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玄之眼:真田昌幸的早年生涯和跟随武田战旗转战的真田家
关于真田源五郎抵达踯躅崎馆时的年龄,史料中有6岁和8岁两种说法,但总体来说,当时的他都还是一个总角之年的无知孩童。至于为什么被送出的是源五郎,后世的理解是真田幸纲特别宠爱这个孩子,才将他送去主家“深造”,但从其两个哥哥的成长历程来看,三子源五郎实际上并无继承和光大家业的可能。与其留在家里吃闲饭,不如被送去作人质,或许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想法,真田幸纲也将四子源次郎也一并送去了武田家。真田源次郎信尹据说与真田源五郎昌幸同岁,因此有人认为信尹并非真田幸纲的正妻“恭云院”所出。既然是庶子,自然不妨作为“买一送一”的赠品,而武田晴信也对这两个孩子区别对待。真田源五郎昌幸与其他5个武田晴信身边长大的孩子形成了所谓的“奥近习六人众”的第二梯队家臣团,而真田信尹早期却籍籍无名。
天文二十三年(1554年),为了争夺浅间山麓的善光寺,武田、长尾两家在川中岛再度交兵。在对峙了两百余日之后,双方才在今川义元的斡旋下罢兵,是为“第二次川中岛合战”。而从双方签署的和议内容来看,武田氏明显吃亏。武田氏不仅要废弃前沿要塞旭山城,还要允许此前跟随村上氏逃亡的井上、须田等北信浓国人众恢复旧领,如此严苛的条件,武田晴信自然不肯就此作罢。因此在和约墨迹未干之时,武田氏便开始暗中调略善光寺周边的国人众。此后更明火执仗地命令小山田虎满率真田幸纲等人攻取交还村上氏的尼饰、葛山两城,刚刚回归旧领的村上氏国人众见状纷纷逃回越后。
此时的长尾景虎正被家臣大熊朝秀的叛乱搞得焦头烂额,一时无暇南顾。于是,武田晴信得寸进尺,开始围攻长尾家在信越边境地带最后的缓冲区——高梨氏领下的饭山城。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度用出家、隐居来还击家臣团蝇营狗苟的长尾景虎终于坐不住了。弘治三年(1557年)四月,长尾氏的大军冒着大雪杀入信浓,挑起了“第三次川中岛合战”。
由于长期无法控制信浓、越后边境地区的善光寺,武田晴信颇有阿Q精神地在甲斐也建造了一所善光寺。
日后改名“上杉谦信”的长尾景虎之铜像。
“第三次川中岛合战”中,武田晴信首次采用了正面牵制,别动队奇袭长尾军后方的所谓的“啄木鸟战法”。事实证明,在兵力和武备与对手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一战术至多能达到将对手赶出战场的效果,并不能重创敌军。尽管没能在战场上讨到什么便宜,但纵观“第三次川中岛合战”前后的两军态势,武田晴信仍可谓是胜利者。通过逐渐蚕食的手段,武田氏在北信浓地区逐渐建立起水内郡柏钵城、埴科郡尼饰城、更级郡大冈城的要塞体系,从三个方向包围川中岛地区。
另一方面,武田氏通过对谱代重臣与信浓国人众的混编,在信浓国的统治基础也逐渐稳固起来。以真田氏为例,真田幸纲虽然名义上是武田氏的直臣,但其战斗、调略等都处于小山田虎满的指挥之下,无论是向武田晴信报告,还是获许下赐的知行,也都需要小山田虎满从中转达。好在小山田虎满乃武田信虎时代便已声名鹊起的老将,与板垣信方、饭富虎昌、甘利虎泰合称“武田前四天王”,真田幸纲在其麾下也只有服气的份。
永禄二年(1559年),长尾景虎统兵5000人上洛,在京都觐见“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辉和正亲町天皇方仁,令真田幸纲的心思又活泛起来。大名上洛在战国前期并非难事,获得足利幕府的支持也不过聊胜于无而已,但长尾景虎此番上洛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一方面,长尾氏长时间作为越后守护代,此番上洛正式转正,无疑将有利于长尾景虎团结起越后一盘散沙的各方豪强。另一方面,长尾景虎还在京都获得了辅佐和支援关东统领上杉氏的任命,鉴于上杉氏此时已形同政治僵尸,此举无异于默认了长尾景虎继任关东统领的合法性。正因如此,长尾景虎一回到越后,国内各派家臣和国人众便纷纷前往朝贺,并送上太刀以示忠心。这本是长尾氏内部大搞团结的举动,偏偏真田幸纲等信浓豪强也跟着攀龙附凤。这种两边下注的行为虽然无耻,却也折射出真田家此时的尴尬处境:毕竟武田的根本之地仍在甲斐,一旦与长尾氏交兵受挫,很有可能退守南信浓,背负着“滋野三家”复兴使命的真田家必须为日后与长尾氏交好留有余地。虽然已经做好了“朝秦暮楚”的准备,但表面上真田幸纲还是要摆出与武田氏共进退的姿态。永禄元年(1558年),武田晴信宣布出家,改名“信玄”,真田幸纲也跟着剃度,法号“一德斋”。
