的前额叶皮层
尤伊奇·休达（Yuichi Shoda）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自从他在1982年开始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密切合作。2009年，当那些曾经参与过实验的孩子们都成长到差不多45岁时，我和休达从美国许多机构邀请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一个团队，并进行了另一项跟踪研究。这个团队包括密歇根大学的约翰·约尼迪斯（John Jonides）教授、斯坦福大学的伊恩·戈特利布（Ian Gotlib）教授以及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BJ.凯西（BJ Casey）教授。他们都是社会神经科学方面的专家，社会神经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人们怎样在大脑机制的支持下去思考、感受和做事。他们通过一些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方法研究大脑机制，这些方法可以展示每个人在做不同心理任务时的大脑活动。
有一些被试，从棉花糖实验开始，一直到他们今后的整个人生轨迹中，自控力总是保持在一个要么高要么低的水平。为了探测这些人的大脑扫描图可能存在的不同，我们邀请了一组必应幼儿园的男校友，这些人现在居住在美国的不同城市。我们邀请他们回到斯坦福大学并待上几天，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还让他们重新造访了必应幼儿园，同时让他们做一些认知测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还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中对他们做了内部及外部大脑扫描。
自控力洞察
这些男校友的大脑图片显示，那些在棉花糖实验中对诱惑坚持更久以及在日后不断地将自控力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的人，他们的脑前区回路有着非常显著的激活，这一区域的神经活动会整合激励及控制过程，而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激活。那些可以高度延迟的人，他们的前额叶皮层区域更加活跃，而这个区域恰恰是用来有效解决问题、创造性思考、克制冲动行为的。相比之下，那些延迟能力低下的人，他们中脑的皮层更加活跃，尤其是当他们试图去控制自己对诱人的刺激的反应时，这种情形更明显。中脑这个区域处在大脑深处更加原始的部分，与人们的欲望、快感及成瘾有关。
在与媒体讨论有关发现时，BJ.凯西指出，延迟能力低下者似乎是被一种比较强烈的“机器”所驱使着，而可以高度延迟的人有一个较好的心理“刹车系统”。这项研究点出了关键之处，终生处于低自控力水平的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控制上的困难，只有在面对非常有吸引力的诱惑时，他们在行为和大脑活动方面才会出现显著的冲动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