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蓧遗恨：武田氏内部甲信纷争的暗流和武田胜赖时期的真田家

长期以来高唱“人是城，人是垣，团结是朋友，内斗是仇敌”论调的武田氏，都被视为日本战国时代君友臣恭、上下一心的典范。仔细分析武田氏的历史却不难发现，在所谓的“团结”的光环之下，这个战国豪族的内部纷争其实贯穿着信玄、胜赖两代君主的始终，较周边强邻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战国豪门以一门众、谱代重臣为核心展开的利益集团对立不同，武田家的内耗始终呈现出甲斐系和信浓系泾渭分明的局面。

“经略信浓”无疑是武田信玄一生最为成功的对外扩张。依照后世“太阁检地”的标准，经过此役后的武田氏从仅仅领有石高23万的甲斐国，一跃成为坐拥超过甲信两国50万石的大名，可谓是“陡然而富”，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从天文十一年（1542年）攻灭诹访氏到永禄四年（1561年）的“第四次川中岛之战”，武田氏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将信浓收入囊中。期间的连年出兵，其各类军役的负荷长期均由甲斐国人承担。战国大名在通过战争扩张领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仰仗“地头”层面的支持，除了战时需要由其动员和武装农民参战之外，还需借由其征收的年贡来支持战争。武田信玄“经略信浓”初期也曾试图践行“以战养战”的战略，让南信浓的诹访、佐久两郡成为供给兵粮的前进基地，但结果却是上田原大败之后诹访湖西四乡爆发的大规模反乱。无奈之下，武田氏只能在完全控制信浓之前，对当地的国人众一直保持怀柔态度。毕竟频繁的军役和过重的赋税会令百姓不堪负担，也会令国人众对大名做出如押领、拒缴年贡等的反抗，这些都会对领国兵力支配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如此一来，武田本领的甲斐国内又不免陷入“鞭打快马”的窘境之中了。

在详尽记录了武田家兴衰史的《妙法寺记》中，收录了大量甲斐国人的悲叹怨言，显示了当时甲斐国内高涨的厌战情绪。信玄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逐渐将统治重心北移。而随着武田重臣纷纷受领信浓城代，武田氏的经济压力是有所减轻，但甲斐国系家臣的影响力却也开始走低。

除了封地的转化之外，战损也是武田甲斐国系家臣日益势微的原因。从上田原、户石城到川中岛，武田系所折损的板垣信方、甘利虎泰、横田高松、诸角虎定等人均为武田信虎时代的老臣、甲斐国系的中坚力量。而此后崛起的马场信房、内藤昌丰等人均非甲斐国出身，领地更在信浓，政治立场自然可想而知。而这种家臣团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也自然影响到了武田氏整体的战略决策。

“第四次川中岛合战”尽管令武田氏伤筋动骨、损失惨重，但从战略上来看，武田氏毕竟掌握了北信浓的主导权，其后西侵飞驒（tuó）、东入上野，武田氏基本上完成了对越后的战略合围之势。摆在武田信玄面前其实有两个非常不错的战略选择：一是与上杉、芦名等关东强国联手，继续压缩上杉氏的生存空间，最终逼迫其内部崩塌；二是协助今川氏对抗崛起的松平氏族，在稳定远江、三河战线的同时，从飞驒、美浓一线直扑近畿，趁织田信长与京都周边各势力缠斗不休之际，饮马琵琶湖。但这两条战略线显然都不符合信浓家臣团的利益，毕竟上杉氏兵强马壮，正面强攻难免损兵折将。西出美浓又道路艰险，且面对织田信长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权衡再三之后，武田信玄做出了破弃“甲骏相”三国同盟，出兵攻略今川氏的决定。从短期利益来看，武田氏以百战之兵临今川家久败之师如揍小儿，骏河、远江领地的富庶更可以贴补连年兴师所造成的财政窟窿，可谓皆大欢喜。但从长期态势上看，此举却可谓是目光短浅、自毁根基。一方面出兵骏河，势必导致与今川、北条两家的对立。武田氏除了要在北方继续戒备上杉之外，又多一条与北条对峙的东方战线。另一方面，武田氏在骏河全无根基，虽然轻松地赶走了今川氏真，但却无法快速将其消化。昔日富甲东海道的骏府城在武田和北条的拉锯战中毁于兵燹（xiǎn），远江国大半落入了松平氏的手中，武田信玄的“骏河侵攻”最终导致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或许正是预见了这个战略悲剧，在武田信玄的决策阶段，其嫡子武田义信愤然决定发动兵谏，流放自己的父亲。

