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罕王”的发迹史

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明王朝统治时期，是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渔猎民族混居的大杂烩地带。当地“杂胡夷种”的分布区域与当年建立金国的女真人活动过的地方有所重合，所以他们被统称为“女真人”。按照文明开化程度的不同，有“生女真”和“熟女真”之区别。生活在明朝边境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和明王朝较早发生接触并且确立了相对稳定的臣属关系，其大部分族群由此筑城定居，发展出了农耕文明，被称为“熟女真”。而那些生活区域比海西女真更往北的族群，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则属于“生女真”，或者称为“东海女真”“野人女真”。1409年，明成祖朱棣曾设置奴儿干都司，以确立对这些“生女真”的宗主权，但不过数十年之后这一羁縻行政机构就被撤销了。

1583年，当叶尔马克还在失必儿汗国跟库楚姆汗的残余势力较劲的时候，遥远的东方，明朝辽东地区，一场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战争双方是发动叛乱的建州右卫古勒寨和前来平叛的明朝军队，后者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作战期间，与古勒寨寨主阿台有亲属兼亲家关系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带着儿子塔克世因故潜入古勒寨，结果死在了乱军之中。事后，明朝当局为息事宁人，指令塔克世的长子、一个25岁的年轻人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职务，并授予其龙虎将军的称号。这个年轻人，名叫努尔哈赤。

走马上任的努尔哈赤继续以恭顺态度事大明朝，该交的税赋一样都不少，对于手握重兵的明辽东总兵李成梁，他更是厚加贿赂以蒙蔽对方。之后，他把矛头指向了古勒寨一战中，给明军带路的建州加哈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

明末女真各部形势（1582年）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倚仗的发家资本是自己的爷爷和老爹留下的13副甲胄和不足百人的小部队，可谓是白手起家。尽管如此，努尔哈赤还是迈出了起兵造反的第一步。他和兄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等人，联络血缘关系较亲近的几位寨主，一起集结500多人讨伐尼堪外兰。此役努尔哈赤虽然没能达到手刃仇人的目的，却成功打出了自己的威名。邻近的一些城寨寨主或部落首领也都慕名来投，使建州左卫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如何制定一项制度兼顾行政和军事管理就成为努尔哈赤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女真人的传统，行围狩猎和征战以10人编为一组，参加者各出箭一支，公推一人为首领，称“牛录额真”（箭主），这个小组就被称为“牛录”（女真语称箭为牛录）。这一传统管理方式给了努尔哈赤很大启发。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将每300男丁编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下置代子2人、章京4人。4名章京分领300男丁，编为塔坦。5个牛录编为“五牛录”（后改称“甲喇”），5个“五牛录”编为一固山。到了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共设8个固山，分别以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为标志，所以八固山又习称“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后改称“都统”）、甲喇额真（参领）、牛录额真（佐领）。军政合一、全民皆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八旗制度就此形成。努尔哈赤政权的成员皆隶八旗之下。旗及其下属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则荷弓从征，军械粮草皆为自备。

虽然一直号称“骑射立国”，但实际上在努尔哈赤早期的军事生涯中，其麾下的建州兵并非以骑射著称。建州三卫的地理位置属于今天吉林、辽宁两省交界的山岳丘陵区，其族人大部分都过着定居的生活，修筑城堡村寨等作为固定的物资囤积地和人口集散地，所以不同氏族间的征战杀伐都是围绕着攻城拔寨而进行。这种以城寨攻坚为主的战争形式，加上他们有基本的冶金制造业，能够自行锻造刀矛箭镞等冷兵器和护体甲胄，决定了建州三卫的军队以重装步兵为主。除了颇具规模的农业生产，他们还兼营渔猎和山货采集等。在这些生产活动中，成年男子一般都能掌握投枪、射箭等技艺。作为文化程度较高的族群，建州统治者还完全有能力制定一套严格管理的军事制度。以上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一支装备良好，具有极高组织性和纪律性，战技突出的山地步兵。

史载：“其军法，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披重甲，持戈矛；后三十人披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则两人跃马而出，观阵虚实，然后四面结阵驰击，百步之外，弓矢齐发。”（罗曰聚《咸宾录·东夷志·女直》）

由这段记载可见，建州步兵内部有四成的重甲长枪兵；其余六成左右为轻甲弓箭手，他们身着无下裳的布面甲胄，配备了单手柄的雁翅刀和柳条编制的盾牌作为近战兵器。建州人使用的弓是一种长梢大弦垫筋角木反曲弓，后来被冠以满族弓（或清弓）的称呼。这种弓从中间向两边对称，依次为握把、弓臂、弦垫和弓梢。握把为木质，上贴暖木与鱼皮。弓臂内是由桦木、榆木等木材制作的弓胎，背贴牛筋（有的用鹿筋）。弦垫有骨制的，亦有木制的。弓梢为木质，中夹角片。弓弦分为皮弦、丝弦和筋弦三类。由于明王朝为了限制周边少数民族的武备，严禁制良弓所需的毛竹、水牛角运到民族地区，所以建州弓胎面上的角材，只能采用多段黄牛角或羊角磨制、拼接而成的黏合角片。这样制作出来的角弓，射出的箭速和射程都不如水牛角材制作的，而且要让弓发挥威力，就必须把弓体做得十分长大。

