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不盈不满，雅量容天下
《老子》中在提到“道”时说了一个道理，“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字面的意思便是，挫掉锋芒，消除纠纷，含敛光耀，混目尘世。
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或许听来略显晦涩，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为人处世的方法。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对这种生活态度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南宋僧人道济，也被称作济颠，以其佯狂应世，游戏风尘，为人排忧解难，看似疯疯癫癫，实则一切了然，表面嬉笑尘世，实际心怀慈悲。后人有诗赞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蜕蝉。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而说偈言。”
一个鞋儿破、帽儿破、身上袈裟破的行脚僧，一个人人都笑骂的癞头和尚，却是一个行走红尘惩恶扬善的活佛，他诠释了挫锐解纷，和光同尘。
冲虚自然，仿佛一泓活水，“永远不盈不满，来而不拒，去而不留，除故纳新”，流存无碍而长流不息。“凡是有太过尖锐，特别呆滞不化的心念，便须顿挫而使之平息”；“倘有纷纭扰乱、纠缠不清的思念，也必须要斩断”。
南怀瑾先生说，“修道的基本，首先要能冲虚谦下”。冲，冲和谦虚，虚而不满，源远流长，绵绵不绝。“能够做到冲虚而不盈不满，自然可以顿挫坚锐，化解纷扰。”
冲而不盈，“和合自然的光景，与世俗同流而不合污”，“周旋于尘境有无之间”，却不流俗，混迹尘境，但仍保持着自身的光华。南怀瑾先生认为将“挫其锐，解其纷”的战略运用得得心应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中唐时期的郭子仪。
郭子仪被唐德宗称为尚父。尚父这个称谓，还有周武王称过姜太公。尚父在古代是一个十分尊崇的称呼。由唐玄宗开始，儿子唐肃宗，孙子唐代宗，乃至曾孙唐德宗，四朝都由郭子仪保驾。唐玄宗时，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唐玄宗命令他带领本军讨伐，唐朝的国运几乎系于郭子仪一人之身。
唐代宗时，天下大乱，一支吐蕃和回纥军队快要打到长安了，皇帝下诏请郭子仪出师。当时他一支部队都没有，跟在身边的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一接到诏命，他只好临时凑合出发，勉勉强强把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兵，连退伍老弱都加以整编，也只凑了几千人，去抵抗敌人数十万雄兵。他到了前方跟随军的儿子讲：“这仗不能打，我一个人去敌营，或许还有点儿办法。”郭子仪出发之际，他的三儿子郭晞紧紧拽住父亲的马缰：“回纥人如狼似虎，父亲大人是堂堂元帅，怎么能自己送上门去当俘虏？”郭子仪告诉儿子：“现在敌强我弱，如果硬拼，我们父子都要战死，江山社稷就危险了。如果能与回纥谈判，说服他们倒戈，那就是黎民百姓的福气。扭转战局，在此一举。”他推开了儿子，向回纥军营策马而去。
药葛罗听说郭子仪来了，将信将疑，他生怕有诈，命人弯弓搭箭，严阵以待。郭子仪摘下头盔，脱掉铠甲，放下兵器，缓缓而行。当他来到药葛罗面前时，回纥酋长们一起拜倒，表达了诚心诚意的欢迎。郭子仪凭借一己之力说服回纥首领，单骑退兵，从此名震千古，传为佳话。
不止一次，许多危机，都被郭子仪化解了，当天下无事了，皇帝又担心功高震主，命其归野。朝中的文臣武将，都是郭子仪的部下，可是一旦皇帝心存疑虑，要罢免他时，他就马上移交清楚，坦然离去。等国家有难，一接到命令，他又不顾一切，马上行动，所以屡黜屡起，四代君主都离不开他。
郭子仪将冲虚之道运用得潇洒自如，以雅量容天下。皇帝面前一个颇有权位的宦官鱼朝恩，用各种花样专门来整他，他都没有记恨，一一包容。最后鱼朝恩居然派人暗地挖了郭父的坟墓，郭子仪不动声色，在皇帝吊唁慰问时哭着说：“臣带兵数十年，士兵在外破坏别人家坟墓的事，我都顾及不到，现在家父的坟墓被人挖了，乃因果报应，与他人无关。”
郭子仪洞悉世情，汾阳郡王府从来都是大门洞开，贩夫走卒之辈都能进进出出。郭子仪的儿子多次劝告父亲，后来，郭子仪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家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五百匹，我们家的奴仆吃官粮的有一千多人，如果我筑起高墙，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人与郭家有仇，忌妒郭家的人煽风点火，郭氏一族很可能招来灭族之祸。现在我打开府门，任人进出，即使有人想诬陷我，也找不到借口啊！”儿子们恍然大悟，都十分佩服父亲的高瞻远瞩。