作为武田氏内部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后世对武田义信的评价不高。江户时代的各类“军学家”更不惜笔墨将其描绘成一个心胸狭隘、狂傲自大、目光短浅、不自量力的中二少年，但翻开武田家的各类战记，我们却不难发现武田义信的战功卓著。即便是针对“第四次川中岛合战”中因武田义信的贸然出击而令信玄本阵陷入危急这样的指责，《武田三代军记》也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在发现了浓雾之中的上杉军阵列后，武田信玄接受了武田信繁和穴山信君的谏言，为了在激战中达到混淆敌军、隐匿总大将本阵位置的效果，遂将自己的御旗和花菱纹大马标移转到旗本众右侧上方的义信队。也就是说，根本不是武田义信主动出击而被围的，他是被自己父亲作为靶子抛出，以吸引上杉军的火力。

作为信玄的嫡长子，武田义信除了长期被视为钦定的继承人之外，更是甲斐与骏河方面盟约的践行者。天文二十一年（1552年），武田义信迎娶了骏河守护今川义元的长女为妻，其身边更是云集了诸如饭富虎昌、穴山信嘉等武田氏甲斐国系家臣团大佬，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穴山氏。作为地处甲斐、骏河边境河内地区的豪族，穴山氏长期在武田与今川之间扮演着桥梁的作用。在武田信虎时代，穴山义贞（穴山梅雪祖父）、大井信达（信玄外祖父）均为今川氏的负弩前驱，成为侵攻甲斐的急先锋。武田信玄在流放其父之后，才采取联姻（将自己的姐姐嫁给穴山义贞之子信友）的方式怀柔穴山氏，使其成为甲斐国西部的屏障。

对于武田氏甲斐国系家臣而言，与今川氏交兵有着道义和经济上的双重风险，其强烈的抵触情绪最终促成了所谓的“武田义信谋乱”事件。从已知史料来看，武田义信谋乱并无实际的动作，只有一些间接证据指向其曾与饭富虎昌密谈过流放其父的相关计划，但武田信玄对此事的处理却极端狂暴。武田义信被幽闭于甲府东光寺，战功赫赫的饭富虎昌被勒令剖腹自尽，其余同谋者被处以死刑，超过80名家臣被流放。而在整个事件上，穴山家的立场显得格外的暧昧，穴山信友的次子穴山信嘉自杀，但其兄穴山信君不仅未被卷入其中，更在此后的“骏河侵攻”中表现活跃，并在此后成为了武田氏在骏河方向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武田义信谋乱”事件对武田氏甲斐国系家臣团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创。此后，武田信玄下令甲、信二州家臣团签署血判起请文，选择的地点也是信浓国小县郡的生岛足岛神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甲、信二州家臣团在武田信玄心目中地位的变迁。而随着武田义信的倒台，武田信玄继承人的问题也随即浮出了水面。

武田信玄颇能生育，除长子义信之外，还有次子信亲、三子信之、四子胜赖、五子盛信、六子信贞、七子信清可供选择。武田信亲早年失明，被安排继承海野氏后不久，便在长延寺出了家。三子信之在“武田义信谋乱”事件发生后不久亦离奇亡故。按照长幼顺序，武田氏家督之位似乎由四子胜赖继承最为合适。永禄八年（1565年），武田信玄更安排了胜赖迎娶织田信长的养女远山氏（苗木城主远山勘太郎的女儿，信长的侄女）为妻。可见武田胜赖早已被纳入了武田氏交好织田、松平两家以谋取骏河这一远交近攻的大战略之中。但武田胜赖的生母是信玄的侧室诹访赖重之女，一方面庶子继位本已有违礼法，另一方面胜赖早年过继入诹访氏，在信浓高远城长大。因此，在各种史料之中，武田胜赖继承家督之事都被认为饱受家臣团非议。以上原因最终迫使武田信玄隔代传位，他将胜赖之子信胜收为养子，胜赖作为自己儿子的“监护人”代行武田家督之责。

