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遍地黄金是骗人的

痞子英雄

章燎原有个朋友，名叫陈辉，在给陈辉先生发消息说起“章燎原”这个人的时候，他回复：“章燎原啊，那就说来话长了，估计电话是说不清的。”

两人是初中同学，在创建三只松鼠之前，他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创业经历。陈辉评价他就三个字：“蔫儿坏”，我问是什么意思，他说：“别看他平时话不多，就是闷着坏。”

1991年，打算放弃读高中的章燎原在初三毕业后的一整个夏天都与陈辉厮混在一起。两人会爬上一颗桃子树，将树上的桃子摘得一个不剩；会端两个小板凳坐在村口的阴凉地儿乘凉，摆上一碟花生米和偷来的酒就这样酣畅到太阳落山……当然，也常常有家长带着灰头土脸、涕泗横流的孩子找到家门口前来质问。每到这个时候，章燎原总会撒了欢地往前跑，然后一股脑地钻进排水道口处，死都不出来……但陈辉说在他心目中，章燎原却是个“痞子英雄”。

陈辉聊起他记忆犹新的往事。

农村的孩子总是比城里的孩子懂事早，因为大人们总在用行动感染着他们；但与此同时，没有取舍的“行动感染”中也包含着抽烟、赌博。

过年是孩子们零花钱最多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学着大人的样子打起扑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压在一沓零花钱上的一根根偷来的香烟。烟雾缭绕的小小空间里，全村的孩子们都围在了一起，这其中，也包括陈辉与章燎原。

陈辉是个脑子特别灵光的孩子，他点完几根烟就赢了全村孩子的钱，不透气的房间将这些孩子的小脸儿憋得通红。“有个孩子不服气，联合了村上的其他人给我下套，把我手上的钱全都赢走了。”年少的章燎原猛地掀起桌子就要与这群孩子们斗。拿陈辉的话来说就是：“章燎原坏是坏，但却是一个很有义气的人。”

仔细想想，他的“坏”确实不是单纯的坏，他总能在某种契机上去做到这种坏，让“坏”变得有理由。

现在的章燎原常给他的下属们讲这样一段故事，他说他曾经看过关于海底捞张勇的一段文字，记者问张勇：“您觉得您为什么会成功？”张勇思忖了片刻：“可能我比较善良吧。”章燎原觉得，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他：“老爹，您觉得您为什么会成功？”他一定会回答：“因为我比较有正义感吧！”

如果生活在金庸时代，他必然是一个崇尚正义的侠客。

武侠迷的他，自幼喜爱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内心一直有一种武侠情结。他眼中的正义豪爽，除了斩恶除奸，便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因为比较瘦小，章燎原经常被欺负。他回忆说：“每到一个新环境，我都会筹划一场打架斗殴。”但这并不是平白无故、心血来潮的，这种筹划，也恰恰是他在那个时代赢得存在感的最强战略。“我打架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和不受欺负。”他解释道。

“你知道我这个疤痕是怎么来的吗？”章燎原指着眼睛下被眼镜遮住的一条疤，“当时缝了五针。”他点燃一根烟嘬了一口，眯着眼睛，轻描淡写。

“我比较瘦嘛，年轻时候经常被莫名其妙地当成欺负的对象。”他接着说道。与他一同工作的一名男同事常因为各种原因和理由与他产生冲突。某个中午的休闲时光，章燎原与自己的朋友们蹲在工厂的大树下抽烟聊天，不远处的那名男同事和他的几个朋友躺在大树下睡觉，一根烟尚未燃尽，那名男同事突然站起身来怒吼：“你们给我小声点儿！”

章燎原猛吸了一口手中的烟，顺势拿起脚边的罐头瓶砸了过去，对方被自己打破了头，双方厮杀在了一起。这场争斗中，章燎原左边眼睛下被缝了五针，留了一条深深的疤。

“那是他们的地盘。”他回忆。当时对方站起来狠狠地说：“章燎原，你给我等着，你知道在这一块儿我认识多少人吗，有本事你别走！”

这个外号“章无聊”的人，哪能受得了这种威胁，他说：“我等，你来！我可能打不过你，但绝不会站着被你打。要打就把我打死，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的“坏”和“狠”是出了名的，“小时候谁也不敢欺负我，碰我一下，我就说我是章燎原的外甥，他们就吓得连滚带爬。”章燎原的外甥说起自己的舅舅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我这人就这样，要么不做，要么在某个时间点上狠狠地做。”他把燃至一半的烟摁在烟灰缸里。

