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与葆拉共舞(3)
在认识葆拉以前，医学的训练使我绝不能容忍治疗师竟以让所有成员牵手凝视蜡烛的方式结束聚会，然而人人都赞同葆拉的建议，连我也觉得这样做很恰当，此后我们每一次都以这种方式结束聚会。我很珍惜这样的时刻，有时我恰巧坐在葆拉身边，在松手前会轻轻捏她的手。她尊严地带领我们沉思，她的教诲：“抛开愤怒，抛开痛苦，抛开自怜。探索你的中心，探索你平静的深处，敞开心胸给爱，给宽恕，给上帝。”
有时我不禁疑惑，除了帮助他人之外，葆拉还有什么需要？虽然我一再地问她我们这个团体能帮她什么忙，但她从没有给我答案。有时候我也对她忙碌的步调感到惊讶，她每天都会拜访数位病人。是什么驱使她这样做？为什么她谈到自己的问题时，总是以问题都已经过去了的语气说话？她只给我们答案，却从没让我们知道她尚未解决的问题。葆拉的生命已经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她依然精力充沛，爱人也被爱，是被迫和癌细胞共存者的救星，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这是我和葆拉共处的黄金时期，或许当初维持这样就好了，但有一天我突然注意到我们的团体规模变得多么庞大，这样的规模需要资金，因此我开始考虑申请研究基金。我从未向这个团体的病人收费，甚至也不曾接洽过保险公司，询问他们是否会为这样的支援团体支付费用，但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对斯坦福大学也必须有所交代，同时我觉得自己作为癌症病患团体学生的时期已经结束，该为它做点事，做研究，评估效益，发表我们的结果，把消息传播出去，鼓励各地也成立类似的团体。简而言之，该是推广这样的团体同时获得一些收获的时候了。
机会来了，美国癌症学会提供乳癌患者社会行为的研究基金，我提出申请获准，让我能评估自己的治疗方法对乳癌末期病患是否真有帮助。我很有自信，认为我的治疗提升了这些病患的生活质量，如今只要在成员加入前和加入后定期请她们填写评估问卷，大功即可告成。
请注意我现在常用的代名词变成第一人称的“我”：“我考虑……我申请……我的治疗方法……”如今回顾起来，这样的词汇或许已经预示了葆拉和我关系的恶化，但那时我却浑然不觉，只知葆拉点燃我生命的光，而我是她的磐石，是她所寻觅的避风港。
如今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在研究基金发下来之后，一切开始不对劲了，先是一些小摩擦，接着我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或许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葆拉有一天告诉我她觉得受到研究计划的剥削，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尽力让她在这个计划中扮演她所想要扮演的角色：新成员的人选全由她面谈决定，全都是乳癌转移的病患，她也协助我们设计问卷，此外，她也获得了很理想的报酬——远高于一般研究助理所得，也超过她所要求的酬劳。
几周后，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工作过度，希望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我很同情，也试着提供建议，让她放慢忙碌的脚步。
在我向癌症学会交出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后不久，就听到流言说葆拉对自己在报告中所占的分量太少感到不满，虽然我把她列为研究助理的第一人。当时我没有理会这样的谣言，因为这太不像葆拉了，如今想来大错特错。
不久，我请金丝莉医师担任这个团体的共同治疗者，她是一名年轻的心理学者，虽然没有和癌症病患共处的经验，却非常聪明和善，而且工作认真。葆拉不久就找我谈，她责备我：“那个女人是我所见过最冷漠无情的人，她绝不可能帮助病人。”
我很震惊，一方面是因为她对这位医师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她尖酸刻薄的语气。为什么这么刻薄呢？我不禁想道，为什么葆拉这么不友善、不慈悲呢？
由于研究基金规定在核发之后6个月内，我得举办两天的讨论会，和6名癌症治疗、研究计划和统计分析的专家共同讨论，因此我邀请葆拉和其他四名成员担任病人顾问参加讨论。这样的讨论会只是做个样子，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然而政府赞助的研究既然有这样的要求，就必须遵守。葆拉却不能忍受，她估算两天会议的花费（约5000美元）之后，气冲冲地来斥责我：“想想看这5000美元可以为癌症病人提供多少东西！”