究竟是什么样的阻力迫使武田信玄要采取如此“曲线迂回”的策略呢？或者说，究竟是哪些人在非议武田胜赖的继承权呢？这个问题各种史料之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想见武田胜赖常年在信浓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臣团，此时回归武田氏必然给信玄时代的老臣系统造成了冲击，本就日渐式微的甲斐国系家臣团更感到前途暗淡。在武田信玄在世之时，这些反对的声音仍不足以掀起什么太大的风浪。为了融合麾下甲、信二国的家臣团，武田信玄也有意安排自己身边一些信浓出身的近侍过继入甲斐豪强的名下。真田昌幸继承武藤家后不久，其弟信尹也被甲斐国武士加津野昌世收为养子，改名“加津野信昌”，以“枪奉行”的名义指挥骑兵15人、步兵10人，跟随武田胜赖投身战场。

永禄九年（1566年），真田昌幸的长子真田信之出生于武田家全盛时期的甲府，但当时真田昌幸不过是统率15名骑马、30名足轻的“足轻大将”，对于自己的人生尚未完整地规划。因此，当妻子“山手殿”诞下一子后，他或许并没过脑子便说了句：“就叫源三郎吧！”这便造成了日后比信之小一岁的弟弟真田信繁幼名反而是“源次郎”的尴尬局面。

由于后世赋予真田昌幸的是算无遗策的智将形象，这种连长幼尊卑都搞不清楚的局面自然是不能被接受的，于是好事者纷纷从各种角度替其圆场。其实真田氏家族内部的排行就非常混乱，真田昌幸明明是真田信隆的三子，幼名却是“源五郎”，其弟德川信尹幼名却是“源次郎”，外人似乎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搞清楚其内在的逻辑。

真田信之的童年时光基本上是和母亲“山手殿”、姐姐“村松殿”和弟弟真田信繁一起在甲斐度过的。关于其生母“山手殿”的生平，各方史料说法不一，真田家方面的相关谱系吹嘘其为公卿名门——右大臣菊亭晴季之女，但此时的真田昌幸仅为武田氏家臣，似乎没有和公卿联姻的可能。因此，“山手殿”为信浓豪族宇多赖忠之女的说法似乎更贴近史实。

宇多赖忠本姓“尾藤”，世代居住于信浓高井郡。武田信玄攻略信浓的过程中，尾藤氏与其主家信浓守护小笠原氏双双落败，被迫迁往远江国引佐郡，依附于今川义元。今川义元在“桶狭间合战”中败亡后，尾藤氏更是一分为二，宇多赖忠的父兄选择了投靠织田信长，而宇多赖忠则选择重返信浓，仕奉武田信玄。为了尽快融入武田氏这个“大家庭”，宇多赖忠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同殿为臣的真田幸隆之子昌幸，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宇多氏和真田氏的“双料人质”，“山手殿”及其三个孩子自然长期都被要求居住在踯躅崎馆中，成为拱卫武田氏的城垣，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武田氏灭亡前期。

元龟元年（1569年），武田胜赖正式离开信浓高远城，入住踯躅崎馆。次年，号称“相模狮子”的北条氏康病死，武田与北条长期对峙的拉锯局面宣告终结，武田信玄随即将矛头对准了领有三河、远江的德川家康。作为在三河国内经营多年的松平氏后裔，德川家康在远江地区的影响力远强于武田氏。因此，武田信玄气势汹汹的“骏河侵攻”最后反倒喂肥了德川氏这头拦路虎。以“太阁检地”时期的经济数据来看，三河国八郡总石高约29万石、远江十四郡石高约26万石。德川家康所拥有的动员能力同样不弱于武田氏的核心领土甲斐、信浓之和，更何况德川家康背靠织田信长这棵大树，武田氏却仍要防备上杉、北条两家。此消彼长之下，武田与德川两家在战略的天平之上已呈现均势的局面。

元龟三年（1571年），控制京都的织田信长对朝仓、浅井两家发动总攻。眼看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所组织的“织田包围网”即将被撕破，武田信玄一方面要求武装僧侣集团“一向宗”头目本愿寺显如在上杉氏领地发动“一向一揆”的民众暴乱，一方面动员各方力量，打着“上洛”的旗号杀入德川领地。

