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献综述

2.1 生活质量

2.1.1 从健康促进角度谈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的英文缩写为QOL，对于它的研究，最早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20世纪50～60年代兴起。开始时，关于QOL的研究主要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到了70年代后期，QOL在医学领域也被广发应用，随即进入80年代，QOL研究逐渐形成热潮。目前，QOL测量和评价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癌症及慢性病临床治疗工作当中。

提到QOL研究就不得不提到人群的健康问题。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人群疾病谱发生偏移。这种现象就像警钟一样提醒着人们——“卫生干预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健康保护要基于‘生命—群体—健康’基础之上”。

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卫生机构和研究机构都认识到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各国都相继发表了一些健康宣言，健全了相应的法案，并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来推进这些工作。在1974年，加拿大卫生福利部的部长Lalonde H.M．先生在报告中指出：“体质、遗传、环境和生活形态是影响健康的4大因素。在这4大因素之中又以生活形态最为重要”。Wil-darsky（1977）也指出：“在所有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当中，90%要归因于人类个体的生活形态、社会状况，以及自然环境。”

生活形态、社会状况和自然环境交互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健康的生活形态是人群健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规律的健身活动又是促进和维持健康生活形态的一项重要手段。

1977年在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WHO提出并制定了“2000年人人健康（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 HFA/2000）”的战略目标。1978年9月12日，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共同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并发表了世界闻名的《阿拉木图宣言》，它重申了“人人健康”运动的宗旨，同时又进一步的明确指出——推行初级卫生保健（Primary Health Care, PHC）工作，是尽早实现HFA/2000目标的基本策略和基本途径[11]。它标志着健康促进工作的研究重点已经由一个国家的决策层，降低到了基层。提高生活质量，不但需要政府的政策导向，也需要社区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1986年，在渥太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渥太华宣言》，标志着健康促进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它通过5个补充策略来告诉我们如何敦促健康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那就是制定健康公共卫生政策；创造支持性的环境；强化社区的参与；发展个人的技能；强化卫生服务方向。至此，社区、个人技能、卫生保障、环境成为充斥在人们眼中的新的健康促进的工作方向。

而以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无一不是对以上健康促进策略的补充和完善。1988年，“阿德莱德宣言”的主要议题是健康的公共政策。1991年的“松兹瓦尔宣言”提出要“创建健康的支持环境”。2000年的第五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上明确指出——“健康促进”是架起公平的桥梁。

而不论是德国的《黄金计划》、美国的《健康公民2000年计划》和《2010年计划》，还是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面健身计划纲要》，其目标只有一个，即增强人民体质，改善人民的身体健康，延长寿命，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从以上健身促进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全球卫生保障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关注基层健康环境的建设和个人本身技能的提高，即越来越关注与人们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的个人生活质量问题。

生活质量这一指标本身的构成要素广泛，影响因素也很多。所以，作为评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宏观指标——生活质量，被广泛地理解为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优劣状况。其观测的主要内容也涵盖了包括国民收入、健康、教育、营养、环境、社会服务与社会秩序等在内的各个方面。

目前，关于生活质量各个领域的研究不胜枚举，其中比较著名的是1929年胡佛研究中心Ogburn主编的《近期美国动向》。在医学领域，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质量研究和测量也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最早的量表是1949年Karnofsky等提出的“Karnofsky行为状态量表”（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 KPS），该量主要用于化疗的癌症患者。

值得世人关注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疾病谱的根本性改变——与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增加，慢性病转而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疾病。

这些慢性疾病大部分都很难治愈，所以，用传统的流行病学指标，如治愈率、再入院率，以及生存率等来评价其临床治疗效果和进行疾病预后的评估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由单纯地关注生命的延长与局部躯体功能的改善，渐渐发展到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多方面综合评价人类的健康状况。

《WHO组织法》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那么，医学目的也就不再是单纯地关心疾病的治愈和生存时间的延长，而是使个人能够从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重塑自我，并具有较高的生活质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质量的测量与评价作为一个全新的、评价健康水平的指标体系应运而生。生活质量评价目前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评价技术，它的革命性在于这种评价体系是以患者为中心，这是医疗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生活质量评价充分反映了健康和疾病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是之前的医学从未涉猎的，具有其他客观指标所不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2.1.2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适用于其他人群生活质量的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同样适用于老年人群。不过与其他人群相比，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例如：①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渐渐下降；②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生活上对于养老保障有很大的依赖性；③原有的大家庭多已解体；④同龄人，特别是配偶、搭档或亲近人的去世，导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或孤独感。

鉴于以上特质，很多学者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如Arnold（1991）提出，虚弱的人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评价，应该包括生理功能，症状/体征，智力情况，社会功能，社会支持，生活的满意度，健康理念，经济情况，追求兴趣以及娱乐的能力，性功能，以及生命力和活力[12]。

Bowling（2003）等对999位居住在自己家中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访谈。他们的研究成果是用一个半结构化的问卷，确定了生活质量的过程因素——按频率排序依次为：社会关系，社会角色，个人活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家和邻居，经济状况，独立性，以及其他杂项[13]。李德明等（2005）的研究明确指出，健康老龄化其实包括了4项基本的要素，即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效能和文体活动。同时发现，所有含有这4项基本要素的实验模型的数据拟合度都较好，此4项要素是在健康老龄化研究领域中相对比较独立的4项要素[14]。

前人的研究揭示我们，若进行较为切实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至少要涵盖老年人的生理状况、心理状况、社会支持（社会关系）、日常生活能力、娱乐情况、环境情况等要素。如何才能比较全面，又不失准确性地测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是摆在所有研究者面前的研究热点和难题。

WHOQOL-100量表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研制，主要用于测量个体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的国际性量表。它能够详细地评估与生活质量有关的各个方面[15]。先后有24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始为15个）的研究中心参与到该量表的研制中，并且已经在37个地区中进行了考核，有29种语言版本在世界各地使用。

WHOQOL-100量表与其他生活质量量表不同的特质之一是它并不偏重于测定个体的疾病状态、残障程度、愈后状态和存活率，而是对健康进行更全面的评估。WHOQOL-100量表的中文版式由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制小组领衔研制。其研制过程不但遵照了WHO推荐的程序，而且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使之更加符合中国人的文化特点和理念。WHOQOL-100的中文版式与原有量表具有等价性，其量表结构见表2-1。

WHOQOL-100量表的另一个特质是它不但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反应度等计量心理学性质（表2-2,2-3,2-4），而且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的测定结果之间具有可比性。这是其他量表鲜有的特质，便于国家和地区间的横向研究和对比，对于发展国际合作和横向评估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