郭子仪晚年在家养老时，王侯将相前来拜访，郭子仪的姬妾从来不用回避。唐德宗的宠臣卢杞前来拜访时，郭子仪赶紧让众姬妾退下，自己正襟危坐，接待这位“鬼貌蓝色”的当朝重臣。卢杞走后，家人询问原因，郭子仪说道：“卢杞此人，相貌丑陋，心地险恶，如果姬妾见到他，肯定会笑出声来，卢杞必然怀恨在心。将来他大权在握，追忆前嫌，我郭家就要大祸临头了。”果然，后来卢杞当上宰相，“小忤己，不致死地不止”，但对郭家人一直十分礼遇，完全应验了郭子仪的说法，一场大祸无意间消于无形。
郭子仪一生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七朝，福寿双全，名满天下。年84岁而终，子孙满堂，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60多人，后来皆为将相。郭子仪生前享有令名，死后成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极少数名臣之一。司马光对郭子仪的评议：“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郭子仪私人生活十分奢侈，但上至政府，下至民间，没有一个人批评他不对，关于此，郭子仪乃古往今来第一人。
郭子仪的一生便是对“挫锐解纷，和光同尘”的最好解读，做人如此，做官如斯，已是人中之极了。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老子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天地之间，不正像一个冶炼的风箱吗？虚静而不穷尽，越动风越多，话多有失，词不达意，还是适可而止为妙。
有人认为老子所说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只是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教条，因为为人处世终究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样理解有些浅显，只是抓住了这句话的一层含义而已。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挖掘这句话的深意，他指出人世间的是非纷争，并无一个绝对的标准，“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只有心中虚灵常住，不落在有无、虚实的任何一面，才能不致屈曲一边，洞然烛照。
“风箱，在当用的时候，便鼓动成风，助人成事”；在不需要的时候，“便悠然止息，缄默无事”。因此，“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并非让人完全不开口说话，只是说所当说的，既不可多说，也不可不说。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才是守中的道理，才与后文老子所说“善言，无瑕谪”的意旨相符。
言满天下无口过，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更是一门做人的艺术。将自己所固守的准则表达出来，却又不能过于直白，以免他人积怨。
宋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录了一则关于苏轼的乡谈趣闻。苏轼在翰林院供职时，他的弟弟苏辙任职于处理政务的机构。有个早年与苏轼兄弟有所往来的旧交，写信求苏辙替他安排一份差事，但久久没有回音。
于是，这个人去见苏轼，对他说：“我希望学士能跟令弟打个招呼，为我谋求一份差事。”苏轼思考了一会儿，向他讲述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个人非常贫穷，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去盗墓。当他挖开一座古墓，看见棺材中坐着一个全身赤裸的人，这个人对他说，‘我是汉代的杨王孙，提倡裸葬，所以没有财物接济你。’盗墓人无奈，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开了另一座古墓，这次棺材内躺的是一位皇帝，这位皇帝说，‘我是汉文帝，没有金银玉器陪葬，只有不值钱的陶瓦器皿，所以无法接济你。’盗墓人觉得很沮丧，转眼看见两座古墓并排在一起，于是动手去挖左边的墓，直到累得筋疲力尽才挖开。只见棺材里躺着一个面黄肌瘦的人，此人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上，无法帮助你。’紧接着，伯夷又说，‘你还是别费力气挖右边的墓了，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我弟弟叔齐的情况和我一样，也帮不了你。’”
这个人听完苏轼讲的故事，有所顿悟，大笑离去。
苏轼用三个典故暗示自己兄弟俩严于律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语言生动形象，风趣幽默，不仅婉拒了故人的请求，还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读史可以明白许多为人处世之道，老子的许多思想在古人的身上也多有体现。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后来官居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