永禄三年(1560年)五月,今川义元在上洛途中于桶狭间被织田信长袭杀。长尾景虎随即打出“复兴上杉,消灭北条”的旗号,大举杀入上野、相模境内。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北条家主氏康选择固守小田原城并向武田氏求援的战略。武田信玄未必真的在意北条家的存亡,但此时其近臣香坂虎纲在川中岛修筑的要塞海津城已然竣工,令长尾景虎如芒刺在背。最终长尾景虎只能在镰仓草草宣布奉上杉宪政为养父,在正式继承“关东统领”一职后,便撤回越后,转向川中岛。长期以来被各种文艺作品描述为“战国最惨烈会战之一”的“第四次川中岛合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桶狭间之战”彻底改变了日本战国的走向。
“第四次川中岛合战”作战简图。
从战略上看,改名为“上杉政虎”的长尾景虎此次出兵川中岛颇为草率。围攻小田原时所纠结的关东诸国所谓的“二十万骑”大军此时已然星散,上杉政虎手中能动用的机动兵力仅有13000人左右,如此微薄的兵力显然不足以拔除武田氏在川中岛地区以海津城为首的堡垒群。因此,在进入川中岛后,上杉氏军队选择绕过海津城,于妻女山布阵。上杉政虎的如意算盘无非是等待武田氏的主力从甲斐赶来,好在野战中居高临下地一举击溃对手。
八月二十四日,统率两万大军的武田信玄抵达川中岛地区,但也没有选择与上杉政虎正面交锋,而是迂回茶臼山封锁了千曲川北岸的渡口,切断了上杉军的归途。这一手看似高明,但上杉政虎偏偏不为所动,反倒是武田信玄先按捺不住,于二十九日移营海津城。两军又对峙了十日,武田军最终召集军议,决定主动进攻。
为什么劳师远征的上杉政虎始终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反倒是战略上占据优势的武田信玄显得坐卧不宁呢?除了有兵力优势的一方承担的补给压力更大外,更重要的是,上杉军此番是境外作战,可以名正言顺地“因粮于敌”。而武田氏此时已将真田幸纲等信浓国人众收为己用,长期向他们大量征用军粮反而会引发不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占据兵力优势的武田氏大军并没有使用正面总攻的战术,而是分兵两路,出动12000人的别动队夜袭妻女山,武田信玄则率领8000名精锐在妻女山北面的八幡原布阵以待。
武田信玄这一有违常理的战略部署,引起了后世诸多有趣的讨论和推想。仔细分析了妻女山别动队诸将的身份后,我们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特点:无论是武田氏老将饭富虎昌、小山田虎满,还是信玄新宠马场信房、香坂虎纲都是信浓地区的“城代”,而武田麾下的主力却是真田幸纲等国人众。武田信玄命其仰攻妻女山,不免有用信浓人的鲜血去淹死上杉氏之嫌,而来自武田根本之地甲斐的“一门众”、家臣团则集结于相对安全的八幡原上。按照信玄的战略计划,来自甲斐的兵力所承担的任务只是截杀上杉氏的溃兵而已。可惜这一计划被上杉政虎识破,绝对兵力上据劣势的上杉军提前放弃了妻女山的阵地,全军直扑八幡原,反倒占据了主动。为了一举歼灭对手,上杉政虎更命令各部展开名曰“车悬之阵”的轮番猛攻。
由于最初只打算围歼从妻女山败下的对手,八幡原的武田军摆出的是两侧兵力得到加强的鹤翼之阵。因此战端一开,武田信玄坐镇的本阵便暴露在上杉军的兵锋之下。长期以幕僚身份活跃的山本堪助率先战死,此后武田信玄之弟信繁亦亡于乱军之中。在最危急的时刻,上杉军的骑兵甚至一度冲到武田信玄的面前。这一幕日后逐渐演变上杉政虎和武田信玄所谓“两雄一骑讨”的单挑,但事实上,武田信玄身边长期拱卫着“百足众”和“奥近习众”两支亲兵。“百足众”主要由家臣团中孔武有力的子弟担任,真田幸纲的二子真田昌辉便是其中之一。而“奥近习众”则大多承担着侦察、传令等使命,真田昌幸当时便以“奥近习众”的身份在本阵与上杉军厮杀。