这就赋予了满族弓一项独有的性能——同等磅数下，满族弓能发射更重的箭矢，对人体造成的创伤也远比一般的战箭更为致命。其近距离的杀伤力堪与早期火绳枪抗衡。当时训练有素的女真射手每分钟可射出5到10箭，而同时期最熟练的明军火绳枪射手也只能1分钟射出2发子弹。所以某些条件下，满族弓虽然是冷兵器，但是却能对早期火器形成一定的压制。所以，等到清乾隆时期，虽然清军中鸟枪（火绳枪）兵比例大幅上升，但依然在军中保留了弓箭手这一兵种，以作为近程火力打击的补充。

私人收藏的存世的满族战弓实物。下弦状态下弓身长度能达到170厘米左右，长大的弓梢作用类似杠杆，在把弓拉开一定距离后会产生省力的效果，弓梢根部的弦垫可以降低回弹时弓弦对弓身的作用力，起到良好的减震效果，有利于提高射击精准度。后金到清初，普通战弓拉力在48千克以上，由于设计合理操纵起来很容易上手

在明朝人留下的相关史料记载中，对建州士兵的评价是这样的：

“《顷见新略》书谓，奴（努尔哈赤）步善腾山短战，马兵弱；北关（按：即叶赫）马兵最悍，步兵弱。故奴畏北骑，北畏奴步。北关白羊骨（即布扬古贝勒）辈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力相抗也，技相敌也。”也就是说，作为努尔哈赤死敌的叶赫部，其首领都对“奴步”的战斗力水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以写作《农政全书》而闻名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也说：“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事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

至于后来被雍正、乾隆两父子视为“立国之本，旗人之要务”的骑射兵种，在努尔哈赤创业早期还不是主流。建州女真的马匹多数购自蒙古。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可能采取蒙古人那种逐水草而居放牧马匹的方式，只能像对待家畜那样把马圈养起来。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马匹的质量有所下降，速度和耐力都逊于放牧养出来的马匹。加之骑兵在山地战和城寨攻防战中并不起主要作用，也就没有大力发展骑兵军团的动力和必要。马匹对建州兵的作用更多是在远程奔袭任务中充当斥候，或者是步兵提高机动性的载具。直到后来征服了半农耕半游牧的海西女真叶赫部，努尔哈赤的帐下才拥有了一支颇具规模、野战能力强的骑兵。之后随着一些蒙古部落也陆续投顺，他的骑兵实力更加壮大，兵种构成和战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仍复前，莫敢退，退即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强悍的军事实力是努尔哈赤得以“削平各处”的重要保障。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当沙皇的哥萨克们还在叶尼塞河流域抢夺资源与地盘时，年近花甲的努尔哈赤已经通过三十三年的不懈征战，基本摆平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各路大小女真势力，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努尔哈赤自称“大英明汗”，俗称“老罕王”，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之后，自觉翅膀硬了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向昔日的主人明王朝发起了进攻。

清代箭矢，箭镞形制由于用途不同而种类繁多，总长度一般为1米上下，用于战阵的箭镞截面相当宽大，为保证箭支飞行的稳定性和箭速，通常搭配长箭羽，箭杆则修正为首尾两端略细，中间稍粗的形状，称为“套档子箭”

彼时的明朝虽然衰败之象已显，然而东亚第一大国毕竟不是吹出来的，地多钱多人更多，远非辽东一隅的“蕞尔小邦”可以比拟。后金建国之初，全国人口不过50万之数，其中可充当生产力和兵员的成年精壮男子不会超过10万人。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4月，后金以倾国之力第一次大举攻打明朝边境。尽管后金军初战便把抚顺等明军据点拿下，但随后因为兵力不足以与明军抗衡而被迫主动撤退。有鉴于此，老罕王终于意识到，仅靠脚下这点土地的人口和产出想斗倒明朝这个巨人着实还欠点火候。于是他便加紧对后金周边那些小势力的掠夺，这些不幸的小势力中就包括前文所讲的“野人女真”。

关于17世纪初黑龙江流域各土著民族的分布情况，清代学者魏源在《圣武记·卷一》的“开国龙兴记”里这样写道：“其扈伦四国外，劳征抚者，莫如东海三部及黑龙江之索伦等部。东海三部日瓦尔喀部、虎尔哈部、握集部。又有最远之使犬、使鹿、库页等部。黑龙江北则索伦、锡伯、达瑚尔、鄂伦春、卦勒察等部。其种族散处山林，非有酋豪雄长抗衡上国……”不难想象，面对磨刀霍霍的后金铁骑，这些边远地区的小部落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