我想：葆拉，我爱你，但你怎么那么傻呢？“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妥协吗？”我说，“这5000美元根本不可能直接用来治疗病人，而且若我们不遵守规定举办研讨会，就会丧失研究基金。只要我们撑下去，完成研究，证明我们的做法对临终癌症病人的价值，就能嘉惠更多病人，远比这5000美元还要多得多。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葆拉，求求你妥协吧！就这一次就好。”
我可以感受到她对我的失望。她缓缓地摇头说：“妥协一次？你不可能只妥协一次，有一就有二。”
在研讨会上，所有的专家都恪尽职守（也获得优厚的报酬）。其中一位谈到衡量沮丧、焦虑的心理测验，另一位讨论医保制度，还有一位大谈社区资源。
葆拉非常认真地参与研讨，我想她可能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不能等待，因而在讨论时主动出击，惹得与会专家都心浮气躁。举例来说，在他们谈到病人拒斥病情的客观评量标准如不肯起床穿衣、退缩哭泣时，她却以自身经验主张这些行为都有一段准备期，最后会进入另一个阶段，有时这就是成长的经验。虽然专家想说服她，如果以大规模的病例和对照组相比，就可以用客观的数据分析来处理这类统计的问题，她却不予理会。
接着研讨会请每一位成员提出预估个人能否适应癌症的因素，癌症专家李医师在黑板上写下成员所提的各种因素，包括：婚姻状况是否稳定、环境资源、个性、家庭史。葆拉此时举手提出：“勇气和性灵的深度。”
李医师一语不发，刻意地忽视她，把粉笔抛下又接起，如是数次，最后他转身把葆拉的建议写在黑板上。虽然我不觉得这样的建议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我知道，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李医师在抛接粉笔的当时，心里一定在想：求求你们，赶快把这个老太婆弄出去！后来在午餐时，他轻蔑地称葆拉为“布道家”。虽然李医师是声誉卓著的肿瘤学者，我们非得得到他的支持和推荐不可，但我依然冒险反驳他，为葆拉辩护，强调她在我们团体中的重要性。即使这样的辩解未能扭转他对她的印象，我依然因自己支持她而感到自豪。
当晚葆拉打电话给我，她气坏了：“研讨会上那些医学专家全是机器人，没有人性的机器人！我们病人一天24小时和癌细胞搏斗，在他们眼中我们算什么？告诉你吧：不过是‘适应不良’罢了。”我和她长谈，尽可能抚慰她，要她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要有耐心。我重申当初创立这个团体的原则，并且下结论说：“葆拉，请记得，这一切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我有我自己的研究计划，绝不会被他们唯物的观点所左右，相信我！”
但葆拉不接受抚慰，也不相信我。这次的研讨会在她心头留下了阴影，几周以来它一直在她心头翻搅，最后她指责我向官僚屈服，她自己也送了一份义愤填膺的报告给美国癌症学会。
最后，葆拉终于走进我的办公室，宣布她要退出我们的团体。
“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太累了。”
“葆拉，这不是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说过了，我太累了。”不论我怎么问，她都坚持这个回答，虽然我们俩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我让她失望。我使出浑身解数（而且经过多年执业，这方面我很有办法），但没有用。不论我怎么尝试，甚至开玩笑或是诉诸我们长久以来的友谊，她都反应冷淡。我再也无法取得她的信赖，只能忍受虚伪的讨论。
“我只是工作得太累了，我受不了。”她说。
“我不是告诉你好多次了吗？葆拉，减少你探望病人和打电话的次数，只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这个团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一周来90分钟应该不会太久吧。”
“不行，我不想拖拖拉拉。我得彻底地休息，而且现在这个团体也和以往完全不同了，它太肤浅，我得再探索更深的领域——追求象征、梦境和原型。”
“我同意，葆拉。”我非常严肃，“我也想这样做，现在这个团体正开始探究这样的领域。”
“不行，我太累，太筋疲力竭了。每一位新病人都让我再经历一次我自己的危机，我自己的骷髅地。不行，我已经决定了，下周就是我最后一次参加。”