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李密，于是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
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对王世充却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即使我像郦食其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友故交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察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徐文远之所以能在隋唐之际的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法，懂得灵活处世，懂得言满天下无口过，既不以言失人，也不以人失言。
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老子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句话便点明了言谈与做人的理想契合点。
观水学做人
“一个人如要效法自然之道的无私善行，便要做到如水一样”，保持至柔之中的至刚、至净、能容、能大的胸襟和气度。
“到江送客掉，出岳润民田”，南怀瑾先生十分推崇水的厚德载物。水，具有滋养万物生命的德行，使万物得其润泽，而不与万物争利。永远不居高位，不把持要津，在这个永远不平的物质世界中，“宁愿自居下流，藏垢纳污而包容一切”。所以老子形容它，“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正所谓“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几于道”的“几”字，值得推敲，并非说若水的德行，便合于道了。老子“只是拿水与物不争的善性一面，来说明它几乎近于道的修为而已”。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能做到如水一样，善于自处而甘居下地，所谓“居善地”；心境像水一样，善于容纳百川的深沉渊默，所谓“心善渊”；行为举止同水一般助长万物生灵，所谓“与善仁”；言语如潮水一样准则有信，所谓“言善信”；立身处世像水一样持平正衡，所谓“政善治”；担当做事像水一样调剂融和，所谓“事善能”；把握机会，及时而动，做到同水一样随着动荡的趋势而动荡，跟着静止的状况而安详澄止，所谓“动善时”。遵循水的基本原则，与物无争，与世无争，永无过患而安然处顺，便是掌握了天地之道的妙用了。
古代，一位官员被革职遣返，他心中苦闷无处排解，便来到一位禅师的法堂。禅师静静听完了此人的倾诉，将他带入自己的禅房之中，桌上放着一瓶水。禅师微笑着说：“你看这瓶水，它已经放置在这里许久了，几乎每天都有尘埃灰烬落在里面，但它依然澄清透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此人思索良久，仿佛要将水瓶看穿，忽然他似有所悟：“我懂了，所有的灰尘都沉淀到瓶底了。”
禅师点点头：“世间烦恼之事数之不尽，有些事越想忘掉越挥之不去，那就索性记住它好了。就像瓶中水，如果你厌恶地振荡自己，会使一瓶水都不得安宁，混浊一片；如果你愿意慢慢地、静静地让它们沉淀下来，用宽广的胸怀去容纳它们，这样，心灵并未因此受到污染，反而更加纯净了。”官员恍然大悟。
佛说“大海不容死尸”，说明水性至洁，表面藏污纳垢，实质却水净沙明，晶莹剔透，至净至刚，不为外物所染。儒家观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其常流不息，能普及一切生物，好像有德；流必向下，不逆成形，或方或长，必循理，好像有义；浩大无尽，好像有道；流几百丈山间而不惧，好像有勇；安放没有高低不平，好像守法；量见多少，不用削刮，好像正直；无孔不入，好像明察；发源必自西，好像立志；取出取入，万物就此洗涤洁净，好像善于变化。
南怀瑾先生逐一解读儒、佛、道三家圣哲对水的赞语，读出了不同的深意：儒家精进利生，佛家圣净无生，道家谦下养生。一水犹如三面古镜，观照人生的不同趋向，何时何地应当何去何从，某时某刻应当如何运用宝鉴以自照、自知、自处。
观水学做人。始终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和其光，同其尘，愈深邃愈安静；至柔而有骨，执着能穿石，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齐心协力，激浊扬清，义无反顾；灵活处世，不拘泥于形式，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因器而变，因机而动，生机无限；清澈透明，洁身自好，纤尘不染；一视同仁，不平则鸣；润泽万物，有容乃大，通达而广济天下，奉献而不图回报。
人生在世，若能将水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完人，正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矢上无须再加尖