元龟四年（1572年）十二月，武田军在远江的三方原轻松击溃了此时已经是德川家康麾下的德川、织田联军。据说德川家康在战场上仓皇而逃，甚至被吓得尿了裤子，在躲进相对安全的滨松城后，他立即找来画师，记录下自己落魄的样子。此后多年，家康都将这幅肖像挂于卧室之内，以激励和鞭策自己。对年仅29岁的德川家康而言，“三方原会战”的失利无非是人生的一次试练，但对武田信玄而言，这场辉煌的胜利却无法挽回他油尽灯枯的生命。次年春季，在一时无力攻克德川氏遍布远江、三河的大小据点的情况之下，武田信玄的肺病日益恶化，不得不在三河国的长蓧城休养了一个月，最后放弃了其上洛的雄心。

年仅53岁的武田信玄最终病死于撤军回甲斐的路上，他的死与其说是武田军功败垂成的偶然因素，不如说是一块遮羞布。毕竟此时织田信长已经彻底击败了浅井、朝仓两家，长期秘密与织田氏为敌的比叡山延历寺也被烧成了白地，所谓的“织田包围网”已然崩溃。而武田军历时4个月都未能瓦解德川家康在远江、三河的势力，战争如果再继续进行下去，倾国而出的武田氏更有春耕被荒芜的风险。

为了安抚军心，武田信玄临终前曾授意秘不发丧。因此，织田信长通过“正亲町天皇”方仁与足利义昭和解，便成了武田氏撤军的绝佳借口。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日本天皇和公卿势力几乎均穷途潦倒，物资极端匮乏。“正亲町天皇”方仁在继承大统之后，足足等了三年，才从各地大名的捐助中攒够了举办即位仪式的钱。因此，方仁对接管京都后对他生活进行了颇多资助的织田信长“百依百顺”，每每在织田氏陷入困境时，方仁都会下达和谈敕（chì）命。

最早接到武田信玄病故消息的，是他的宿敌——已经改名为“上杉谦信”的长尾景虎。据说这位近年来性别存疑的“战国军神”为此痛哭流涕，感叹说：“吾国之弓箭将不利矣。”并从此放弃了对甲斐的敌对政策。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的地位长期被日本小说家无限地拔高，但细究之下，却也能发现他们各自在战略或战术上均有不少严重的失误。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对所谓“龙与虎”的对垒就是“菜鸡互啄”，但他们的“一时瑜亮”对日本列岛的实际影响却微乎其微，堪称“偶像派”大名。

随着信玄的病故，武田氏内部的权力斗争似乎变得更趋白热化。在《甲阳军鉴》中，有大量信玄的时代老臣与胜赖及其近臣长坂光坚、迹部胜资争执的记载，长坂、迹部两人也因此在后世留下了导致武田氏由盛转衰的弄臣形象。但客观地说，尽管长坂光坚、迹部胜资出身不正（均为信浓小笠原氏家臣的后裔），但他们在出仕武田家以来，亦可谓尽心竭力，他们与高坂昌信（即海津城主春日虎纲）、内藤昌丰等人的矛盾，与其说是正邪之争，不如说是利益纠葛。武田信玄的秘不发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对胜赖继承权的变相否定，既然各国都没有正式接到信玄的讣告，胜赖父子也不可能公开行使家督的权力。而就在武田信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早已被流放的武田信虎却回到了甲斐。此举背后是否有甲斐国系老臣在推动，便不得而知了，但武田胜赖的政治地位之薄弱由此也可见一斑。

武田胜赖深知乱世之中唯有对外征战才能建立起足够的威望，压服父亲留下的诸多老臣。另一方面，织田、德川联军也在三河、远江一线不断发动反击。因此，武田胜赖无法遵守老头子临终时留下的“三年不离甲斐”的训诫，于天正二年（1572年）出兵美浓，并在织田信忠所率援军抵达战场前，夺取了明知城。随后，武田胜赖又移师远江，夺取了德川所有的高天神城。这两场战役规模虽小，但也算是击败了织田、德川两家对武田领地的窥测。可惜的是，后世并不在意胜赖的这些努力，反而编造了“织田信长畏惧武田信玄，在其死讯公布前不敢兴兵甲斐”的传说。