全力猛扑武田军本阵的同时,上杉军奇袭妻女山的别动队也在全速赶往战场。尽管上杉政虎在千曲川一线预留了甘粕景持、村上义清、高梨赖重所部千余人,但这支部队在面对12倍于己的对手时,显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九月十日,在本阵苦熬了两个小时之后,武田别动队终于于上午十时突破了上杉军的阻击抵达战场。面对两线夹击的不利局面,上杉政虎选择撤往善光寺。
是役武田军战死4000余人,上杉方面亦有3000余人的战损。尽管此役上杉氏的伤亡较少,但随着海津城的竣工,武田氏在北信浓基本上已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再无上杉氏突然南下的后顾之忧,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其他战略方向。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滋野三家”昔日避难的上野国。
自上杉政虎率军围攻小田原城以来,上野诸城便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状态。自关东统领上杉氏衰弱以来,上野国内的豪强便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北条、今川、武田各方势力均对其展开过外交攻势。长尾氏“借尸还魂”的手段虽然在短期内为上野的亲上杉势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从长期利益来看,此举也为上杉氏最终失去上野埋下了隐患,毕竟上杉政虎的核心势力范围在越后,上野豪强要融入其政治体系尚需时日。正是看准了上杉政虎尚未完全整合上野各派势力的这一有利时机,武田信玄应北条氏康之约,于永禄四年(1561年)十一月率军杀入上野。
事实上,早在天文十五年(1546年)控制信浓佐久郡后不久,武田氏便已展开对西上野豪强的调略工作,只不过长期以来收效甚微。除武田氏自身尚未完成对北信浓的控制之外,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上野地区的国人众此时已通过政治联姻等手段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手持牛耳的,正是昔日接济过真田幸纲的箕轮城主长野业正。
在江户时代的各类“军记”中,长野业正都被描述成一个老当益壮的白发宿将,屡挫武田信玄的戏码,更是令人相信其军事才能已经俨然高于公认的战国名将。但从相对理性的角度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第四次川中岛决战”之前,武田氏根本无暇西顾。与其说长野业正是依靠其武勇将武田家拒于上野之外,不如说他是凭借其人格魅力团结周边的国人众,形成了上杉势力退潮后北条、武田均无法轻易啃下的骨头。就在“第四次川中岛合战”前夕,长野业正病逝于箕轮城中,享年63岁。而他的死,无疑催动了武田信玄经略上野的雄心。
“两雄一骑讨”铜像。
浮世绘中初上战场的真田昌幸。
武田氏在上野地区撬动的第一块砖头,是地处信浓小县郡通往上野吾妻郡交通要道的镰原城。依照《真田系图》的相关说法,镰原城主幸定本是真田幸纲的胞弟,因此真田幸纲调略镰原城可谓手到擒来。而从历史上来看,镰原氏本是镰仓幕府时代形成的海野氏分支,此时重新团结在海野氏“正统”继承人真田家的麾下也是理所应当的。为了保障大军顺理成章地进入信浓,武田信玄随即命真田幸纲率“滋野三家”后裔——海野幸忠、根津常安、常田隆永协防镰原城。至此,以真田氏为首的“滋野三家”后裔正式成为武田信玄攻略上野的别动队。