一个人如果已经握有一把锋锐的利器，却仍然不满于现状，反而要在锋刃上再加一重锐利，俗谚所谓“矢上加尖”，那么连原有的锋刃恐怕都不能保全了。这就告诫我们，对于聪明才智、财富权势等，“都要知时知量，自保自持”。“如果已有聪慧而不知谦虚涵容，已有权势而不知隐遁退让，已有财富而不知适可而止”，最后将自取灭亡。
古语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千万不要犯“矢上加尖，锋刃不保”的错误。财富到了金玉满堂的程度，要透彻了解陶朱公三聚三散的哲学艺术。
陶朱公即范蠡，春秋时越国被吴国灭掉时，他提出了降吴复国的计策，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深知勾践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享乐，于是急流勇退。隐姓归野后的十九年间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三聚三散，先后置千金之产五次。
财富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人一生中所耗费的钱财是有限的，因此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陶朱公便散尽家财，正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才是真正的“保锋”的智慧。
“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一个人在既有的富贵之中，如果不懂得自保自持，持富而骄，便会自招恶果，后患无穷。想要长保“金玉满堂”的富贵光景，必须深知“揣而锐之”的不得当以及“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自取速亡的可畏。
对待财富如此，对待功名亦如此。
汉刘邦时，吕后采用萧何之计，诛杀了韩信。人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邦正带兵征剿叛军，闻讯后派使者还朝，封他为萧相国，加赐五千户，再令五百士卒、一名都卫做护卫。百官都向萧何祝贺，唯召平表示担心，他对萧何说：“大祸由现在开始了。皇上在外作战，您掌管国政。您没有冒着箭雨滚石的危险，皇上却增加您的薪俸和护卫，这并非表示宠信。如今淮阴侯韩信谋反被诛，皇上心有余悸，他也有怀疑您的心理。我劝您辞封赏，拿所有家产去辅助作战，这才能打消皇上的疑虑。”萧何依计而行，变卖家产犒军。刘邦果然喜悦，疑虑顿减。
后来，英布谋反，刘邦御驾亲征，其间派遣使者数次问萧何在做什么。回报说：“因为皇上在军中，相国正鼓励百姓拿出家财辅助军队征战，正如上次所做。”这时，有个门客对萧何说：“您不久就会被灭族了，您身居高位，功劳第一，便不可再得到皇上的恩宠。可是自您进入关中，一直得到百姓拥护，如今已有十余年；皇上数次派人问及您的原因，是害怕您受到关中百姓的拥戴。现在您为何不多买田地，少抚恤百姓，来自损名声呢？皇上必定会因此解除疑心的。”萧何认为有理，又依此计行事。刘邦得胜回朝，有百姓拦路控诉相国。刘邦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高兴，也没对萧何进行任何处分。
萧何两次不同的做法实则异曲同工，都是为了避免“矢上加尖”，惹来杀身之祸。此外，深谙此道的还有南宋名将韩世忠。
南宋初年，韩世忠与岳飞、张俊并称三大将，都是宋高宗赵构手下著名的抗金将领。精忠报国的岳飞被赵构、秦桧陷害入狱，韩世忠知道岳飞的赤胆忠心和无辜，就从前线赶回来，想为囚禁在狱的岳飞鸣冤叫屈，便质问秦桧：“岳飞所犯何罪？”秦桧竟然以“莫须有”三字相对，韩世忠惊惧不已，知道昏君、奸相当道，忠良必遭陷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他就准备给自己寻找后路。
当时，抗金名将均将自己统领的军队冠以岳家军、张家军，宋帝疑忌，韩世忠就严禁部将打出韩氏旗号，并到处宣扬自己想买新淦县的官田作为子孙的产业。宋朝是一个相当重视封建道德的朝代，将领在前方打仗总是将自家私事挂在嘴上，实在是非公非忠，但宋高宗听后，却非常高兴，亲自下诏，将新淦县官田赏赐给他，并说：“爱卿遇敌必克，每有威名。现在听说爱卿想为子孙买些田产，朕就将它赏赐给你，以表彰你的忠心。就将这块田庄定名为‘旌忠’吧！”韩世忠以自污其身，避免功高震主，最终得以善终。
矢上加尖，犹如高处不胜寒，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老子传给后人的“三件宝”
老子传了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指内心深处纯良与中正的外在表现；俭，指适中适可的行事方式；不敢为天下先，即具体应该如何去做。凡事从“我”着手，恰好解决问题即可，无须过多的形式与修饰，否则，便是冗余。
不敢为天下先，即不违背“道”，做事符合“道”的准则，无论是事物内在的道还是外在的道。背“道”而驰，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循“道”而行，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不敢”的时候，不具备某种能力的时候，没有认清某种“势”的时候，就不要“螳臂当车”，为天下之先。
