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2)
……彼争剧本者，其意未尝不在舞台，顾于他造登台奏艺之时，其本身特处于诚实之批评及监督的地位，决不若吾国之根本不相容，其所挟以为攻击者，仅针对其剧本（政策）之精粗美恶而立言，决不若吾国之专认己造之人格，而取消他造之人格，故其决胜负也，仅求之于选举及议会，决不求之于兵力。”[6]
革命派与立宪派，“自其主义言之，虽有急进与渐进之别，而爱国之本义则同，然略知二派之内幕者，则因其持论之异同不相下，运动进行之各相妨碍”，在清朝瓦解以前，两派之间就已演成“互相水火不共戴天之势”，不仅是政治主张的距离，还有历史渊源、领袖个人的性格等因素在内。
然而，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宪政与革命二派，曾在推倒清廷的目标上达成了暂时的共识，等到南京临时政府出现，同盟会掌握了主导权，“旧日两派之恶感，隐然勃发。而革命中之不平分子，复凑合以与为标榜，党争之烈，已萌发矣”。所以政治的胜利果实既不属宪政派，也不属革命派，最后而落在了袁世凯的手里。
黄远生认为“其最大原因，则不外势力之莫与敌而已”，恐不尽然。不过他确实看清了，当时的政治之争仍未跳出权力之争的老套路，“大半由于势力问题”，双方或三方之间都把政见放在其次（以宋教仁为代表可能是个难得的例外），“惟是以暗中角斗势力为宗旨，而以政治主义、法律问题云云者为利用之口实，一年以来，莫非势力角逐之幻想，而绝无政治主义胜负之可言。盖以其出发点之本以势力为根据故耳”。[7]
到1920年，杨荫杭在《申报》发表一则短评《戏》，回顾民初政治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政争，感叹说：“孰知一转瞬间，极庄严之戏乃变而为儿戏。”他以为民国以来战事，与演戏无异，“二次革命为第一阕，洪宪之乱为第二阕，张勋之乱为第三阕……”[8]
如果孙中山、黄兴等代表革命派，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所代表的立宪派和袁世凯代表的官僚派三方之间，从旨在争舞台的主角之争转向旨在争剧本的主角之争，而不是以武力为后盾暗中角逐，或者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大打出手，把古代史上一再重复的天下大乱时期那种“逐鹿”“问鼎”式的主角之争，变成近代文明背景下的主角之争，争剧本而不是争舞台，以剧本论英雄，而不是气力争高下，近代的转型也许就顺利得多了。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有伏笔早已深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本人都很难察觉，民族潜意识是世代累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改变的。
辛亥革命是雷霆，是闪电，它撕开了满清数百年统治的长夜，形式上结束了皇帝的垂拱而治，但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古老的土壤，改变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那需要阳光，需要和风细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不单纯是政治层面的努力。其实，包括黄远生在内的有识者，当时已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三、“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
1905年7月28日，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第一次约见宋教仁、陈天华时，就表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9]
孙中山似乎意识到了“驱逐鞑虏，创建民国”的事业完全有可能淹没在主角之争这一古老循环的波涛风浪中。黄兴也很早就对太平天国领袖之间“互争权势，自相残杀”深为忧虑，极力想避免重蹈覆辙，他之所以一心要做配角，从未打算取代孙中山的主角地位，就与他的这种忧虑有很大的关系。
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无论是改良者与革命者之间、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都将一再地陷入旧式的主角之争泥潭。孙中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求与维新派的合作，却遭到康有为多次拒绝，一度热心合作的梁启超最终也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乃至把兴中会仅有的华侨基础也占去了。即使在以海外华侨和受过西式教育的人群为基础的兴中会内部，也有过主角之争。
在孙中山与杨衢云之间，早就为谁做会长、谁在武装起义成功后做总统而发生分歧。
杨衢云原名杨飞鸿，1861年12月生于香港，比孙中山年长5岁。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英文学院，毕业后执教于圣约瑟学院，后在招商局任职，对西方文明有相当的了解。1891年，他与孙中山初识，但没有深交。1892年3月13日，当他和香港公务局职员谢瓒泰等16人发起以“开通民智”为信条的“辅仁文社”时，孙中山并没有参加。1895年，孙中山的檀香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联合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
孙、杨两人在社会背景、所受教育、西学知识、兴趣爱好等方面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合作不是偶然的。1895年中日之间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签字前，兴中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重阳节（10月26日）在广州举行起义，孙负责军事行动，杨负责在香港筹款、购买军火、募集死士。据说杨的朋友黄咏商把一所洋房卖了八千港币，并全部捐出。部署已定，10月10日在香港乾亨行举行会议，“始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10]杨衢云志在必得，曾亲口对孙中山说“非此不足以号召中外”。郑士良、陈少白极力反对，郑表示这个位置非孙中山莫属，“如有他人作非分想，彼当亲手刃之”，孙中山劝止。
小小的兴中会中分成了挺孙、挺杨两派，争夺子虚乌有、八字没有一撇的“总统”位置斗争异常激烈，乃至双方的支持者几乎为此而放弃起义计划。当时杨的势力在兴中会占有优势，最后孙中山为避免发生内讧，顾全大局，“表示谦退”，杨当选。[11]
广州重阳起义计划挫败后，兴中会香港总会也随之瓦解。此后杨在名义上一共担任兴中会会长达五年，康有为派也更愿意与杨打交道。从1898年3月起，杨移居横滨，教授英语为生，曾与梁启超会面。
而事实上孙中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影响力都要在杨之上，特别是伦敦蒙难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成了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1896年11月26日，香港《德臣西报》转载日本《神户记事报》的一篇文章《中国的革新》，未署名的陈少白在文中称，“当今对中国有深切了解而又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者，舍孙医生别无他人。仅此勇气就足以使其整个民族复兴。”两天后，杨的忠实追随者谢瓒泰为此郑重其事地给《德臣西报》编辑去信澄清：“革新派的领袖是杨衢云，一位真金般高贵，白璧般无瑕的进步人士，一位彻底的爱国者和革新派人物。他被称为护国公，孙逸仙医生只不过是革新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德臣西报》在11月30日刊登了这封没有署名的来信。