武田主力与北条氏分进合击,围绕箕轮城与上杉氏逐鹿上野,历时三年之久。期间,真田幸纲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平平,但鉴于“滋野三家”在西上野的影响力,终于还是获得了武田氏在吾妻郡新筑要塞——岩柜城的实权。至此,开启了真田氏在西上野安身立命的坎坷之路。武田信玄之所以如此慷慨,主要是因为当时西上野豪强斋藤氏依靠越后上杉家的支持,以嵩山城为中心,不断威胁武田家的侧翼。不将其拔除,武田军便无法全力围攻箕轮城。因此,永禄八年(1565年)真田幸纲首次单独领军围攻嵩山城。而大致在同一时间内,真田幸纲改名“幸隆”,算是正式摆脱昔日海野氏的影响。
永禄九年(1566年)三月,嵩山城为真田幸隆所部攻陷,上野斋藤氏灭亡。6个月之后,武田大军攻克箕轮城,长野业正之子长野氏业兵败自刃。至此,武田氏基本控制了西上野地区。而以真田幸隆为首的“滋野三家”后裔,也由此完成了鸠占鹊巢的逆袭,从昔日流亡的难民变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永禄十二年(1569年)左右,真田幸隆正式隐居,将家督之位让与嫡长子真田信纲,由此开启了真田氏作为一城之主的新时代。
真田氏立户于上野的同时,武田信玄也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外甥今川氏真。自“桶狭间合战”以来,今川氏上洛问鼎天下的野心虽然幻灭了,但其地处东海道水陆要冲的地利之便,还是令其治下的远江、骏河两国富甲一方。永禄九年四月,今川氏真更第一个在日本建立起了免除市场税、商业税的“富士大宫乐市”,一时间各方商贾云集骏府,也由此引发了武田、今川两家的矛盾。武田所领有之甲斐、信浓、上野等国向来商业不振,今川氏的乐市政策一出,更形成了经济上的“洼地效应”,令武田家境内的贸易日趋凋零。而武田信玄长期暗中与今川氏昔日附庸的松平家勾勾搭搭,更令今川氏真如芒刺在背。终于,忍无可忍的今川氏真于永禄十年(1567年)八月十七日发动经济制裁的大招,切断了远江、骏河等地对武田领的食盐供应。今川氏真的初衷或许只是想借此施压,让自己的舅舅回到谈判桌前来。不料武田信玄全无香火之情,并与永禄十年十二月亲率12000人的军队杀入骏河,是为“骏河侵攻”。
仅从动员能力上来看,可以轻松派出15000人军队的今川氏并不处于下风,但由于其处于武田、松平两线的夹击之下,骏府城中早已人心浮动。十二月十二日,武田军突破萨埵(duǒ)峠天险,今川氏呈现全线崩溃的局面,有力家臣之中临阵倒戈者达21人之多。坐困愁城的今川氏真只能感叹人心已散,逃往自己的岳父北条氏康处暂避。不满武田独吞骏河的北条氏随即起兵相争,至此,昔日武田、今川、北条三家守望相助的“甲相骏(斐模河)同盟”归于破产。
在整个“骏河侵攻”的过程中,是否有真田氏的参与,各方史料说法不一。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此时隐居的真田幸隆和家督真田信纲均忙于西上野岩柜城的经营,并未投入此战,但也有史料宣称,真田信纲曾率军参战,并作为先锋攻入骏河。其实无论真田氏主家在“骏河侵攻”中表现如何,年轻的真田昌幸都在随后与北条氏较量的过程中,得到了武田信玄的重视,逐渐完成了从“奥近习众”到家臣的身份转化。
今天用C G手段复原的“奥近习众”。
据说在与北条氏军对峙之时,武田信玄曾召开了军议。会上,马场信房悄悄进言道:“我军刚刚到达这里,对周围环境并不熟悉,马上交战的话似乎太仓促了。是不是先仔细调查附近的地形呢?”信玄哈哈大笑着说道:“你想到的我也想到了。我已经派遣了像我双眼一样的人,预先将地形打探得一清二楚。”而后,便传来了“奥近习众”曾根昌世和真田昌幸完成了战场侦察任务回营的消息。这则著名的“信玄之眼”尽管未必属实,但在由“骏河侵攻”所引发的系列战事中,真田昌幸被武田信玄安排继承甲斐豪族大井一族分支的武藤氏却是有据可依的。改名为“武藤喜兵卫”的真田昌幸随后被任命为足轻大将,统率一支由骑兵15人、步兵(足轻)30人组成的战术单位。后世大多将此事作为武田信玄欣赏、宠信真田昌幸的主要依据,殊不知这一安排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武田氏族内部深层次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