天正三年（1575年），为了讨伐被德川家康策反的长蓧城主奥平亲子，武田胜赖再度率军进入三河境内。此战无疑是武田信玄昔日战略决策失误的全面爆发，武田氏根本无力掌控骏河、远江一线的国人众，而从甲斐、信浓赶赴战场的武田军又受制于后勤，无法长期作战。在长蓧城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织田、德川联军纷至沓来，两军形成决战之势。面对兵力和武备均处于劣势的不利局面，武田胜赖却偏偏不能选择后撤，因为在他身后是诸多老臣讥讽的目光。

面对兵力近三倍于己的织田、德川联军，武田军展开了气势如虹的冲锋。由于织田、德川联军在此战中出动了3000挺以上的“铁炮”（火绳枪），而武田氏又长期以骑兵著称，因此“长蓧会战”一度被日本史学界吹嘘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火枪”的战役，仿佛一夜之间日本便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但事实上，日本所谓的“骑兵”不过是以马匹进行机动作战的步兵而已，“策马冲击”也只是少数武士才具备的特殊技能。真正击败武田氏的，除了其对自身单兵素质的骄傲和迷信之外，主要还是织田、德川联军兵力优势和其在战场预设的木栅、壕沟工事。

经过后世一些日本学者的兵棋推演，有人认为武田胜赖并非浪战。在布阵的过程中，武田军有意强化了两翼，毕竟任何防线都有尽头。武田胜赖试图采取正面仰攻、两翼包抄的战术，以精锐的家臣团撕开织田、德川两军虚弱的侧翼，再一举击溃对手。可能是考虑到左翼队更接近织田信长本阵的位置，胜赖在布阵时更重视左翼队的兵力布置，有意使左翼更强于右翼，以马场信房、穴山信君领队，配属有真田信纲、真田昌辉两兄弟及“奥近习六人众”之一的土屋昌次和武田信玄的叔叔一条信龙所部。在战斗正式打响之后，武田胜赖更将内藤昌丰、山县昌景所部也投入到了左翼，对当面织田军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一度击破了织田军名将佐久间信盛、柴田胜家、丹羽长秀、羽柴秀吉等部，直逼织田信长的本阵。但就在此时，织田信长投入后备军以及全部“母衣众”近卫军，最终化解了武田军的攻势。内藤昌丰、山县昌景等人力战身亡，马场信房、真田信纲等人以殿军的姿态掩护武田军主力后撤，亦战死沙场。值得注意的是，穴山信君所部的骏河武士在此战中伤亡最少。

“长蓧之战”令武田氏伤亡惨重，信玄时代称雄一方的精兵悍将几乎全军覆没，这就给了武田胜赖“从头收拾旧山河”的空间。撤回甲斐之后，武田胜赖对领地内的家臣团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大手术。真田昌幸也正是在此时脱离了武藤家，改回了本名，并登上了真田氏家督之位，被派往上野的白井城出任城代一职。可以说，真田氏真正成为武田家栋梁的时代，是在“长蓧之战”后由真田昌幸所开创的。

从天正四年（1576年）到天正六年（1578年）的两年光景中，尽管武田氏仍不得不面对德川家康对远江诸城的蚕食和反击，但此时以上杉谦信及在本州岛西部崛起的毛利氏为首的日本各派势力组建了“第二次信长包围网”，对织田氏一家独大的局面形成了冲击，因此武田氏在这段时间承受的压力并不太大。直到天正六年常年嗜酒的上杉谦信死于脑溢血，上杉氏陷入了内讧，武田氏才再度来到生死存亡的关头。

上杉谦信没有直系后裔，因此他的继承人只能在上杉景胜和上杉景虎两名养子中选出。上杉景胜是谦信的外甥，血缘上自然更近一些。上杉景虎出身关东名门北条氏，先后在武田、上杉两家都当过“养子”（其实是人质），又迎娶了上杉谦信的外甥女，人脉更宽泛，在上杉氏内部也不乏支持者。双方势均力敌，最终演化为兵戎相见的“御馆之乱”。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本来毫无关系的武田氏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