谢瓒泰对孙中山评价一直不高，他在1895年5月5日的日记中说：“孙的提议让人嗤之以鼻。他以为他什么事都能办到——通行无阻——纸上谈兵！”1896年6月23日又在日记中说：“我知道孙希望人人都听他的，这不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就他的经验来看，完全依靠他是有危险的。”[12]
因此当杨衢云于1900年1月辞去名不副实的会长时，谢瓒泰才会感到惊讶，但杨解释：“一天，孙中山博士告诉我，长江流域诸省的哥老会已拥戴他为‘会长’，同时暗示我，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我向孙中山说，我十分乐意放弃我的职位，还劝告他不要促使分裂。我也告诉他，岂止我的职位，为了事业的利益，我经常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13]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出版时没有自称兴中会的领袖和创建者，有史家认为这与杨还活着有关（杨于1901年被清廷密谋刺死）。
1902年8月，孙中山为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写序，以虬髯客喻宫崎，隐然以李世民、李靖自许，虽然下笔时自谦无李世民之资，乏李靖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
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谈话时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为民国，帝制自为，吾必讨之。”[14]如此看来，在杨衢云与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角之争背后隐约可见剧本之争的闪光。这一点几乎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
孙中山最初更重视的确是“驱除鞑虏”，而不是“创立民国”，其故乡广东香山有个素有帝王思想的富商刘学询，对民权思想毫不了解，孙中山早年办“农学会”，刘曾列名发起，孙中山与刘商量过广州起义的计划，刘大喜，并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居，而以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孙因为刘思想陈腐、难以合作，逐渐与其疏远。1900年，为了利用刘的巨款策动李鸿章独立，乘乱在广东起兵，孙中山仍有过推刘为帝，自揽兵政的方案（当然没有成功）。
直到1905年的同盟会成立会上，有人突然向孙中山提问：“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全场寂然，孙中山竟“不知所谓，默然莫对”。最后是程家柽出来解了围。[15]
从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可知，杨衢云对他矢志追求民国、反对帝制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四、孙黄辞职：“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1912年中华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的出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随后而至的孙中山辞职也是一件大事，历史只有翻到这一页，我们才在孙中山、黄兴、蔡锷等极少数几个伟人身上看到他们勇于放弃权位、兵权的壮举，孙、黄一度主动扮演政治主角之外的社会配角，这样的配角意识更是极为可贵的，是真正的民主思想的体现。可惜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一心只想扮演唯一主角的袁世凯打得粉碎。
邹鲁在《回顾录》中说：“当时最好的现象，就是个个人心地纯洁，大公无私，毫无利禄观念；只想共同建设一个良好的中国。因之让贤让能，却是常有的事；争权夺利，毫无所闻。全国笼罩在新精神之下，可说前途无限光明。不料袁世凯做了总统便想做皇帝，竟利诱威迫破坏国民道德造成以后混乱的局面。这真是可痛心的。”[16]
这番话也许太简单化了，辛亥革命之后固然有革命党人功成身退、毫无权力思想的一面，但这当中照样发生过上海陈其美暗杀陶成章，广东陈炯明杀许雪秋、陈芸生，以及湖南焦达峰、陈作新被杀等惨剧，另一方面，孙、黄辞让背后有复杂的现实因素，不能单纯从道德上寻找原因，几年后（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邓泽如的信里曾重提往事：
“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17]
不过，包括邹鲁、谭人凤等在内，许多人也都认为这种“谦让举动”——“是功是罪，却很难断言的”。但无论如何，孙黄的表现确实足以一新数千年来旧政治的耳目，对于打破抓住权力死不放手的积习，所起到的震撼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考虑到主角意识如此根深蒂固，可以说渗入了很多人的骨髓，更有多少人官迷心窍，对权位趋之若鹜。孙中山曾以“二次革命”时广东为例，认为革命党不是被袁世凯打败，而是“自败也”。先是陈炯明与胡汉民争都督，再是钟鼎基想与陈争，苏慎初要与钟争，张我权又要与苏争，凡手有兵权者“纷纷相争相杀”，袁氏死党龙济光于是坐收渔人之利。
诚如我们前面所说，主角之争实际上无非是权力之争，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1913年1月17日，黄远生曾发表一篇《官迷论》，他认为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的流毒，“此官迷之心理既大发达，则一切道德心、廉耻心、名誉心、乃至一切功名心（建功立业之野心）皆为所刻削而无余。今国势至此，而争权夺利之心不衰，此可见亡国之后，则其熙熙扰扰而争此虚荣者，必不下于今日。”[18]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孙、黄的功成身退之举给予怎样的评价都不会过分。
当然，从幽暗的中世纪向近代文明跋涉的进程中，即使壮怀激烈的革命志士也常常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没有清晰的角色定位。黄兴不懂政治，孙中山也是理想家，对现实政治都缺乏务实的眼光。1912年7月4日，端纳在上海给莫里循写信：
“我们这里的孙逸仙是最讨人厌的人，黄兴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聪明些也深沉些……孙向我保证他要从此退出政界，但是我有怀疑。我注意到凡是去见他的中国人仍然称呼他‘总统’。他们简直要给他磕头了。我深信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摩西了。芸芸众生是命中注定要由他领着到达希望之乡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