在公司管理中，他也是如此。小错，章燎原不管，小错积成大错，他会狠花力气。

有次下班时间，他开车经过松鼠物流部，看见一名员工抱着松鼠产品，鬼鬼祟祟地把东西放进了自己的电瓶车车座下，章燎原什么也没说，开车就走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妻子很疑惑地看着他，他回答：“如果这些小事我都要一件件去管，那我要这个部门BOSS（松鼠人称领导为BOSS）干吗？”2014年的“双十一”，章燎原明知物流部管理有问题却一直未提及，他说：“一个员工能拿多少东西，就让他去拿，拿多了物流部也就觉醒了。”直至物流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终于在某次周会，章燎原发声了：“整改，马上改。”几天后，在三只松鼠内网中突然就蹦出一条“物流部组织架构整改”通知。

痞，却痞得很有道理，用陈辉的话来说，“痞子英雄”一点也不为过。

命向何方

1991年，央视播出的《外来妹》电视剧一炮而红。改革开放初期，优先发展的广东一带是内陆很多省市年轻人眼中的天堂，短短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现状描述得淋漓尽致。看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16岁的章燎原和陈辉正坐在路边摆着地摊，面前摆放着自己从家里拿的两百块钱批发来的皮带，他们想象着批发价两块钱的皮带，以十块钱卖出去大赚一笔。

1994年，章燎原中专生涯的第二年，“无所事事”“调皮捣蛋”“打架斗殴”依然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某天中午，章燎原坐在餐馆与一个同学共进午餐。两人正抱怨着“没烟抽、没酒喝”，餐馆电视上播放的一条新闻“武汉市生产总值达到449亿元……”让章燎原忽的一怔，他突然想起自己武汉开饭店的表哥，那个全家引以为傲的“土豪”亲戚。

章燎原拉着同学，让他同自己一起去武汉。兴奋的他们掏空了口袋却只有30块钱的家当，这些钱连去武汉的船票都无法凑够。两人蒙骗过关，混进了去武汉的船，又心惊胆战地逃过了检票员的检查。到达武汉时，章燎原的表哥带着他们在这座古城里胡吃海喝。

人有时候需要感激那些带给你生活启蒙的人，那是“贵人”，哪怕他并非有意。在章燎原看来，给他带来第一个人生启蒙的人，正是这个表哥。“他让我第一次有了不想贫穷活着的想法。”章燎原回忆道。

武汉的夏天焦躁炎热，火辣辣的太阳下，几个人站在报亭下商量着下一站去哪儿。表哥掏出10块钱买了一瓶3块钱的矿泉水，随手将找下的零钱丢在了报亭边乞讨老人的碗中。他把钱包用胳膊夹住，拧开瓶盖，矿泉水哗啦啦地就往手里倒……“他居然用矿泉水洗手。”章燎原第一次明白语文课本中的“对比修辞”，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位老人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手里矿泉水瓶的眼神，这辈子都没感受过那种对比，那一次彻底明白了。”

内心的那根弦被弹动了。他觉得成为一个有用的、有钱的、不窘迫的人，好像突然成了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从那天起，他便更认真地去选择、去甄别很多的事情和人。时间已经到了他中专学业的最后一年，他终于开始认真地思考未来了。

富贵和贫穷，这两个词在章燎原心中激荡。他开始留心身边的所谓富贵之人，他发现那个年代的富人们，似乎出自同一个地方：来自营销、来自业务。章燎原琢磨着，是否自己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没有人教他如何推销、推销什么，他便想着去书中寻找答案。这么一个内心浮躁，有点痞气的人说要去看书，现在想来未免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毛泽东说“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说的大致是章燎原这种人。如今他办公室的书架上，一本又一本的书数不清，他会问每一个前来面试的人“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会在公司周会上问各部门BOSS“最近阅读了什么好书吗”等问题。如今，谈起书籍，他总是滔滔不绝。他常会说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说如果能回到学生时代写一篇关于“读书”的作文，他一定会写上这么一句：“《平凡的世界》是我人生的灯塔。”这是对章燎原触动最深的一本书。在《平凡的世界》里他找到了自己，觉得自己是孙少平的影子。

中专毕业后的章燎原在父母的安排下，在宁国一家国有小型企业做化验员。国企的清闲让他无所适从，加之周遭女同事颇多，这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与他的性格有太大出入，一颗滚烫的创业心让他焦灼不安，他想离开。

章燎原觉得自己的生活不该如此，“那个时候的心情，就好像孙少平扒火车的梦一样，想离开，但到底成为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不该这么活着。”三个月后，章燎原辞职了。