站在后世的角度来看，对武田胜赖而言，“御馆之乱”最好的结局莫过于景胜、景虎平分上杉氏的领地：上杉景胜在越中、越后一线继续牵制织田氏的兵力，上杉景虎则领有东上野，成为联系武田氏与上杉氏的纽带。因此，在接到双方救援的信件后，武田胜赖并未急于站队，而是率军进入越后，希望效仿其父斡旋今川、北条纷争之法，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上杉氏的家督之争，与参与争夺的两方都建立起同盟关系。但由于北条氏此时忙于对抗以佐竹氏为首的关东诸侯，未能北上协助上杉景虎，战事开始迅速朝有利于上杉景胜的方向发展。

天正六年五月下旬，武田胜赖以堂兄弟武田信丰为前锋北上越后，直面武田军锋的上杉景胜随即遣使求和。武田胜赖随即开出了上杉氏割让信浓、越后国境要冲饭山城的条件。鉴于此时武田胜赖的另一支别动队——仁科盛信所部，已由小谷道攻入越后，并攻占上杉氏所属之西滨根知城。上杉景胜只能“孙卖爷田”，全盘接受了武田胜赖的条件。就在武田氏于越后方面小有斩获的同时，东上野方向传来了真田昌幸成功调略沼田领内诸将的消息。沼田地处东上野咽喉的位置，不仅对周边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更扼守着相模与越后之间的交通要道，北条氏不能坐视武田氏夺取沼田城的计划。于是，北条氏于七月中旬，以支援上杉景虎为名，遣钵形城城主北条氏邦领兵三万北上。

面对北条氏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原本已经答应归降武田的沼田诸将随即向北条氏开城纳降。可惜北条氏邦志大才疏，夺取沼田城后不久便在越后上田城遭遇上杉景胜所部的阻击，寸步难行。而其任命的沼田城代猪俣邦宪更是无能之辈，不仅未能在任期内有效地利用东上野的资源支援北条氏邦，更是令当地的国人众对北条氏深恶痛绝。

天正七年（1579年）三月二十四日，上杉景虎于鲛之尾城兵败自杀，但令上杉氏元气大伤的“御馆之乱”并未就此画上句号。毕竟上杉景虎代表的本身就是越后豪族割据自立的野心，如果武田、北条两家能够通力合作的话，仍有可能利用上杉景胜忙于内部平叛之际，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可惜武田胜赖与北条氏政之间缺乏信任，从天正七年九月开始，武田、北条两家的摩擦日益加剧，北条氏政干脆与德川家康结盟，从东、西两线同时对武田氏领有的骏河、远江地区展开侵攻。

在骏河、远江方面全力抵抗德川、北条攻势的武田胜赖，将东上野视为牵制北条氏的一个重要战场。在箕轮城配置了内藤昌丰养子内藤昌月的同时，更放手让真田昌幸重夺沼田城。真田昌幸与自己的叔叔矢泽纲赖联手，首先调略了沼田城周边的国人众势力。至天正九年七月，不仅扼守沼田城西侧要隘的名胡桃城主铃木主水向武田氏开城纳降，就连驻守沼田城内的海野幸光等人也早已与真田昌幸暗通款曲。八月，武田胜赖亲率主力攻入东上野，沼田城旋即在里应外合下一鼓而定。

尽管武田氏在上野国内势如破竹，但鉴于远江战场上德川家康步步紧逼的态势，武田胜赖最终还是将沼田城及联络关东诸侯以牵制北条的任务交给了真田昌幸。至此，真田氏领有以岩柜和沼田两城为中心的上野国北部地区，加上其在信浓的领地，真田氏总体动员力保守估计在5万石左右，不仅在武田氏内部位列前茅，更是在战国时代有了安身立命之资。

如此大的一块蛋糕，自然会招来觊觎的目光。在真田氏领有沼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北条氏先扶植上野豪强沼田景义重夺旧领，又怂恿海野幸光背叛真田昌幸。对于前者，真田昌幸不得不用加官进禄来拉拢沼田当地的豪强，而后者却令真田氏与海野氏之间仅有的一点香火之情为现实的利益瓜葛所扑灭。随着海野幸光被迫自刃，流亡上野的海野氏最终淡出了战国纷争的舞台。而正是以此为踏板，真田昌幸昂首前行，最终以独立大名的姿态崛起于上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