南怀瑾先生极为推崇深谙“黄老之道”的汉文帝，汉文帝是将老子的传世三件宝真正身体力行的一位君主，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逐一做到。
汉文帝继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治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大臣们一商量，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
临菑太仓长淳于意因无心官场，辞官归故里成为一名郎中。一次，当地一位豪商的妻子生病了，请淳于意医治，不料病人不治身亡，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当地官吏判处其“肉刑”，将其押赴长安。淳于意的女儿淳于缇萦陪父亲前往长安，并托人写了一封奏章传入宫门，乞求皇帝废除惨无人道的肉刑，自己甘愿成为官奴替父赎罪。汉文帝看了信，召集群臣，说：“犯罪受罚，理当如此。但肉刑过于残酷，不利于人改过自新，将之取缔吧！”汉文帝废除肉刑，更是汉文帝仁慈治天下的表现。
吕祖谦曾说过：“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综观西汉文帝在位的言行政措，有一点特别突出，即“躬自俭约”，汉文帝敦朴节俭是臣民的表率。《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汉文帝在位从政23年间，生活俭朴，身着粗袍；修建陵墓全用泥瓦，甚至连墓室装饰也明令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所宠爱的慎夫人，也随汉文帝过着俭朴的生活，平时不着一般贵妇穿的拖地长裙，而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得曳地”，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雕龙绣凤的纹饰。一次，汉文帝想在宫内修一座露台，就向工匠打听所需花费，当工匠告诉他修成需要百金时，汉文帝马上感叹：“这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此外，汉文帝还经常揽过失于自身，他说：“我听说天之道是祸自怨恨而起，福由行德而生，百官的不对，应该由我亲身负责……我不英明，不能施德及远，致使边疆的人们不得宁息。”汉文帝下罪己诏非常频繁，无论天象异常或外患日亟，他都要罪己反省。后世许多人认为时为代王的刘恒在继承帝位之前的谦虚不过是一场“不敢为天下先”的表演，即便如此，也是汉文帝将黄老之术运用娴熟的一种表现吧！
汉文帝学习老子可谓抓住了其精髓所在，故能成为一代名主，不过后世中有些假冒为善、画虎类狗的帝王，却错学了汉文帝。南怀瑾先生给我们生动讲述了另一位皇帝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谋权篡位当上了晋朝的开国皇帝，这位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君主在他在位的第四年发生了一件事，竟然波及后世中国科技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太医司马程阿谀谄媚，为讨好皇帝，利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精心设计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为标榜恭俭，将这件精巧的裘服在殿前烧毁，并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所禁”。机巧技艺、奇装异服是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反对的，特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
南怀瑾先生总结说，“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做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上，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曾有几个场景将乾隆皇帝效法司马炎的虚伪之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奖赏一位身着补丁官服的虚伪官吏，标榜俭朴；他对西洋供奉的舰船模型不屑一顾……电视剧是在杜撰历史，也是在重现历史，许多封建帝王都是在老子传世“三件宝”中学到了些皮毛，便自欺欺人。帝王治世之道，便是现代的领导艺术；古代的处世之道，如今依然有着不变的价值。
老子的“三件宝”经过了历代的演绎，后人恐怕已找不出其原本的含义了，只有抓住关键，才能真正在老子的告诫中从容处世，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