陈辉也从一家造纸厂辞职了。两人商量着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但到底该去哪里，他们真的不知道。

1995年，两人凑够了3000块钱，到了武汉，章燎原想着能否在表哥在的地方好好发展。胡厚志当时正在武汉，章燎原拜托他帮忙找个房子先住下，用陈辉的话来说就是：“真是拐了80道弯，房租还贵得要死，800块钱一个月，一交就要半年。”很明显，他们根本无法支付这么高昂的房租。

“我们被骗了，”陈辉说，“我们批发了两面墙的衣服。”当时武汉流行穿洋人服装，不按件算，一面墙1000块钱，他们进了两面墙的衣服回来卖。

“这件事情以后，我倒是明白了一个道理，”章燎原点燃了一根烟“营销很重要。”来买衣服的几乎都是他们所熟识的人。但这些人毕竟数量有限，衣服卖了两天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光顾了。章燎原自此明白“营销是建立在信任感基础之上的”。

他们一把火烧了剩下的所有衣服。

此时，陈辉的朋友王志敏也加入了他们失业的队伍中。陈辉的父亲经营着一家苹果店，三个人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跑到苹果店去解决昨天剩下的苹果，日复一日。这期间，三个人曾摆摊卖东西，但都失败了。

“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章燎原说，“决定收掉地摊后的一天，我们去河边钓鱼，那天好奇怪，我记得我们聊的话题特别深刻。”章燎原说起这几句话的时候面色沉重，“我们聊到了生死问题，很想知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死后是什么样的，这样下去能活出什么名堂。”那天，他们聊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清晨的宁静被“咚咚咚”的敲门声击碎。

“王志敏自杀了。”

他看着面前惊慌失措的陈辉，有太多的不可思议。

章燎原很难过，噩梦不断。黑夜里，窗台洒满月色，帘幔浮动，他寒毛直竖，第一次直观地、充满敬畏地看待生命。从未考虑过的生死问题被推到眼前，这个他从未想过的“死别”，在他内心掀起巨大波澜，他觉得那时的心情严肃而庄重。章燎原深知这生活的压力本不该使王志敏如此，但自己这样活着，又和他有何分别。

次日一早，章燎原匆匆起床，对着镜子洗漱换装，整理衣襟，拉紧皮带裤，突然停了下来，低头……想起了曾经与陈辉摆摊卖皮带的日子，想起了地摊对面小吃店的电视上播放的《外来妹》。

异乡人

1996年，章燎原与陈辉站在东莞火车站的出站口，他仿佛闻见了成功的味道。

在东莞发展的老乡开着一辆奥迪将他们的行李放进后备箱，章燎原坐在车的副驾驶座位上，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城市的霓虹灯。

老乡车开得很快，碧瓦朱甍的楼宇披上灯火稠密的霓虹大衣，汹涌着光的波浪，伫立在这喧嚣的城市，迎接着每一位外来务工人员，路口的车灯融进这喧嚣的不夜城，伴随着车内有节奏的音乐声，章燎原感受到了自己随之搏动的心跳。他看着车镜里被风吹乱头发的自己，眼神异常坚定。

经老乡介绍，陈辉在一家公司做保安，章燎原则在一家工厂上班做电工，修理电线、砌墙、粉刷，甚至连木匠的活也在做，他成了一个 “一专多能”的人。

工厂的工作很辛苦，好在吃喝不用自己掏钱。紧闭的工厂大门，没日没夜地加班，每三个月才可以拿到一次工资……每天早上七点半开工，七点钟不到大家就急匆匆地起床穿好衣服去抢饭，晚了连口汤都没有。起初章燎原也不爱去抢，但抢不着一饿就是一上午，过度的体力劳作让他招架不住，便也迫于无奈跟着去抢了。“我第一次知道我那么能吃，”他用双手比出一个大大的圆，“这么大一碗饭，我能全部吃完。”封闭的工作环境总让人觉得透不过气，夜深后，他总爱站在工厂大门前往外看，远处霓虹弥漫，但唯一陪伴他的只有黑夜里缓缓飘散的青烟。