于是一切成了定局。葆拉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团体。我请她随时打电话给我，她答说，我也可以打电话给她。虽然她并非恶意，但她的话依然深深刺伤我。她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我拨了几次电话给她，还两次请她吃午餐。第一次午餐（太叫人难过了，害我过了许多个月，才敢再打电话请她吃午餐）一开始就噩兆连连。我们原先选的餐厅人满为患，因此我们临时改到对街的特鲁多餐厅，这是庞大如洞窟般的建筑，先前曾做过汽车经销商、天然食品店和舞厅等用途，如今改做餐厅，菜单上有许多以舞为名的三明治：“华尔兹”“扭扭”和“却尔斯登舞”。
一开始就不对劲。我听到自己点了“呼拉”三明治就觉得大事不妙。葆拉打开皮包，拿出一小颗葡萄柚般大小的石头，放在我们之间的餐桌上。
“这是我的愤怒石。”后面的事我已经记不清了，幸好我记了笔记，和葆拉的对话非常重要，不能尽信记忆。
“愤怒石？”我一头雾水地看着桌上那长满苔藓的圆石。
“我被折磨够了，我被愤怒所吞噬。现在我已经学会放开愤怒，让愤怒进入石头里。我今天得把它带来，和你在一起时，我希望它也在场。”
“你为什么生我的气，葆拉？”
“我现在已经不气了，没剩多少时间让我生气。但我曾受伤，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遭到遗弃。”
“我从没有遗弃你，葆拉。”我说。但她不理睬我的话，继续向下说。
“研讨会后，我心力交瘁：看到李医师站在台上对空抛粉笔，刻意忽视我，忽视所有病人的人性关怀，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病人也是人，我们苦苦挣扎。有时我们鼓起勇气和癌症奋斗，我们总说赢或输了这场战斗，这的确是战斗。有时我们陷入绝望深渊，有时则只是体力上的疲惫，有时我们则可超脱癌症。我们绝非‘适应不良’，而是远远超越。”
“但那是李医师，不是我。我并没有这样想，后来我还帮你说话呢。我早告诉你了。总而言之，我们一起努力，你会相信我只把你当成‘适应不良’吗？我像你一样痛恨这样的说法和想法！”
“你知道，我不会再回到这个团体。”
“这不是重点，葆拉。”的确，她回不回我们的团体已经不是最急切的事了。虽然她在这个团体里举足轻重，但我也了解到她的离开反而造成其他几名病人自我的成长和学习。“最重要的是你信任我，关怀我。”
“研讨会后我哭了24个小时，我打电话给你，但你当天却并未回电。后来等你回电时，也没有安慰我。我上教堂祈祷，和艾尔森神父谈了3个小时，他聆听我，他总是聆听我。我想他救了我。”
去他的神父！我努力回想三个月前的那一天，只依稀记得在电话里和她谈过，但她并没有向我求助。我确定她只是在抱怨研讨会，而这我已经和她谈过好几次，太多次了。为什么她不能明白？究竟我要告诉她多少次，这一切根本没意义，我又不是李医师，我也没有丢粉笔，甚至后来还帮她说话，我还是会以原来的方式维持团体的进行，一切都不会改变，只除了团体成员每隔三个月得填几份问卷罢了。是的，葆拉当天打电话给我，但那时她并没有向我求助，而且从来也没有。
“葆拉，在你告诉我你需要帮助时，我曾拒绝过吗？”
“我哭了24个小时。”
“但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你当时只说想谈谈这次的研究和你的报告而已。”
“我哭了24个小时。”我们俩各说各话。虽然我尽力想打开她的心扉，告诉她我需要她——为我自己，而非为团体。的确，我需要她。当时我生活中的确有些烦恼，我渴望她的启发，她的出现让我安心。几个月前我曾在晚上打电话给她，名义上是讨论我们为团体所做的计划，实际上却是因为我太太出城去了，我觉得寂寞、焦躁。在长达一小时多的通话之后，我觉得好多了——虽然因为倾倒了心灵垃圾而有点罪恶感。
现在回想葆拉抚慰我心的那段长谈，为什么我不诚实一点？为什么我不干干脆脆地说：“葆拉，我今晚可以和你谈谈吗？你能帮助我吗？我觉得焦虑不安、寂寞孤单。我睡不着。”不，不，绝不可能！我宁可偷偷地汲取我的养分。
那么我要葆拉公开地向我求助，又是多么虚伪啊！她或许是以研讨会为借口向我求援，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早该不等她向我屈膝就先安慰她。
我边思索葆拉的愤怒石，边明白我们的关系已经很难挽回了。于是我以从没有过的态度向她坦承：“我需要你。”我提醒她，治疗师也有需要，“我对你的烦恼可能不够敏感，但我不能看透人心。而且这些年来你不也都拒绝我对你的帮助？”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永远离开我。”当天我已经接近恳求，但葆拉依旧不为所动，我们俩就此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