好不容易熬到了发工资的日子，章燎原正计划着出去吃上一顿好的，却看见同房间的同事匆匆忙忙地把钱用纸巾包裹着往外走。

“我把钱给家里寄回去”。

章燎原怔住了，他仔细环视着这个空空的房间。除了紧挨在一起的床铺，窗台上摆放着的杂乱无章的洗漱用品和肥皂，什么都没有，他突然感觉自己像个赚钱的工具。

人，不该这样活着。

辞职后的章燎原又进入了一家夜总会做服务员。如今章燎原鲜少与人提起在东莞的这段经历，但他总会淡淡地说：“那个地方让我彻底明白‘自尊’两个字的横竖撇捺。”不久前，一名松鼠员工因为工作问题情绪不佳，觉得他人伤害了自己的自尊，章燎原这样回复她：“1997年我和你一样大，在东莞的一家夜总会当服务员，被人骂到哭的时候，我的经理告诉我‘你的岗位就是服务，这就是工作，下班后你才属于你自己。如果有一天你真正明白了，你一定不会哭。因为这份工作，你充当的就是一个演员，如果无法做到，你可以选择放弃这份工作’。”章燎原随即说道：“有自尊心是好事，能激发人的斗志，但不能被自尊心绑架，有时候很多人生的失败是‘为了那一点所谓的可怜的小自尊，最终丧失了社会的大尊严’。”今天跪着活，哪怕成为最后一人；明天继续站起来，不丢人。

小自尊与大自尊后来成了章燎原嘴里经常提及的词。他的小自尊，在东莞的城市里，渐渐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

“再苦我都不怕，最怕的是看不到未来。”章燎原回忆道。被当作受歧视的外来务工人员，他最贫困的时候甚至捡过烟头。

章燎原给家人打了个电话，那一分钟的电话里，家人强烈要求他回安徽。挂完电话后，他发现这一分钟的电话费居然高达25元。

他在思考，这些个人的小自尊何时能换来社会的“大自尊”。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夜，章燎原站在夜总会的楼顶，俯视着这个灯火弥漫的城市。他觉得这一幕好熟悉，刚踏入这座城市的时候，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住宿费，他与陈辉就住在山顶，山下的风景好像也这么美。他点燃一根烟，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

他不舍得离开，哪怕这个城市已经乱到让自己心慌。但他喜欢这些陌生的面孔相聚在这里，只是这个城市好像并不能接纳他这个异乡人。

香港回归的日子我也回归了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章燎原从1000元的全部身家当中拿出580元买了个VCD，也踏上了回归的路途，陈辉还坚持留在东莞。

“太乱了，小偷都是光明正大地偷东西。”章燎原把VCD用绳子绑在身上，“从东莞回去总该留下点什么，那时候家那边还没有这些新鲜玩意儿。”坐在火车上的章燎原果然被人瞄上了，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动自己的衣服，他睁开眼睛，很随意地说：“没什么，就是个破电器。”说完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一根根地散给车厢内乘客。

这些年他从自己身上总结的失败教训太多了，他已经够努力了，这一次，章燎原除了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也审视了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他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成功。

把自己关在家里，仔细分析身边那些在东莞挖到金矿的人的共性，大部分是1992年去的东莞，生活已经步入正轨。至于自己，怕是已经错过了东莞发展的红利期，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战略选择，而自己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期，他并不是错，只是错失了时机罢了，他那样认为。

深夜，章燎原坐在电视机前抽着烟，嗡嗡作响的日光灯电流声不断打断他的思绪，索性关掉灯，从东莞带回的VCD在一圈圈的白雾里正微微地闪着光，他把烟掐灭，猛地站了起来。

他用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情忽悠了一对兄弟，三个人开了一家VCD店。此时，VCD已经开始慢慢风靡开了。那俩兄弟两班倒地经营着这个小店面，章燎原将钱投进VCD店后，便再也没有管过。与此同时，他又琢磨着开了一家饭店。

环境对一个人有巨大的影响，章燎原回到这个自己曾经打拼过的城市，身边所谓“道上的朋友”也越来越多。

“他哪会开饭店，”胡厚志说，“他那时候还给我打电话问我酸菜鱼怎么做，客人都要上桌了。”章燎原的饭店倒也不是因为味道不佳而倒下的，而是朋友太多，被活活吃空了。

开了饭店，关了饭店；开了服装店，关了服装店；开了VCD店，转让了VCD店，实际问题摆在眼前，他到底能做什么？

掏空了口袋里所有的积蓄以及借来的钱，又一门心思地投入冷饮店，他希望这一次自己能做出一点成绩来。门可罗雀的生意让他的心如店里的冰块儿一样凉。

夜里，他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三岔路口，三五个拿着酒瓶抽着烟的小混混大老远就在乱喊，章燎原停在路口问自己：“我就是这样的人吗？”他描述当时的感受是：“好像眼镜上的一层水雾突然被擦干了一样，从前它遮得我看不清路，还晕。”

醒了，这一刻，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疲惫与憔悴。

1998年，董文华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章燎原终于能够理解了。